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文《宦者传论》

范晔文《宦者传论》

《易》曰： “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阍者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又云： “王之正内者五人。” 《月令》： 仲冬，命阉尹审门闾，谨房室。《诗》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谗之篇。然宦人之在五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景监、缪贤，著庸于秦、赵。及其敝也，则竖刁乱齐，伊戾祸宋。

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倖。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其后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卒有萧、周之祸，损秽帝德焉。

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惟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

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

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 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 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意见排斥； 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 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真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 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 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 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 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搆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窦武、何进，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协群英之势力，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斯亦运之极乎？ 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 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 魏武因之，遂迁龟鼎。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

(据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本)

范晔是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的《后汉书》简明而周详，记载有重点而不遗漏，叙述议论，颇有文采。其中各论赞，更是范晔得意之笔。他曾自称：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尚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宋书》作者沈约认为，他的这种自我评价符合事实。

《宦者传论》概括叙述了宦官势力嚣张的始末，揭露了宦官的横暴、奢侈、贪婪，总结了东汉一代的历史教训，痛言切之，语言精练、准确。当然，究其根本原因，宦官专政是由皇帝个人独裁和家天下的封建政体所决定的。

第一段从开头“《易》曰”到“伊戾祸宋”。主要叙述宦官的由来。作者从《易经》的“天垂象，圣人则之”谈起，到《周礼》按天象置宦官，又引《周礼》、《礼记·月令》、《诗经·小雅》等古代典籍中的有关记载来说明“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为什么要置宦官呢？范晔推测原因道：宦官的生殖器被摧残，不是全人，又无外党，只与皇宫中的人来往，容易使役吧。“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广”，宦官还是逐渐参与了政事。宦官参与政事，其功过是非又是如何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范晔没有一概而论，他写道：“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 景监、缪贤，著庸于秦、赵。”勃貂即春秋时晋寺人披，他曾报告吕甥和卻芮将焚晋文公宫的消息，使晋文公免难；后又曾向晋文公推举赵衰作原守。管苏，春秋时楚共王常侍，常对楚共王言说道义，深得楚共王赏识。景监，战国时秦孝公宠臣，商鞅入秦，曾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佐秦孝公成霸业。缪贤，战国时赵国宦者令，曾推荐蔺相如给赵王，建立功勋。以上这些都是有功于历史的宦官。但宦官参政之敝也不少，“则竖刁乱齐，伊戾祸宋”。竖刁，春秋时齐桓公寺人，齐桓公死时，他与易牙等杀君使，造成政局混乱。伊戾，春秋时宋国寺人，曾向宋平公诬陷宋太子将为乱，平公杀太子。第二段从“汉兴，仍袭秦制”，到“损秽帝德焉”。大意为追求西汉时宦官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利弊。“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当时还参杂用一些士人。到了高后称制，即吕雉临朝行天子事，以宦官张卿为主管接待传达之事的“大谒者”，以便“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文帝时，亲幸赵谈、北宫伯子； 孝武帝时亲幸李延年。由于这些皇帝经常要在后宫别舍馆游宴，因此请奏机密之事多以宦官为主。这时宦官的功过是非又是如何呢？元帝时，“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盖。”汉宣帝、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为中书令，相继专权，终于发生了萧周之祸，“损秽帝德”。第三段从“中兴之初”到“汉之纲纪大乱矣”。这一大段是论述东汉宦官得势横行败坏朝政的发展过程。“宦官悉用阉人”，是从“中兴之初”，即东汉光武帝刘秀重建刘氏王朝开始。到了明帝永平中，开始对宦官规定员数。和帝是十岁即位的小皇帝，由窦太后临朝执政。窦太后之兄窦宪，拜大将军，权倾朝野，其弟窦笃、窦景等横暴京师，出现了“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惟阉宦而已”。和帝年长后，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计，诛灭窦氏，迫窦宪自杀，“终除大憝”。但由此又使郑众一方极盛，郑众被封官为大长秋，爵鄛乡侯，“于是中官始盛焉”。明帝以后，一直到延平时期，宦官“委用渐大”，人员也增多，其中甚至有兼领九卿职权的，邓后临朝，宦官之权又有加剧。邓后是和帝的皇后，和帝死时，殇帝始生百日，邓后执政。八个月后，殇帝又死，立安帝，仍由邓后执政，邓后执政凡十五年，“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宦官不可一世。范晔引用时人朱穆的话“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宦官手里拿的是王朝的爵赏，嘴里说的就是王朝的法律，他们实际上窃取了皇帝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作威作福，再也不是仅仅担任后妃宫嫔役使杂务了。接着，简述了宦官孙程、曹腾、五侯等的史实，分析了他们虽然有功绩，但终使汉之纲纪大乱。“孙程定立顺之功”，孙程是安帝时中黄门，顺帝刘保原为安帝皇太子，后被废为济阴王，安帝死，阎后立北乡侯刘懿，懿死，孙程等聚谋奉刘保即位，是为顺帝。“曹腾参建桓之策”，曹腾是顺帝时的中常侍，顺帝死，冲帝立，数月死，梁冀立质帝，梁太后采纳曹腾的建议与梁冀订策，立蠡吾侯刘志，是为桓帝。“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大将军梁冀专权骄横，桓帝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议诛梁冀，事成梁冀被诛，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贵盛无比，时称五侯。这些宦官“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这时即使有忠义之士，也“意见排斥”，宦官的权势达到“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的地步。凡“阿旨曲求”宦官的，“则光宠三族”;凡对宦官“直情忤意”的，“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

