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荟萃，名家辈出：辉煌的宋代江西文坛

宋代是江西文坛的辉煌时期。在这三百年间，江西文坛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文学大家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文天祥、晏殊、晏几道、姜夔等名家辈出，一时间，整个江西文坛如日中天，璀璨至极。在以上这些大家中，既有诗、词、散文众体皆备的文学巨匠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又有首开风气、独擅一体的名家高手，开创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开创婉约词派的晏殊、晏几道。此外，在江西文坛上卓有成就的其他诗人、词人亦如群星闪耀。在诗歌方面，仅江西诗派的作家，除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位开宗人物外，还有吕本中、曾几、赵蕃、韩淲、方回等等一大批活跃于当时文坛的诗人；在词作方面，近人唐圭璋的《全宋词》收词家1397人，其中江西籍词人就有170余人，占十分之一强，足见当时江西词坛之盛。
欧阳修(1007—1072),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四岁丧父，幼孤家贫，由母亲郑氏教诲，以荻画地为书，历来传为佳话。欧阳修儿时曾得韩愈遗稿，苦心探研，废寝忘食。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二十四岁，中进士，此后开始在地方和中央做官。当欧阳修登上仕途并进入文坛时，正值统治阶级内部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吕夷简为守的保守派之间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主持“新政”,欧阳修站在进步的范仲淹一边，积极支持新政。“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因为范仲淹鸣不平而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后来，欧阳修在朝廷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政治上也渐趋保守，以至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成了反对新法的守旧人物。卒谥文忠。
欧阳修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梅尧臣、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对字句和音节的感觉，都在他们之上。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苏洵父子、王安石、曾巩诸人都是在欧阳修的直接和间接的鼓励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宋史》本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欧阳修在文学史上的业绩是巨大的。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称欧阳修为“今之韩愈”,这称号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宋初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取得了决定性影响，他为宋代诗文发展，特别是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阳修继承韩、柳的文学理论，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一方面，他十分强调道对文的重要性，把道视为作家的根本修养和内涵功夫，所谓“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另一方面，他认为文有其独特性：“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他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说明了有德行者未必一定有好文章，道是不能代替文的。对道，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认为要注重实在。欧阳修所讲的道，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因此，在他看来，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这种主张，既抨击了西昆派的形式主义文风，又与石介等道学家所倡导的有区别。而对于文，他倡导平易，反对崇尚奇险。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做知贡举，他大力倡导平实朴素的文风，从而使科场文风为之一变。由于欧阳修在政坛、文坛上都有崇高的地位，加之有像梅尧臣、苏舜钦这样的朋辈以及像苏轼、王安石、曾巩这样有为的后辈团结在他周围，共同努力，所以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欧阳修是宋代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他的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语言简练准确，内容丰富多彩，发表政见，抒发感慨，寄托性情，表达理想，各种题材随手拈来，皆成妙文。政论文是欧阳修散文中的重要部分，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其特点是中心突出、说理充畅，其中《为君难论》《朋党论》《纵囚论》等皆堪称佳作。