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答黄鲁直书》原文|赏析|鉴赏

苏轼

轼顿首再拜鲁直教授长官足下：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书词累幅，执礼恭甚，如见所畏者，何哉？ 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 喜愧之怀，殆不可胜！ 然自入夏以来，家人辈更卧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缓，想未深讶也。《古风》 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而轼非其人也。聊复次韵，以为一笑。秋暑，不审起居何如？ 末由会见，万万以时自重。

这是苏轼熙宁十年 (1077) 写给黄庭坚的一封信。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治平进士，调叶县尉，知太和县，后教授北京 (大名府) 国子监。哲宗时，任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预修《神宗实录》。黄庭坚和苏轼在思想上基本属于旧党，与王安石的变法派政见不和，但又有和旧党若即若离的一面，从未参加打击变法派的权力之争。这就使他们处在两面受制的窘境之中，屡遭贬谪，历尽坎坷。两个人自熙宁末年以诗文交往，从而结下深厚友谊。他们在政治上同升沉共荣辱，在文学创作方面切磋琢磨，共同唱和。黄庭坚是以苏轼为首的文学艺术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与秦观、张耒、晁无咎并称“苏门四学士”。这封信便是苏黄二人以文学结缘的一个生动见证。

文章大意讲，黄庭坚作了两首古风，投书给当时任徐州太守的苏轼，以表示敬仰。在这之前，苏轼已在庭坚的岳父孙觉 (莘老) 的席上看到庭坚的诗文，并大为叹赏。孙觉希望苏轼对庭坚加以称扬。苏轼笑着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后来苏轼在济南遇到庭坚的舅父李常 (公择)，对庭坚的文学才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看到庭坚的来信和诗作，非常高兴，便马上回信，给予热情的鼓励，并次韵和诗。从而开始了北宋的两位文坛鸿彦至死不渝的友谊。

《答黄鲁直书》在艺术表现上有两个显著特色。首先，语言诙谐，于风趣中显见作者渴望交友的真情。本来孙莘老希望苏轼为庭坚“称扬其名”，是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而苏轼仅用“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一句冒出交友的融洽气氛，似是调侃笔墨，实则深中肯綮。苏轼当时的资望、才名都高于庭坚，却说：“今者辱书词累幅，执礼恭甚，如见所畏者，何哉？ 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这也是委婉开怀之语，仿佛客套话，实则精诚于中，一片恳挚之心。东坡与山谷是对幽默的伙伴。例如两人曾一道论书法：“东坡曰： 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日： 公之字，虽不敢轻议，然间觉福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曾敏行《独醒杂志》)，如此直率机敏的谈锋，在《答黄鲁直书》中俯拾皆是。如，“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这里，既包含着对“今世之君子”埋没人才的嘲讽，又深藏着作者真诚炽热的交友之情。表面上把庭坚往下蹾，实际上是积蓄力量往起抛。这种反语寄慨、欲扬先抑的谈话艺术，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感受是悲喜剧意味的。庭坚滑稽多智的性格特点史有定评。苏轼说：“得其为人益详”，大抵包括对他这一性格特点的了解。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文章中有意追求一种活泼、坦直，饶有趣味的语言风格，以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其次，行文跌宕，富于腾挪变化，而作者的“意”随之层层递进，愈发丰满。文章先说第一次读庭坚诗文的奇异感觉，似乎要大加张扬了，谁知却得出“何以我称扬为”的结论，一纵故觉有味。然后笔锋陡转，说“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发出不平之鸣；须臾间又进一层：“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这就把苏黄文心相契的神交自然地烘托出来。为“喜愧之怀，殆不可胜”的复杂心情作了有力的铺垫。庭坚送来《古风》请苏轼品评，东坡绕一周遭才回到题旨，却只轻轻一过，“轼非其人也。”论人品详得详尽，谈诗品简得简骇，笔墨轻重有节，作者“观其文，以求其为人”的交友要义便不言而喻了。

《答黄鲁直书》还是一篇有名的文论。它提出的文学“精金美玉”说，肯定了文学作品有某种客观价值，文学批评有某种客观标准。这一形象的提法，最早出自欧阳修之口。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曾转述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贵贱也。”苏轼深知，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自有其符合艺术规律的客观价值：一篇出色的文学评论，也有其符合批评、鉴赏规律的特定要求。是真名士自风流，作品与言论，捧不起也骂不倒，它总是处在它应有的地位之上。如果有人凭其主观爱憎、偏见或者无识，对作品信口诋毁或者随意拔高，最终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不即人而人即之”，正是优秀作品的社会效果和艺术效果。反过来说，欲即人而人逃之，则是客观规律对唯意志论的嘲弄了。

苏轼在文章中多次论及“精金美玉”问题。如《太息一首送秦少章》：“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士骇于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言，常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答毛滂书》：“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轼于黄鲁直张文潜辈数子，特先识之耳，始诵其文，盖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称之，轼岂能为之轻重哉。”结合《答黄鲁直书》看这些言论，可以说，苏轼有此认识，并不仅仅出于谦虚，而是有其对美的客观性的洞察为基础的。

苏轼又把文的客观价值和人的客观价值联系在一起考察，提出“观其文，以求其为人”的论点。这就是说，作品的审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道德品质，思想修养。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思想，并非苏轼的创见，后来清代美学家叶燮和刘熙载都系统地、详尽地阐发了这一思想。苏轼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轻外物而自重”的作家人品的具体要求。不特对黄庭坚的精神特征作了准确概括，也是自己心态的真实描述。苏轼在物欲的需求上，能“随缘自适”，知足常乐； 在名实关系上，主张“处已也厚”，“取名也廉”，宁可“实浮于名”，不要名过乎实； 他卓然独立于新旧党争之中，既不攀附新党，也不阿谀旧党，从不曾为苟全名利地位而改变“不能不为之为工”的著述初衷，都可视为是“轻外物”的表现。另一方面，他富有积极人世的精神，主张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他一生关心民间疾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力为老百姓做好事； 他处顺境时不轻狂骄纵，处逆境时不沉沦颓唐，始终保持着心态的平衡。这些又表现为“自重”了。正是由于作家人品上的这一杰出之处，玉成了他的辉煌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