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见王安石

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子瞻外补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
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欢。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语子瞻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苏轼见王安石》乃邵伯温著《邵氏闻见录》中的一篇。记载苏轼贬黄五年后，移官临汝途经金陵，和王安石相会的一段情况。
王安石和苏轼，一个作为目光深刻、刚毅果敢的政治家彪炳青史，一个以诗文书画齐臻精绝而独步文坛。两人在北宋神宗时同朝为官，皆以学问才气秀出当世，名重士林。学问上相互倾慕，政治见解上却势同马牛，颇生龃龉。王安石任参政知事、宰相时期，继“庆历新政”之后，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即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面对北宋王朝种种社会弊病，改革一开始便阻力重重，推行过程中更是步步艰难，充满斗争。保守势力对王安石围攻漫骂、中伤诽谤，严酷的斗争迫使王安石两次罢相。这次相会时，王安石归隐金陵已经八年。苏轼小王安石十五岁，入仕后以文章名动朝野。他写的策论善于随机生发，笔势纵横恣肆，有战国纵横家之风。但思想上趋于保守，见识上流于空泛。变法中意见与王安石相抵牾，又直言敢谏，在改革派占上风的情况下，屡遭贬抑。
小说的前半部便讲苏轼受贬被黜的情况，而归结到苏王二人关系上来认识。说二人“初无隙”,吕惠卿忌妒苏轼才高，“辄间之”,遂构二人矛盾。举出四件事来说明二人金陵相会前以往的关系。一件是神宗欲用苏轼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而罢；一件是王安石“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第三件是苏轼因此“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形式上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使王安石更加不满苏轼，而苏轼也要求调作外官。第四件事便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事。苏轼因诗“谤讪”新法，受御史台李定等人罗织构罪，几欲杀之。李定母丧不报，怕服丧影响作官，被苏轼劾为不孝，此时乘机报复。而小说中说李定是“介甫客也”,易致误解，让人以为王安石曾参与迫害苏轼。实际此时王安石早已罢相在家，远离京城千里之外。他听说此事时反对处置苏轼，认为：“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他弟弟王安礼、王安上也积极营救，进言为宽。“神宗终不忍”杀苏轼，贬之为黄州散官。
后半部分作者改换笔法，由前半部分的叙述方式转为描写的方式，记叙苏王金陵相会的一个片断。据《曲洧旧闻》载，王安石“野服乘驴，谒子舟次，东坡不冠而迎。”两人尽管政见不同，均胸襟开阔，人才出众，彼此钦重。苏轼在金陵逗留多日，两人同游蒋山，论诗说佛，十分融洽。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田小居，以便朝夕相会，苏轼也一时动心。这就是小说所说的“见介甫甚欢”。但作者只截取苏轼劝王安石进言神宗的一段对话，来展示二人的思想面貌。苏轼仕途屡挫，可贵的是他仁民爱物的思想和磊落无私的品格始终不变。他知道王安石虽然赋闲在家，与神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希望他能对“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的“灭亡之兆”进言。王安石已休官家居多年，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改革中的激烈风雨和帮派倾轧使他消极情绪占了上风。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在他复相后便极力排斥他，小说中讲到吕惠卿偷发王安石信，以信中语“无使上知”在神宗面前对之攻讦，使王安石此时“尚畏惠卿”。所以对于苏轼的“公独无一言救之乎？”王安石只是消极地说：“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苏轼向以能言善辩著称，便先以“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是“事君之常礼”应之；进而以“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责之。王安石在激以“君臣大义”的情况下，奋然严肃地答应“某须说。”随之又嘱苏轼保密：“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叹息：“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从这接连的几句话，可以想见王安石的思想轨迹：先是奋然答应进言神宗，接着又有畏惮，怕吕惠卿知之报复，最后慨叹人心不古。苏轼则好谑的性格又现，说“今之君子”,为了“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讥讽吕惠卿之为人，而王安石“笑而不言”。很形象地描绘了二人谈话的神态和心理情状。另外，言谈之际，也表现出一定的戏剧性。如苏轼见到安石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以为苏轼要提前日事情。当苏轼说：“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于是“介甫色定”。数语之间，便写得机锋顿挫，有张有弛。
本文作者邵伯温对王安石是持否定态度的。有人认为攻击王安石的《辨奸论》一文是托名苏洵而实则出自此人笔下。从这篇小说的倾向性来看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