一篇《五代史伶官传序》,通过对五代时后唐李存勖兴衰过程的具体分析，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说明了国家“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的道理，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该文把叙事与议论融为一体，语言婉曲而晓畅，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一唱三叹，堪称千载美文。欧阳修的题记文常常借记游而抒情或借记事而议论，抒情中富有理趣，议论中翻出新意，《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都是广为传诵的抒情佳品，《秋声赋》不用典故陈言，也不堆砌雕琢，却把无形的秋声写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竦，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 其触于物也，𫓩𫓩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欧阳修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虽逊于散文，但宋诗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在他的创作中形成的。他学习韩愈的诗歌，倾向于散文化、议论化，这样就不太受形式格律的束缚，能畅所欲言，充分写物、言情、发议论。不足的是，有些诗不免太直、太露，缺乏诗的韵味。欧阳修的部分诗作直接反映人民的疾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如《食糟民》,把官吏们的“日饮官酒诚可乐”和贫民百姓的“釜无糜粥度冬春”的困境加以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作为官吏的内疚之情。欧阳修在他一些抒怀和写景的诗里，能运用平淡秀丽的诗句，抒写个人的深切感受和情怀。其中《画眉鸟》《晚泊岳阳》《丰乐亭游春》《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等都写得很有特色，尤其《画眉鸟》写得更为出色：“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这首诗是诗人在被贬滁州时所做，艺术地表达了诗人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我国诗歌的特殊评论形式——“诗话”的开端。《六一诗话》以随意漫谈的形式去评论诗歌，其中包含着许多精辟的见解，体现了作者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立场以及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深厚素养。
欧词较其诗更具特色。宋初文人，多不专心作词，只是逢场作戏，偶一为之。欧阳修则勤于作词，并为此付出了很大心力。他在词的创作上也属于开风气的一家，在词史上与晏殊齐名，并称晏、欧。在诗文中，欧阳修俨然一副庄重的儒家面孔，在词里，他却大书男女之恋和离别相思之情。如他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全词写得缠绵含蓄、情思深远。
欧词十分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和描写，做到细腻真切、含蕴有致。著名的《踏莎行》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欧词在内容和风格上，上承南唐，尤其是冯延巳，下启苏东坡、秦少游。冯煦《蒿庵论词》说：“欧阳文忠词与晏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二十二岁中进士，曾在鄞县、舒州等地做过知县、通判等职。仁宗时，曾上万言书，主张政治改革，表现出矫世变俗的志向。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命他为宰相，实行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在旧党的激烈反对下失败，他本人被迫辞职。神宗死后，新法被全部废弃，王安石抑郁而死。
王安石是宋代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个大诗人、大散文家。就其本人意愿来说，他并不追求以文学才能见重于时人，而是想以自己的政治才能尽忠于朝廷，所以当欧阳修以“翰林(指李白)风月三千首，吏部(指韩愈)文章二百年”的诗句来赞美他时，他却以“他日倘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相答。正是这个原因，无论他的文学思想还是他的诗文创作都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王安石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殚精竭虑，可以说，他的文学活动和政治改革是密不可分的。王安石提出，文章必须对社会有实用价值，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裨益，即在《上人书》中所说“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他提出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前提下，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他还指出，文章既然讲实用，那文辞就不必“巧且华”。王安石的这种文学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意义，只是对文学形式的作用估计不足。
