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原文、鉴赏、赏析和解读

【原文】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鉴赏】
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四月，苏轼从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由于他一直对当时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持反对态度，在一些诗文中又对新法及因新法而显赫的“新进”作了讥刺，于是激怒了的对方，便累章弹劾他“作为诗文讪谤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这年八月，苏轼在湖州被逮，押至汴京在御史台狱中四月，审讯他的谏官竭力罗织罪名，多方株连，必欲置他于死地。由于当时一些元老重臣如吴充、范镇等上章营救，以及神宗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出面干预，神宗才下令从轻发落，于这年十二月责授苏轼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在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因和他有诗文往来而受株连的大小官员有张方平、王诜、司马光和他的弟弟苏辙等二十余人。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的“乌台（御史台）诗案”，赵宋开国以来，因文字批评朝政而被系狱的，苏轼是第一人。《系御史台狱寄子由二首》即是在狱中所写，子由是苏辙的字。
苏辙比苏轼小四岁。兄弟二人，自幼生活在一起，苏轼曾有诗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兄弟情谊，到老不衰。当苏辙听到苏轼被捕的凶讯时，无异是晴天霹雳。他是最了解兄长的人。兄弟二人从政以后，彼此政见一致，苏辙很知道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这时，他正在应天府（北宋的南京，今河南商丘）任判官，立即上书神宗，自诉得到苏轼下狱的消息后，“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早失怙恃，唯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得免下狱死为幸……”。后来苏轼结案，苏辙果真谪往筠州（今江西高安）为酒监。
苏轼被逮入狱后，首先想到的也是他的弟弟，他该怎样向弟弟解释和关照呢？
第一首主要是表达对苏辙的怀念。首联：“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这是一种对自己遭受的巨大不幸的号恸之音。诗人想到，由于自己的过错，不仅自身和家庭将遭可怕的灾祸，并且还要连累弟弟和许多朋友，这时他除了祈求圣主的恩赦，忏悔自己的罪过以外，还能说些什么呢？下一联“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自分必死，想到身后一家都将连累弟弟照顾，更觉心头沉重。事实上这时他在湖州的家室已由苏辙接往商丘同住了。第三联“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是说本来人死以后，到处的青山都可埋葬，但留下弟弟一人，倘逢空山夜雨之时，未免独自伤神，想到这里，真是情何以堪。原来苏轼早年与弟弟在旅驿读书，一次读到唐人韦应物的一首赠人诗“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一联，彼此十分感动，就相约将来入仕后尽早退隐以享受“风雨对床”的闲居之乐。后来苏轼中举后赴凤翔任判官，苏辙从汴京一直送到郑州才分手。苏轼在马上作诗赠弟，有“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箫瑟”之句。“夜雨”所指就是此昔日约言。可是现在一切都已太晚了。今生已矣，愿结他生未了之缘。“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这是多么深挚的兄弟之情啊。杜甫的挚友郑虔因罪被贬台州司户参军，杜甫饯别赠诗：“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歌唱的是永不背弃的友情；而苏轼在这里歌唱的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之情，深挚感人。
第二首主要是表达对子与妻的思念以及对自己的伤怀。“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这二句描绘出月光下御史台监狱阴森的侧影。汉代御史台多种柏树，所以又称柏台（见《汉书·朱博传》）。琅珰，指屋檐下系的铃铎。诗人在不眠的寒夜，想到自己在刽子手屠刀的阴影之下，心中充满了惊骇之情。“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心如鹿撞，命运似鸡，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据当时人记载，苏轼被捕时，押送他的狱卒“顾盼狞恶”，入狱时狱卒问他“五代有无誓书铁券？”即祖先有无功勋可以使子孙享受犯罪免死的待遇。这照例是对死囚提出的问题。在狱中，狱吏“诟辱通宵不忍闻”，也就是他在诗的序言中所说“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的实际情况。“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上句思念儿子，说他天庭饱满，逗人喜爱。下句言愧对妻子。牛衣，给牛御寒的草蓑。西汉王章少时贫病交迫，冬夜卧牛衣中，感伤而泣，与妻子诀别，妻子鼓励他不要气馁，努力读书。后来王章官至京兆尹，一次向皇帝上书，弹劾外戚权臣王凤，妻子劝止他，说：“做人要知足，你忘记了牛衣涕泣时么？”王章不听，果然因上书得祸，下狱死（见《汉书·王章传》）。这里苏轼既以王章表示对妻子的愧疚，也以王章的忠义敢言自剖对朝廷的忠诚。最后二句“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作者在这里自注说：“狱中闻杭湖间民为余作解厄道场者累月，故有此句。”当年苏轼由京官外放，首先就到杭州任三年通判（地方副长官），在任期间，大有功德于杭人，因此杭州人民思之不已，为他作道场累月，这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安慰。他说，死了以后，相信杭人一定会把他埋葬在那里，正像当年西汉朱邑在桐乡（今安徽舒城）做官时为邑人做了许多好事，死后葬于桐乡并建祠奉祀一样。
这两首诗是狱中“绝命诗”，出自肺腑，无暇雕琢，而自有感人的力量。苏轼反对新法，这是他认识上的局限。但执政者对持不同意见的对方大兴文字狱，这即使在当时，也被一般人视为不公正。“乌台诗案”给北宋后期的政局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后果，士大夫多以不恤民命，讳言国事，自保身家为得计，以致元祐、绍圣，一反一复，元气大伤，国事终至不可收拾。苏轼这二首诗可说是这一历史悲剧的最生动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