最后一段，从“若夫高冠长剑”直到结束。范晔以满腔激情极论东汉宦官之祸促成东汉的灭亡。首先写了宦官的势众“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 苴茅分虎，南面人臣者，盖以十数； 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 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然后再描绘宦官的究奢极侈：“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缓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范晔指出： 这一切都是剥夺黎民百姓所得！ 宦官们在经济上如此，在政治上则是“构害明贤，专树党类”。一些附权趋炎之徒，自施宫刑，或者阉割自己儿子向宦官求显达。这样，“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同恶相互援引，宦官之徒召来越多，以至“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究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摇乱华夏之区的剧寇，实际上指的是农民起义，这种说法是封建史学家的局限。“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敢于抨击朝政的忠良之士都被连同妻儿一起残害。“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罹被灾毒”。这几句指东汉末年宦官发动的党锢之祸。桓帝时，世家大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宦官集团，延熹九年，有人勾结宦官诬告他们“诽讪朝政”，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被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事泄被杀。建宁二年，灵帝在宦官侯览、曹节挟持下收捕李膺、杜密等百余“党人”下狱处死，以后又流放、囚禁六七百人，并命令“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连及五族，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给反宦官势力的士人、官吏带来很大的灾难。而当时“窦武、何进，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协群英之势力，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窦武与陈蕃合谋诛灭宦官，几次告诉窦太后，太后犹豫，事久不决，谋泄而被宦官所杀。何进是灵帝何后的哥哥，为大将军，灵帝死，立少帝刘辩，何太后临朝，何进与袁绍合谋诛灭宦官，但也不能当机立断，何进反为宦官所杀。范晔叹道：窦、何有位有势、有众口嚣嚣，民怨沸腾可乘，有群英协力，而不当机立断，结果被诛灭，“斯亦运之极乎”? “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 ”何进被杀后，袁绍恭行天罚，捕宦官尽杀之，但招来董卓之祸，以暴易乱，无济于事。梁冀毒杀质帝后，朝臣议立清河王为帝，宦官曹腾夜往说梁冀，如果立了清河王，便要受祸，于是昏弱的桓帝得以继位。魏武，指魏武王曹操，曹操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被视为宦官之后，以后曹操终于成为汉朝覆灭的乱源。范晔借用《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大夫屈荡的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意思是说，桓帝因宦官曹腾而得君位，传至献帝，其君位终于被宦官曹腾后代曹操夺去。

《宦者传论》据史直论，淋漓酣畅，笔势纵放，文采斐然，是范晔的得意之笔，也堪称中国散文史上的名篇。从史学上说，范晔以史家之笔对宦官的权势熏灼、骄奢淫佚作了充分的揭露。东汉后期的一百年间，王位上先后坐过八个十五岁以下的小皇帝，最小的刚出生一百多天。这些皇帝年幼无知，容易受人摆布，因而造成外戚专权。这八个小皇帝中有三个夭折，其余五个长大成人以后都是依靠宦官剪除了当权的外戚势力，就先后五次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得势的宦官结交党羽，启用亲戚，形成了庞大的宦官势力集团。这个集团大量启用下层豪强地主充当郡县官吏，夺人房屋，掘人坟墓，抢人妻女，穷凶极恶。尤其是镇压舆论的党锢之祸绵延二十余年，这不但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一次次激化，也使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阶级矛盾激化，终于引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宦官专政对政治的影响十分恶劣，促使了封建专制制度更加腐朽黑暗。“若夫高冠长剑”到“不可单书”一段文字，对东汉后期宦官掌握中央大权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情状描摹得淋漓尽致。作者憎恨他们的植党营私，残害忠良，剥削人民的态度，也在叙述中表现得非常鲜明。范晔强烈的爱憎建立在史实基础上。他并没有把宦官专政的责任全部推给宦官，而是充分揭示了宦官专政产生的原因。宦官专政与宦官个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东汉宦官专权酷烈的时期，猜忌残忍者毕竟是少数得宠的上层，当时的宦官也并非铁板一块，干的也并不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勾当，忠心朝廷有功国家的宦官也比比皆是。在传论中也赞扬了汉代以前有作为的宦者，如勃貂、管苏、景监、缪贤等等。范晔充分指出，从总体上来说，宦官“委用渐大”乃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派生物，没有皇权就没有宦官的生存处，宦官能否专权关键是“人主所为”。对宦官贬斥太过，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

范晔的文章极富文采，正如他自己所说：“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宦者传论》如其他序论一样，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叙述史实简练而又生动，于叙述中表现自己对于人物事件的评价和倾向。序论是整个传记中的一部分，作为开头，它不需要复述史实，而应该综括首端，或撮举大事，抓住事件的重要关节，作为论断的根据，做到言简意赅。在整篇文章中，又不乏细致生动的描写。比如，引用“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来刻画宦官得意之极的神态；用“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来描述汉之纲纪大乱，都是传神之笔。尤其是历来作为名段传诵的描述东汉宦官结党营私奢侈骄横的大段文字(即“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以下云云)，更是纵横开合，淋漓尽致。孙德谦《六朝丽指》说： “余最爱读其序论，尝欲钞撮一编以作轨范。盖蔚宗之文，叙事则简净，造句则研炼，而其行气则曲折以达，疏荡有致，未尝不证故实，肆意义，篇体散逸，足为骈文大家。”

从语言上说，《宦者传论》是骈散相兼，文气疏朗，音节和谐，铿锵可诵。文章基本上使用骈文体，无论叙事或议论，都大量驱遣俪词偶句，文采华美而雅洁，不刻意雕琢，不浮侈，不板滞，有工致之美而不伤自然。加上通篇常常奇偶相生，散文句错落于骈文句间，增加了文章疏宕之美。南朝一部分骈文由于过于追求辞藻的绮艳而陷于浮靡；或者属对过严，拘束弥甚，使文不流畅。范晔的文章没有这个弊病，而且，他很懂得语言的节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