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居多，这些文章议论深刻、观点鲜明、分析透辟、行文尖锐，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所特有的犀利眼光和高远见识。其中像《本朝百年无事劄子》《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等都是其政论散文的精品。王安石的散文和其他名家散文比较，其突出特点是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立意新颖，语言简朴，但不注重从情感上去影响、打动读者，这些是和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特点分不开的。
王安石在诗歌创作上也有引人注目的成就。王诗倾向性十分鲜明，并素以风格雄健峭拔、修词精炼著称，而且常用散文化的句法入诗，这对宋诗之后的发展影响甚大。王安石写了不少关心人民疾苦和忧虑国家前途的作品。在《白沟行》里，诗人批评了宋王朝严重忽视边防的重要以及守边者皆非良将等国防问题。在《秃山》一诗里，以寓言形式，把剥削者比作“不善操耡耰，所食在果谷”的猴子，指出这样下去势必坐吃山空，把国家变成一座“秃山”。另外，王安石还有不少咏史和怀古的诗篇很有特色，反映出思想新颖、决不人云亦云的思想家本色。如他的《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诗人一反世俗之见，赞赏商鞅为变法而驱民以诚的措施，肯定了他顺应时代要求的变革精神。这一类诗，最著名的当推他的《明妃曲》二首。这两首诗，曾在诗坛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欧阳修、曾巩、梅尧臣、司马光等人都写了和篇，然而他们所写都未能超过王安石。《明妃曲》之二云：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诗人别出心裁，立意新颖，又十分地含蓄凝练。它不仅揭示了王昭君独去异域所表现出来的眷恋国家的凄苦心情，更可贵的是它表达了古代妇女们在爱情、婚姻上的渴望，“人生乐在相知心”。与那些写昭君的传统作品相比，这篇作品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王安石罢相隐居金陵钟山之后，由于生活环境、个人心绪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诗风和抒写内容也在跟着改变。罢相之前，他主要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隐居之后，则兼学王维的意境创造。在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抒发个人心绪和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尤其是绝句，历来为人们所推崇，素有“荆公绝句妙天下之誉”,严羽定其为“王荆公体”。在这些作品里，作者苦心于诗歌艺术的锤炼，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当推《泊船瓜洲》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第三句中的“绿”字妙极，把春风的力量写活了。据说作者在草稿上改了多次，最后才选定这一“绿”字，可见他对修辞炼字是何等重视。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向来被人们视作范例。
王安石词作不多，今存二十余首，但多意境开阔、调子激昂、感慨深沉，体现出他的独特风格。刘熙载称荆公词瘦削雅素，无五代香泽之习，深情之士，自尔不如。《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其词代表作，写得豪纵沉郁、耐人寻味，被赞为咏古绝唱。连苏轼见了他这首词，都叹服不已，称“此老乃野狐精也”(《古今词话》),赞其变化之美。
晏殊(991—1055),字同叔，江西抚州临川人，与王安石是同乡。他自幼天资聪颖，七岁能文。真宗时，以神童召试，赐同进士出身。后得尽读秘阁藏书，学问益博。仁宗时病卒于家，帝亲临祭奠，谥元献。仁宗时他为宰辅，是个典型的太平宰相。由于他能提携后进，汲引人才，被时人认作贤相。《宋史》说他：“平居安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才，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
晏殊诗文以典雅华丽见长。《宋史》本传说：“为文赡丽，尤工诗，闲雅有情意。”传说他的诗作甚丰，但绝大部分都已散失。晏殊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词，他和欧阳修一起在宋初词坛上堪称领袖人物。他是宋初词坛上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他的词擅长小令，多表现官僚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悠闲情致，语言婉丽，颇受南唐冯延巳的影响。人称他的词“温润秀洁”、“和婉明丽”,但无什么新创，内容比较单薄。只是同样的意思，到了他的笔下就变得很工致。如他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表现了诗人对岁月流逝的感慨和春色已残的惋惜，内容虽比较单薄，但表达上却有其特色：把天然景色写得十分工巧，在客观的景物描绘之中巧妙而自然地寄寓着自己的闲情逸致。诗中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联以属对工巧、自然著称。“一曲新词酒一杯”,正好反映了晏殊其人的生活习性和其词产生的环境。对此，叶梦得在他的《避暑录话》里有载：“元献公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
晏几道(约1030—约1106),字叔原，晏殊幼子。著有《小山集》,世称“晏小山”、“小晏”。与乃父并称“二晏”。他出身贵家公子，孤高自傲，天真狂放，不懂得处世营生，因此晚年饥寒交迫，穷困落魄。
