薛道恂

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薛道恂年二十二。少来了了，忽得时行病，差后发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犹多剧，忽失踪迹，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后有一女子，树下采桑，虎往取食之。食竟，乃藏其钗钏著山石间。后还作人，皆知取之。经一年还家，复为人。遂出都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恂自云：“吾昔曾得病发狂，化作虎，啖人一年。”中兼道其处所姓名。其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是号哭。捉以付官。遂饿死建康狱中。
佛教自东汉时期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以来，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六朝时的皇帝均崇佛奉法，礼遇沙门。建寺造像、办斋设会、幸寺舍身、讲经著记成了日常功课。他们把佛教与政治结合起来，作为精神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授予佛教徒以特权，建浮图，免徭役、输米粟，以至寡后们削发为尼。并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广译佛典、大肆建寺、开凿石窟、雕塑佛像。著名的云岗，龙门、麦积山石窟即是从此时开始开凿的。
佛教如此兴盛，在于它教人寄希望于渺茫来世，此时庶民百姓中迷信佛法亦很盛行。出家者极多，而在家的善男信女更多。为了逃避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的黑暗，许多群众从佛教中寻求安慰，深信佛教的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六道轮回，善恶报应的佛家主张。再者，佛理玄奥精微，又很适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口味，正好被文人援入清谈，魏晋时期的许多著名学者如曹植、王羲之、谢灵运、颜之推等人都喜欢研究佛理，热心于建寺造像。正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中云：“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文人在纂史及编著作品时，也受到佛教经典思想很深的影响。
《齐谐记》为志怪小说集，七卷，取《庄子·逍遥游》中“齐谐者，志怪者也”一语以为书名，原书亡佚于赵宋。除《艺文类聚》、《北堂书钞》、《法苑珠林》、《初学记》、《白孔六帖》外，仅见宋初《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征引。吴均《续齐谐记》下云：“《唐志》又有东阳无疑《齐谐记》,今不传。”《古今图书集成》所引《齐谐记》均引自他书。
本篇小说是作者受佛教的“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六道轮回，善恶报应”的思想影响，并以此做为主导思想而写的，说的是薛道恂发狂变虎，食人无数。后复人形仕官为殿中令，座中向人自述化虎食人一年，并述其姓名，遂后被受害人家属捉以付官，饿死在狱中的因果报应故事。行文中，作者并不宣教经义，而是靠形象去表达主旨，显得相当成熟。
在《齐谐记》中人化虎事，不只“薛道恂”一条，还有“吴道宗母”条亦记此类事，条中云：
　　晋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吴道宗，少失父、单与母居……宗赁，不在家，邻人闻其屋中碰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班虎在其屋中……后一月日，便失其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母乌班虎，百姓患之……杀数人，后人射虎中膺、刺中其腹，虎还其家故床上……。
可见利用人化恶虎，作恶杀生，最后自己引来杀身之祸的故事，以此宣扬佛教的好生恶杀，善恶报应的教义思想，是东阳无疑惯用的表现方法。
这种题材，对后世的小说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唐代李景亮的传奇小说《人虎传》及明代奇谈小说《醉醒石》中都有类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