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陶咏三良》注释和评析

此生泰山重，忽作鸿毛遗②。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己微。贤哉晏平仲③,事君不以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④。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⑤, 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稀。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⑥,服此黔娄衣⑦。
【注释】
① 三良：三个贤良的人，这里指春秋时秦穆公的臣子、子车氏之子奄息、仲行、鍼虎三人。秦穆公死，三人殉葬。
② 泰山、鸿毛：语出司马迁《报任安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③ 晏平仲：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大夫，继其父晏弱为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以节俭力行，名显诸侯。
④ 盖：车盖。 帷：帐幕，这里指帐幕之布。 《礼记·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 ‘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
⑤ 顾命：《尚书·顾命》序：“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后因称天子临终遗命为顾命。 治乱： 这里指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顾命)。《左传》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魏武子之子。
⑥ 靖节翁：指陶渊明。陶私谥“靖节徵士”。
⑦黔娄：战国时齐国的隐士，齐、鲁的国君聘请他出来做官，俱不受。家甚贫，死时衣不蔽体。陶渊明有《咏贫士》诗：“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评析】
在苏轼的和陶诗中，有几首通过咏叹历史人物、表达现实政治观点的咏史诗，即《和陶咏二疏》、《和陶咏三良》和《和陶咏荆轲》。其中表现作者的政治态度最鲜明、最能看出苏轼岭海时期的思想变化、近年来学术界讨论也最热烈的，当数《和陶咏三良》这一首。
三良殉葬，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说的是春秋时秦穆公死，以三个贤良的臣子——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三个人“临其穴，惴惴其栗”,情景是很悲惨的。当时的人民对此很愤慨，便写了《黄鸟》这首诗，来哀悼三良，谴责秦王。《左传》上也清楚地记载了这件事。但到了东汉时的应邵，却改变了此事的原委，将此事写成“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 ‘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古史正义》)把三良的被迫殉葬，说成因感激秦穆公的知遇之恩，而自愿陪葬，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此后的文人，或据《诗经》说，或据应邵说，各自翻空立论，但目的都不过是借题发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陶渊明的《咏三良》诗，是把三良当作义士来歌颂的。他说：“……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 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稀……”他认为三良是为报君恩而慷慨赴死的，不存在“临其穴，惴惴其栗”的问题。苏轼早年在凤翔时，曾作过《秦穆公墓》一诗(组诗《凤翔八观》之八),也认为三良是自愿殉葬的，他说：“……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并感叹道：“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把三良描绘成了忠义豪侠的英雄。然而，三十四年之后，当苏轼贬谪岭南、写下《和陶咏三良》这首诗的时候，他的态度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对三良的看法，已经与陶渊明、与青年时代的他自己，都完全不同了。
“此生泰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诗的一开始，苏轼就非常严肃地指出，三良之死，是将重如泰山的生命，去作轻于鸿毛的死；为了秦穆公的一句话就去殉葬送死，实在是死得太渺小、太轻微了。这四句诗，字字有千钧之力，明确地提出了与《秦穆公墓》截然相反的观点，对三良之死，作了坚决的否定。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即《和陶咏三良》的观点虽与《秦穆公墓》完全对立，但二者的事实前提却是相同的，这就是都把三良的死看作是自愿殉葬。“三子死一言”,就是指为秦穆公说的“生共此乐，死共此哀”这句话而死，这与“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的说法显然是一致的。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此诗的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文诰在《苏诗编注集成》的案语中说：“《秦穆公墓》诗，以不诛孟明作骨，全翻《诗经》;后咏三良诗以晏子作骨，并翻前作。其意以行文自寓其乐，故不为雷同之词。公诗(指《秦穆公墓》)既翻《诗经》,而子由和作必本《诗经》,此一定之理也。”这段话，完全曲解了苏轼《和陶咏三良》一诗的用意。照王文诰的说法，苏轼此诗不过是一种翻案游戏，就像苏辙当年和苏轼的《秦穆公墓》诗一样：原唱“既翻《诗经》”,和作就“必本《诗经》”;你说“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我就偏说“三良殉秦穆，要自不得已”,不过是标新立异、唱对台戏而已，并无多大的价值。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苏轼的《和陶咏三良》诗 并不是“并翻”前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它与《秦穆公墓》的前提是一致的，是在相同的事实前提之下引出的与“前作”完全不同的结论！而我们在这里，正可以看到作者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政治风雨之后，对三良之死的重新思考和评价！看到作者思想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因而决不能把它看作一般的“以行文自寓其乐”的翻案文字，轻率地予以抹杀。关于这一点，苏轼在此诗中的议论，做出了更为有力的证明。