据黄庭坚为晏几道的《小山集》所作的序，晏几道有“三痴”:“予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目。曰：‘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而共以为然。”其盛赞之意，尽在其中。然而，正是这些至情至性，造就了《小山词》的独特艺术成就。《小山词》文体清丽宛转，明白晓畅，两宋作家无人能继，比起当时的词集，《小山集》真可谓出类拔萃、独步天下。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而措词婉妙，则一时独步”。比起其父词的贫乏单薄，小晏词所表现的感情是深沉而真挚的；与乃父的轻快自如比，小晏的词更显沉抑而凄凉。的确，小晏词一洗其父晏殊那种雍容华贵的气息而形成一种凄楚哀怨的感伤情调。父子俩的词虽同样接近南唐，但晏殊词与冯延已相似，晏几道的词则和李后主的相仿佛。
晏几道词的题材虽仍不出爱情、离别之类，但由于他早年优裕而风流的生活以及晚年的落魄潦倒的境地，使他在思前忆旧之中，充满着那种“风物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感怀。他的《临江仙》,可作为代表：“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晏殊父子以其词作相辉映于当时，二人上承南唐花间遗绪，下启一代婉约之风，历来受到词评家的极高推崇。
江西诗派是宋代诗坛上最重要的一个诗歌流派。早在北宋末期，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就提出“江西诗派”这个名称，尊黄庭坚为诗派之宗，并开列了陈师道等二十五人的名单。以后，这份名单又不断地得到补充，其中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曾思、赵蕃、方向等许多诗人。阵容庞大固然是江西诗派在当时影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成就高的诗人较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而曾几、吕本中等，也不失为宋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因曾官安徽之太和县，游山谷寺石牛洞，喜其林泉胜景，自号山谷道人，所以后世都称他为黄山谷。后被贬谪四川涪县(今涪陵),又自号涪翁。黄庭坚很受苏轼的赏识，是“苏门四学士”之首。苏称其诗文：“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宋史·文苑传》)。自此名声大振。在文学创作、艺术表现上，黄庭坚努力独辟蹊径，自立门户，他曾说过：“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在诗艺上，黄庭坚师法杜甫，强调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反对俗调，好奇尚硬，喜用拗体，形成生新瘦硬的“山谷体”。黄庭坚的独创性固然值得推崇，但他刻意尚奇硬，用僻典，常常弄得意思隐晦艰涩，让人不知其所云。当然，作为开创一个诗歌流派的艺术巨匠，黄庭坚的“山谷体”也有值得人重视的特色：反世俗，尚风骨，有志节，风格劲峭挺拔，有独特的个性，特别是当他受到真情实感的激发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刻意好奇的文风时，会写出一些清新流畅、颇有情致的作品。如他的《登快阁》一诗：“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语与白鸥盟。”全诗用字精致干净，感情真实，形象鲜明。黄庭坚也作词，他的词风与诗风绝然不同，其词明白晓畅。晚年词风又与苏轼的相近，以疏宕洒脱、豪迈雄健见长。如他在《定风波》中写道：“风情犹拍古人肩”,在《鹧鸪天》中以“付与时人冷眼看”收句，皆显示出傲兀之襟怀。总之，黄庭坚诗词俱佳，诗与苏轼并称“苏黄”,词与秦观并称“秦七黄九”。其中又以其“山谷体”诗格影响尤为突出，被江西诗派众多门徒奉为圭臬，师友相援，衣钵相传，绵延不绝。从北宋后期到宋末元初，甚至到晚清的同光体诗人身上还有其绮丽余波。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做了很多任的地方官，后来又当了中央的官。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半壁江山内度过官宦生涯，但一般说来，自少至老，生活没有多大的变化。他是个内方外圆、斗争性不强的正派士大夫，但与后来的“江湖派”诗人不同，杨万里具有爱国倾向。
杨万里写诗，始学江西派，专以摹拟求工巧，到了五十岁左右，弃江西派而学唐和王安石，再后来，忽有所悟，干脆跳出各家圈子，另辟蹊径，自创活法，形成诚斋体。杨万里是个多产的作家，人称其一官一集。现存的《诚斋集》中有《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续集》《江东集》和《退休集》等，共四千余首诗，大多是描写山水和流连风光的。对生活保持着一种欣赏玩味的态度，这是杨诗内容方面的一个特点。
由于对生活取欣赏态度，只觉得生活里有很多有趣之处，所以杨诗里常流露出一种让人觉得好玩的诙谐意味：“半世功名一鸡肋，平生道路九美肠”(《晓过皂口岭》)。“疏篱不与花为护，只为蛛丝作网竿”(《过百家渡》)。至于像《闲居初夏午睡起》一诗：“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更是为众人所传诵。此种欣赏、玩味生活的态度与意趣在杨诗中最为突出。这种表现手法给人以亲切明爽、健康愉快的感觉。另外，杨万里作诗有涉笔成趣之妙，大自然中的一切，大至日月山川，小至蜂蝶花木，无一不可收拾入诗，以至姜夔对他有“处处山川怕见君”的戏语。钱钟书于此有一妙喻：“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谈艺录》)。
杨万里在南宋诗坛上名气很大，与尤哀、陆游、范成大并为南宋人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其中又以杨和陆的名气更大。杨万里还能文、能武、也能词。其词作今存十五首，词文与诗文相近，活泼清新、饶有趣味。《历代诗余·词话》中称其“不特诗有别才，即词亦有奇致”。
