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汪合流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当天，即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特委会组织大纲之际，蒋在杭州公开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1]明白表示他的“隐居”生活终于结束。张继到上海后立即遵从蒋介石之意公开发表谈话，指陈党内不能团结，责在粤方，以此为蒋氏复出大造舆论：“目前欲解决外交、财政之难关，只有维护统一之一途。统一政府为徇粤方同志之意而组织，其人选大半由粤地来，则无论如何粤方同志应首先表示拥护，始见求统一之真诚……循此以进，统一方名符其实，财政、外交始有办法。届时汪、蒋入京当无问题。余信目前症结不在汪、蒋，而在广东，深盼广东同志，翻然改图，维护统一。尤愿展堂负党国重望，以真诚感动两粤同志……政府亦应负全责，解决广东半独立之状态。”^[2]
15日，蒋介石电召陈铭枢赴杭了解情况后，亲笔致函汪精卫，令返京的陈铭枢经沪时转交汪^[3]。随陈一同赴沪的张群因衔蒋命同上海金融界会商，政府财政恐慌立解。16日晨，陈铭枢至沪，将蒋介石信函交顾孟馀转汪精卫。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同蒋晤面。行前汪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4]。此时，蒋汪合作的时机完全成熟。
1月17日，蒋介石同到访的汪精卫会商成功，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5]。蒋、汪在致孙科电中还表示他们将候胡汉民来杭，即联袂入京，并要孙再电胡促驾^[6]。同时又电胡汉民，请“一同入京，协助哲生及诸同志”^[7]。蒋在当天日记中慨叹道：“昨夜与今日形势甚急，胡派与冯、李等急欲通过绝交案，以为撒烂污下台之地。各友心急连电呼救，余急电请孙来杭，勿使开会通过也。”^[8]
此时，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再对孙科客气了。18日，他派毛邦初亲自驾驶蒋氏自备的飞机，直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机赴杭^[9]。当日上午，蒋、汪又继续会商大局，蒋对汪言：“以孙科之愚，吾辈为总理计，必力为援手于陷井之中，而置袵席之上。至对于国家大局，吾辈已负诸肩上，尤当高瞻远瞩，深虑熟图。”^[10]从蒋的口气中，不难读出蒋此刻的心态：“国家大局”非负诸其身不可了。
孙科等人抵杭后，即赴烟霞洞会谈，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烟霞洞会议”。参加者计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何应钦、张继、孔祥熙、邵元冲等人^[11]。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向孙科询问会谈结果。孙只是回答：“圆满，圆满。”记者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12]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对会谈内容写道：“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13]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除继续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孙科内阁，阻止蒋、汪合流，胡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14]
胡汉民对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深恶痛绝，只是此次被蒋介石扣押，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汉民十分愤慨。可是，他此时除了能发表一些斥责蒋、汪的言论外，已是无能为力了。气愤之余，胡汉民在19日同中山大学学生请愿团谈话，公开宣布拒绝同蒋、汪合作。他表示：“汉民自十七年入京，计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门一步。晨夕孜孜，未箭稍苟逸，不特志不伸，言不听，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之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15]
20日，孙科、汪精卫等人一同乘火车赴京。21日，蒋介石由杭直接飞到南京。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般观察，孙科显然未能主持全局，大势所趋，汪、蒋必分负党政重责。冯亦将于此时与蒋、汪合作，搜集旧部，逐渐回复政治地位。”^[16]特别是蒋介石“在杭州《东南日报》发表之谈话要点，对孙氏了无好评。弦外之音，益使孙氏感觉无从乞取助力”。孙科知道自己的戏已经快唱完了，难以恋栈，已“有引退之意”。^[17]
22日，蒋介石、汪精卫入京后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开始时先由何应钦报告前方“剿赤”军事问题，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近况。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介石起立发言：“关于对日问题，无论战与和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18]蒋在谈话中还指责粤方胡汉民破坏统一，并称：“外交问题，全在国内自强，故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以广东人而亡国民党，以国民党而亡中国，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19]
24日，特务委员会议开会讨论国难问题。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发言最多。最后多数与会者反对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并予以否决。陈友仁当即提出辞呈，离京赴沪。孙科借口追陈友仁回任，随之赴沪。据《事略稿本》记载，当天下午蒋介石“访孙科不遇。公曰：‘哲生昏暗，易被人利用，其或将不辞而行乎？’到励志社与汪兆铭相见，汪谓：‘哲生往沪邀陈友仁回任。’公曰：‘此其借口之辞耳。愚哉！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辜负余援手之心矣。’”当晚，蒋介石临睡前思孙科事，再次叹曰：“哲生岂其终不可救药乎？追念总理，心何能安。”^[20]
果不出蒋氏所料，25日孙科即随陈友仁在沪同时发表辞职电。下午中常会开会讨论孙科辞职案时，仍决议：“去电孙科同志取消辞意，即日回京，并推张人杰、张继、居正三同志前往催促。在未回京以前，由陈铭枢同志代行行政院长职务。”^[21]随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赴沪挽留，但“孙辞意坚决，拒绝见客”^[22]。此时谁都清楚，双方的行为不过都是虚应故事罢了。26日，蒋介石告汪精卫：“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23]同时，蒋还致电宋子文表示：“财政无人主持，请兄即夜入京相商。”^[24]
27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主席，通过重要决议案两项：“(一)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指定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馀、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幹为常务委员。”^[25]28日下午，蒋、汪再次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汪精卫终于表示愿就行政院长之意。当晚9时开临时政治委员会，蒋介石主席，决议：孙科辞职，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就在会议进行期间，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悍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
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作出重要决议三项：“一、政府迁都洛阳；二、在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陈绍宽、陈铭枢、唐生智11人为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幹为外交部部长，批准黄汉梁、陈友仁辞职。”^[26]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护送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政府首脑渡长江到浦口，乘火车转赴战时首都洛阳。当晚蒋宿浦口，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这一天的忧愤心情：“今日上午会敬之、益之、墨三，再会党务干部后，即请林、汪二先生过江。林则延缓以为多事，汪夫人亦有难色。余无职责而不能不为负责之事。观此内情，心地之苦，无以复加。然为国为党，又不能不忍痛茹苦以行也……既无职权，又恐其怀疑，又恐各方对其失礼。此时余诚忍耐之时，受屈之时乎？林、汪专车八时开行，余留宿浦口候消息，恐余等离京后，外交与社会军心不安也。”^[27]
3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根据《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28]。14日，朱培德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并力荐蒋介石兼任该职。最后，中政会决议通过此案^[29]。至此，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遭“非常会议”逼迫下野之耻。
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都不得不相互妥协。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形成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