“贤哉晏平仲”以下的十二句，是本诗的第二大段，作者在这一段中，对三良“所死良已微”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
在这段诗里，作者提出了两个与三良的做法完全不同的人，来与三良进行对比，这就是晏婴和魏颗。晏婴字平仲，是春秋时齐国的大夫，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以节俭力行，名显诸侯。《左传》上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棠公死，大夫崔杼取其妻，庄公“骤如崔氏(屡次到崔杼家中去)”,与之通奸，终于被崔杼所杀。晏婴知道了，来到崔杼之门外，这时有人问他，是来殉死，还是打算逃亡？晏婴说：“……君为之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眤，谁敢任之？”门开了，晏婴“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就是苏轼所说的“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的故事。魏颗，是春秋时魏国国君魏武子的儿子。魏武子有一个宠妾，无子。魏武子病中，曾对魏颗说，等我死了，你一定要让她改嫁。后魏武子病重了，又改变了主意，要让她殉葬。魏武子死后，魏颗还是让她改嫁了，并且说：“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人病重的时候，头脑不清了，因而遗命是不合理的，我还是遵从他那个合理的遗命吧！ (见《左传·宣公十五年》)这就是诗中提到的“魏颗真孝爱”的原委。而全诗的议论，就是从这两个正面事例的叙述中引发出来的。
首先，作者对“三良”之死的意义和价值，从根本上给予了否定。作者指出，臣子之死，有为君王个人而死和为国家社稷而死的重大区别。假如君王为社稷而死，臣子是应当“同其归”的，这才叫“杀身有道”,这样的死才能算作“泰山重”;而如果君王不是为国家社稷而死，比如像齐庄公那样，是因为与女人通奸而被杀，那就决不能去殉死，因为那种死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是“事君以私”,亏了“大节”,死得比鸿毛还要轻了！苏轼在这里，实际上是指出了臣子“死节”的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看他为国还是为“私”。像三良那样，因为感激君王之“一饭”,就盲目地去为君王效死，完全是“事君以私”,所以是毫无意义的，是将重于泰山的此生“忽作鸿毛遗”了。
接着，作者又进一步反驳了陶渊明诗中的“君命安可违”的说法，对“三子死一言”的行为进一步给予否定。在封建时代，皇帝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臣民百姓只有无条件地服从，不能怀疑、更不能违抗。可是苏轼在这里却用魏武子的事实为例，无可辨驳地说明，帝王之命，也完全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对于君主的旨意，只有先衡量其正确与否，然后才能决定是否依从。“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对于那些不合理的“乱命”,臣子有权违抗，应该不遵！而“三良”对君王之命无论治乱，都一概服从，这也正是造成“三良”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苏轼的这一番议论，真可谓是石破天惊！在这里，他大胆地否定了封建社会中君王社稷两位一体的政治伦理，提出了只为社稷而死，不为帝王的一己之私而死的观点；他勇敢地否定了皇权的绝对权威，指出对帝王的“乱命”可以违抗不遵；另外，他还否定了知识分子对封建帝王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封建制度下千万臣民的“犬马”地位表示了深深的愤怒和悲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高度集权时期的北宋，诗人能有这样一番英思伟论，能够不顾自己“罪人”的身分而发出如此响亮的呐喊，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令人感叹不已的！它表现了一个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磨难之后，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是对自己过去愚忠思想的一个初步清算。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余观东坡《秦穆公墓》诗全与《和三良》诗意相反，盖少年议论如此，晚年所见益高也。”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也说：“前辈学识， 日新日进，东坡《和渊明三良》,与在凤翔时所作，议论复殊。”都是对苏轼晚年思想上的进步作出的正确总结。
“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结尾的这四句诗，回到了“和陶”这个题目上来。陶渊明当初是歌颂过三良的“忠”、“义”的，但是他最终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他毅然辞官、归隐田园，过上了黔娄那样的自甘贫贱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终于认清了统治阶级的黑暗和丑恶，认清了那条依附统治阶级的“仕宦”之途，表面看起来荣耀显贵，实际上却是十分可悲的！“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这是苏轼从三良、从陶渊明、从他自己、以及从封建时代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沉痛的教训，而全诗就在这一点上意味深长地结束了。苏轼并没有谈到他自己的出路，然而从他所深深敬佩、“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的陶渊明的生活道路中，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苏轼的感情与愿望之所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