姜夔(约1155—约1221)是南宋“格律派”词人的代表人物。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少年时随父流寓于湖北汉阳，成年后曾出游扬州、江淮一带。三十多岁时，认识了当时有名望的诗人萧德藻，并做了他的侄女婿。之后，他就随了萧德藻寓居于湖州(今浙江吴兴市),后由萧氏介绍认识了著名诗人杨万里、范成大。姜夔平生好学、好客、好藏书，虽一生湖海飘零，寄人篱下，但为人狷洁高尚，“襟怀洒落如晋宋间人”(陈郁《藏一话腴》)。姜夔在当时的文坛上，很负声誉，曾被推为“词中之圣”,杨万里对其诗评价很高：“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 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姜夔不仅工诗词，精通音律，能自度曲，还擅长书法。
姜夔词是沿着北宋周邦彦的路子来的，并有新的发展。姜夔大力在词的形式、格律上下功夫，讲究章法、音律、结构的完整和声韵的谐婉，并善于表现出他的词所独有的清幽、冷隽的特色，但题材狭窄，多是些记游、咏物的作品。当然，他还有些写家国身世的作品，如那首著名的自度曲《扬州慢》(淮左名都)就是。不过，他更多的词是抒发个人身世飘零之感和相思离别之情，如《踏莎行》(燕燕轻盈)、《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等皆为其代表之作。在现存八十四首姜词中，有十七首带有自制曲谱，这是迄今人们所能见到的唯一的宋代工尺字谱，成为研究宋代词乐弥足珍贵的资料。其中尤以《暗香》(时时月色)及《疏影》(苔枝缀玉)最负盛名。姜夔在词史上有极高的地位，有人将它比作诗中李杜，有人将他比作文中韩愈。冯煦在《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有评道：“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论定，无俟扬榷。……其实石帚所作，超脱蹊径，天籁人力，两臻绝顶，笔之所至，神韵俱到”。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瑞、履善，别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岁考取进士第一名。1275年元兵南侵，其时文天祥任赣州知州，以家产充资，起兵抗元，他临危受命，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元军迫近临安，他被派去敌营中谈和，因谈判时义责敌酋而被扣押。后脱险南奔至温州，拥立益王赵昰，对元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278年兵败被俘，被押送大都。元世祖忽必烈软硬兼施，一心要使文天祥臣服，直至亲自许以中书宰相和枢密使之高位，但文天祥坚贞不屈，被囚四年，经受了种种严酷的考验。元帝无可奈何，只得成全他一腔忠烈报国之心。临刑前，文天祥态度从容，索纸笔书七律二首，诗云：“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并留下衣带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在文学上，文天祥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指元兵攻陷杭州、宋帝被俘之前。这时文天祥的创作是沿着江西诗派的路子走的，多平庸草率之作。后期是指他被伯颜扣留逃出，一直到他从容就义为止。后期作品密切反映现实中尖锐、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生动地表现出了作者可歌可泣的斗争经历和炽烈的爱国激情，这些诗歌具有慷慨激烈、悲壮撼人的风格。文天祥后期的作品被收入《指南录》《指南后录》和《吟啸集》等集子里，这些爱国主义诗作，被后人称为继杜诗之后的又一代“诗史”。文天祥的诗歌不同于一般的文人诗，这是由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决定的。文天祥的诗歌常常直抒胸臆，不假雕饰，或慷慨悲壮，气贯长虹，或沉郁苍凉，回肠百折，其名篇如《扬子江》《过零丁洋》《正气歌》等，无不感人腑肺，动人心魄，催人泪下，激人昂奋，尤其是其长诗《正气歌》真可谓浩然正气，充塞其间：“……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这首诗最能反映文天祥这位民族英雄的性格和意志，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文天祥的词作不多，今存仅六首，但却同样以其慷慨激昂，苍凉悲壮的风格奏出了宋词最雄壮的尾声。他的两首《酹江月》词，是用来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苏词因“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感到人生如梦，而文天祥则翻出新意，写出“乾坤未歇，地灵尚有人杰”、“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其意境与文字功力，直可与苏词相匹。文天祥的散文如长江大河，浩瀚无涯，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应引起人们的重视。万绳楠在《文天祥传》中有如此评价：“文天祥的散文，比之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毫无逊色”。总之，文天祥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大家，而由于他以爱国显名，其文名反而被掩盖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文学成就有非常恰当的评价：“天祥天生大节，照耀千古，而著作亦极雄瞻，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前后序》,可见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发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