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范增论》原文|赏析|鉴赏

苏轼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 增之去，善矣； 不去，羽必杀增。独狠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 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 曰： 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 曰：“知几其神乎？”《诗》 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 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 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 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项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弑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巳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 增亦人杰也哉。

苏轼自幼“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见《上韩太尉书》)，因而具有开阔的眼界和广博的历史知识。他的史论文章惯于从旧史料中翻新出奇，常能广搜遗文，博采史事，反复剖析，多方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范增论》就是这样一篇艺术上值得称道的史论佳作。

范增其人其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他助项梁起事，劝项梁立楚怀王以服诸侯，后侍项羽，被尊称为“亚父”。在鸿门宴上力主刺杀刘邦。后来汉王刘邦采用陈平的离间计，项羽削弱了范增的权力。范增愤然离去，中道而死。对于范增，历来的评价是：他不应该离开项羽，因有君臣之分，臣为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苏轼却摆脱了传统的看法，提出了新颖的观点，而且言之成理。他认为范增不仅应该离开项羽，还遗憾他离开得太迟。

文章开头从范增离开项羽这段史实切入。“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一句简明扼要，点出了楚霸王项羽和谋臣范增受到挑拨的处境，至于《史记》中描述的如何通过使者离间的详情则略去不写。“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这几句话几乎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原话，作者随手拈来，何其自如！接着，笔锋一转，提出了结论性的观点，范增不去，“羽必杀增”，对此并不急于加以论说，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假设性问题：“当以何事去？”探究范增离开项羽的时机。鸿门宴上，项羽不听范增之言，让刘邦安然逃命。应当在这时候离开吗？苏轼自己设问，接着又自我回答，否定了这一假设。这一自问自答，是“破”，为后面的“立”铺平道路，引出以下的正意。在提出关键性的结论之前，先引用《诗经》和《易经》的话语，看似闲笔，实际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结论的理论支柱；二是使文章顺势而下，不显突兀。有了铺垫，直接提出了结论：范增离开项羽的最佳时机应该是“羽杀卿子冠军”时。具体论证逐渐展开。

首先以令人信服的分析，说明楚之兴衰，系于义帝之存亡，因为项羽是以立义帝而服诸侯的，义帝之存亡，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因为拥立义帝是范增的主谋。接着推出：“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但原因暂不摆出，为下段的议论留下余地；“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一句顺理成章。其次用尽人皆知的道理作论据，“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进一步论述范增、义帝和卿子冠军的关系，来证明项羽早已怀疑范增，义帝提拔卿子冠军为上将，可见他多么看中他，但项羽矫杀了卿子冠军，项羽和义帝已是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杀了卿子冠军，就必得进一步弑义帝；立义帝是范增的主意，弑义帝不是他的原意，他必然出言劝阻。但项羽不听其言而杀其所立，可见项羽怀疑范增。这与上边“弑义帝之兆”和“疑增之本”相呼应，也是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最后又提出一条论据，就是项羽杀卿子冠军时，项羽和范增的君臣之分还没确定，尽可以大胆地离开项羽，或者杀掉他，不会受到别人的指责，所谓名正言顺。这又与前面鸿门宴事件后不能离开的论断形成鲜明对照。对范增的评价也是极尽抑扬之至。一大篇论述之后，证明范增不知几，不明先兆，十分浅陋，这先是一抑，但另一方面范增不离开则项羽不亡，称赞范增为“人杰”，这又是一扬。在一抑一扬中收束全文。从上面的简略分析可以看出： 这篇不足千字的史论文章，极富于曲折变化，几乎是一句一转，一转一意。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前后呼应，上下衔接，盘根错节，结构严谨，浑然天成。这都得力于苏轼顿笔和伏笔的巧用。

顿笔就是蓄势。它不是笔力枯竭穷乏的结果，而是游刃有余，故作小小的停顿，以便于后来文势的延伸。本篇抑扬顿挫，一波三折，长短节奏，各尽其妙，其原因就在于能在紧要处稍作停蓄，使许多说不完道不尽之意，包蕴于一顿之中。文中自己设问，自己回答之后，否定了鸿门宴事件是范增离开项羽的最佳时机，作者不急于提出范增离开项羽的最佳时机是“羽杀卿子冠军”时，而是故意停蓄，把笔一荡，先引用《诗经》和《易经》上的话。这一顿笔使后面所有的先兆之说有了着落。当我们读到责怪范增不知几时，不但不会惊讶骇异，反而会心领神会，深悟文势斗折蛇行之妙。

伏笔，就是伏脉。猝然观之，不见形迹，仔细考究，方知一脉贯之。欲写彼处，先在此处落笔，以备后来接应； 未写到彼，先在此间埋伏。文中借《诗经》、《易经》论知几的重要，此伏笔一； 借陈涉得民引出项羽之兴，此伏笔二； 借义帝遣沛公入关引出识卿子冠军，此伏笔三；“岂得陈平哉”是“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的伏笔；“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是“非羽弑帝，则帝杀羽”的伏笔；“其弑义帝，则疑范增之本也”是“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的伏笔。如此短小的文章，有如此多的伏笔相互照应，到兴会淋漓之际，就可以顾盼神飞，从而使伏脉毕现。

这篇史论文章在构思上是曲径通幽，烟云，在表达上却是柳暗花明，碧空皎月，把苦心孤诣的工心匠意融化进明白晓畅的外在形式之中。本篇语言平易，说理透辟，论辩滔滔，前半多从实处发议，后半多从虚处设想，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为立论根据，经过深入分析，得出了范增脱离项羽的最佳时机是“羽杀卿子冠军”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苏轼的散文不仅力求新颖，而且十分注重创作规律和写作技巧，正象他自己所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见《书吴道子画后》)。这篇史论文章观点新颖，但就“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要求，与文应有益于治国安邦的作用来说，内容上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充其量不过是一篇就事论事的翻案文章。但写作上的随机生发，前后照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诸种技巧已经臻于妙境，是令人十分赞叹和倾慕的，特别被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所推崇。北宋中叶以来，秀才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四句口头禅：“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可见苏轼这类史论散文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