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答李端叔书》原文|赏析|鉴赏

苏轼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答李端叔书》写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是时苏轼屡遭贬谪，动辄得咎，是官场上的一位饱经忧患的失意者。因而便将一腔忧怨托辞“鸿雁”，在给李端叔的复信中“信笔书意”，抒发“人苦不自知”的感慨。

李端叔，名李之仪，姑熟(今安微省当涂县)人，元祐年间官枢密院编修，能诗善文。曾作过苏轼的幕僚，东坡修此书，是两人交往之始。“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来所为，多其病者。”正是作者对自己的人生之路进行痛苦的，冷静的反思之后，得出的结论。

苏轼得以跻身官场，除却才华横溢，是北宋文坛上的魁星泰斗外，还与他能够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有着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并能提出改革弊政的革新主张分不开。但苏轼的思想又是极为复杂的。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既互相排斥，又协调统一、互为依存。政治上，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排斥老庄，但老庄“无为而治”的思想和他反对激进变革的政治主张，又有若干相通之处。这样，当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 (副宰相)，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革新时，担任殿中丞的他便以新法偏激而表示不能容忍，公开站到保守派的一边对新法进行冷嘲热讽。因此而触怒了当政的新贵们，成为北宋朝廷党争的牺牲者。

熙宁四年 (1071)，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后又转知密州。熙宁九年十二月 (1077)，又徙知徐州。神宗元丰二年 (1079)，徙知湖州。就在这一年，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出苏轼诗文中的一些攻击新法的字句，加以弹劾。苏轼被捕入狱，“得罪几死”。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答李端叔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写成的。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冤狱中的摧残折磨，使苏轼心有余悸，不敢写诗著文。所以在信中说：“自得罪以来，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字里行间流露出苏轼在尝到人生的苦果之后，思想上极端苦闷、颓废的悲凉情调。但其在屡遭挫折之后，能够否定“故我”，“怪时人待轼过重”，不以别人推誉为喜，提出“苦不自知”的见解，这在当时文人相轻的时代是十分可贵的。

为了阐明“人苦不自知”这一核心论点，作者从对自己少小时为求取功名，而拚命“读书作文”，到功成名就、得做高官的漫长人生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初涉宦海时，作者年少气盛，很想有一番作为，“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但结果如何呢？“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这就是自己忠于职守的报偿与结果。能不使人心灰意懒、黯然神伤吗？

作者就是这样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感受，说明“故我”的幼稚可笑和官场中的昏暗、虚伪。而现今的许多满身“科人习气”的同僚们，却仍“苦不自知”，继续在那儿津津乐道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其实这只不过象“候虫时鸟”的“自鸣自已”，对时局将毫无影响与牵制！ 文人墨客的软弱悲观和顾影自怜的颓废心境活现于笔端，读之使人怅然心寒。

浑浑噩噩，半生宦海，真可谓是一场梦啊！“人苦不自知！”我的这场梦现今是醒了，每日“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乐得逍遥自在。然而还有许多人，现今仍在沉沉的长梦之中。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者。”你们对于我的推誉、效仿，完全是在咏赞病态中的“故我”啊，而非神志清醒的“今我”矣！作者运用恰当生动的比喻，进一步阐释了被世俗的偏见蒙了眼睛，“苦不自知”者们的无聊可笑。笔锋犀利，入木三分，使人如在野外荒津骤闻晨钟暮鼓，由不得心灵震颤，迷途知返。

这篇文章虽是一封普通的书信，但写得自然工雅，怨而不怒，直抒胸臆，委婉动人，作者“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深感宽慰。“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文章在行将结束的时候，又一次反思了自己的官场生涯，重阐了“人苦不自知”这一深邃的思想内涵。于袅袅余音之中，流泻出一股“宦海半生皆为梦，世人俱醉我独醒”的自鸣清高的思想情调。

这篇文章在句式上具有节律性强，对称工雅的特点。“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等便是这样的妙笔。

宋代陈骙在其所著《文则》中有语云：“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语势、广文义也。”苏子对上述语式的巧妙运用，对于启迪文思、拓展内涵能无裨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