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英首脑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三大国首脑继德黑兰会议之后的第二次会议。
1944年，反法西斯同盟国在各个战场接连取得了决定性的重大胜利。
苏联红军连续发动10次战略性战役，歼敌200万，收复全部国土，进入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德意志、匈牙利等国作战。1945年1月，苏联红军取得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胜利，推进到奥得河—尼斯河一线，距柏林仅60公里。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8月15日，美法军队在法国南部登陆，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战争进展迅速。至10月，盟军解放了几乎整个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的一部分，逼近德国。1945年底，盟军粉碎希特勒发动的阿登反击，开始向德国腹地推进。德国败局已定。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1944年夏占领马里亚纳群岛，打破日本太平洋“防波堤”,1945年初登陆吕宋岛，进军马尼拉。但据美国估计，要彻底打败日本并迫使它无条件投降，尚需苦战一年半，付出100万人的伤亡代价。
由于德国即将被彻底打败，如何处理战败德国和安排战后欧洲与世界事务，成为盟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美国希望苏联尽早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损失，加速日本投降。这样，三国首脑会晤再次提上日程。
此前，三国首脑会晤的问题已蕴酿一段时间。1944年7月19日，罗斯福写信给斯大林说：“鉴于事情进展得如此迅速和成功，我认为，应该在相当近的将来由您、首相和我举行一次会晤。8月2日，斯大林复信表示，他必须亲自指挥红军作战，无法分身，一时难以同意。1944年10月，在丘吉尔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欧洲和巴尔干问题之前，罗斯福再次致函斯大林：“我相信您了解，在这次全球战争中，不论是军事的或政治的问题，美国没有不关心的。我坚信，我们3人，而且只有我们3人才能够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根据他的建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丘吉尔与斯大林的会谈。1944年12月，哈里曼大使奉命拜会斯大林，专门询问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及其条件等问题。此后，三国首脑在来往信函中继续就召开三国最高级会议以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交换意见。1944年底，三国首脑一致同意于1945年1月底或2月初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
美英两国代表团商定，先在马耳他集合，然后一同飞往雅尔塔。美国总统乘“昆西”号重型巡洋舰横渡大西洋，于2月2日早晨到达马耳他。当晚，20架美国空中“霸王”式和5架英国“约克”式运输机载着大约700名美英官员从马耳他启程。3日中午，飞机相继在雅尔塔附近的萨基机场着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前往机场欢迎美英两国代表团。2月4日，三国首脑会议在前沙皇尼古拉行宫利瓦吉亚宫举行。
会上，三国首脑首先听取了苏联红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和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关于前线战况的报告。丘吉尔对红军战绩“深表钦佩和感激”。三方一致表示加强协同作战，从东西南北同时打击德国法西斯，行之有效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尽早结束欧战。会议随后详细讨论了处置战后德国的问题。
在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彻底拆除德国一切军事设施、取缔纳粹、严惩一切战争罪犯等问题上，三方意见一致，迅速达成协议。
三国首脑同意将德国分割成若干部分，但如何分割，未作出安排。三国决定，一旦德国投降，先由苏美英三国军队分别占领德国的东部、西南部和西北部。“成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委员会由三国占领军的最高司令官组成，总部设在柏林”。柏林由盟国军队分区共同占领。
丘吉尔提出让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斯大林反对说，给法国一个占领区，可能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先例；法国对战争毫无贡献可言，对德管制委员会不宜由这样的国家参加。丘吉尔重申，应该让法国在德国左右站岗，否则英国可能在英吉利海峡的港口上再碰上德国的幽灵。罗斯福表示，让法国人在德国有一个占领区“不是一个坏主意”。斯大林作出让步，表示不反对在英美占领区给法国一个占领区，但不希望法国参加管制委员会。
后来罗斯福同斯大林私下就此事交换了意见。在2月10日的第7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表示不再反对丘吉尔的提议。于是三方达成协议，分给法国一个德国占领区，同时邀请法国政府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
在讨论德国赔偿问题时，斯大林和丘吉尔又发生争执。斯大林提出德国战争赔款总额为200亿美元，按战胜国的贡献大小和损失情况进行分配，苏联应得赔款总额之半数。赔款以实物方式支付。丘吉尔立即反对说，苏联想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数目是异想天开，不应该在赔款问题上重蹈上次大战的覆辙。他反对在专家研究出德国负担能力之前定出任何具体数字。罗斯福表示，除没收德国在美国的财产外，美国不要德国任何赔款，也不再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借钱给德国。他表示愿意支持苏联的任何赔款要求，但以德国人不致受饥挨饿为限。
斯大林和丘吉尔争执不下，三方无法就德国赔偿问题达成协议，最后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由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赔偿委员会，就此问题进一步进行研究。
会议花费大量时间讨论波兰问题。在8次全体会议上，有6次提出波兰问题。关于波兰疆界的划定，罗斯福在2月6日的会议上表示同意以“寇松线”为波兰东部边界，但希望苏联能让出利沃夫市和利沃夫油田。丘吉尔赞同罗斯福的意见。斯大林表示，历史上波兰曾是进攻俄国的走廊，苏联希望有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波兰，以封住这条进攻苏联的走廊。关于“寇松线”,斯大林说，这不是俄国人而是寇松和克雷孟梭划定的。如果让出利沃夫，他将无法返回莫斯科向苏联人民交待。所以，他不能同意对“寇松线”再做调整。斯大林提出，为补偿波兰东部失去的土地，可将波兰西部疆界延至西尼斯河。丘吉尔表示，波兰边界可以西移，但若移至西尼斯河，将有很多人迁移，英国政府不会接受这样的边界。罗斯福表示，把波兰边界移至西尼斯河，法律根据不足。最后三方达成如下协议：
三国政府首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5公里到8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领土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的让予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并且觉得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围绕着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会上展开激烈争论。苏联早在1943年就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随着苏军把德军完全赶出波兰，苏联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巩固了它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斯大林要求美英承认临时政府。罗斯福和丘吉尔意见十分接近，认为设在卢布林的临时政府不能代表波兰，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卢布林和伦敦两地波兰领袖的新政府。斯大林说，因为没有波兰人参加雅尔塔会议，在这里建立一个波兰政府是不可能的。经反复争论，三方达成一个原则性协议，于2月10日共同签署了关于波兰问题的宣言：(1)波兰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2)由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卡尔与波兰临时政府代表及国内外的民主领袖进行磋商，以改组政府；(3)改组后的政府应保证尽快通过普选与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自由和不受限制的选举。2月8日下午，罗斯福和哈里曼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私下单独会谈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问题。罗斯福来雅尔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同斯大林在此问题上达成协议。
哈里曼曾于1944年12月14日就此问题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明确提出对日作战的条件。罗斯福对斯大林的要求十分清楚，双方大体上已取得谅解。
在2月8日的会谈中，苏美两方无大分歧。2月10日，在全体会议之前，莫洛托夫向哈里曼递交了《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草案》。此案略经修饰后成为秘密协定的正式文本。2月11日，秘密议定书交送丘吉尔过目。丘吉尔被始终排斥在这一协定的讨论之外，颇为不快。但他自知英国在远东势力已成强弩之末，在远东事务上发言权不多，遂与斯大林和罗斯福共同签署了这份秘密协定。秘密的雅尔塔协定提到，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2、恢复1904年前俄国的权益，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营，须保证苏联的优越权利而中国则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千岛群岛交予苏联。
这份协定事先既未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未通知中国。直到罗斯福逝世、杜鲁门继任总统后，才于1945年6月指令赫尔利将其内容通知中国国民党政府。
雅尔塔会议讨论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
苏美英政府代表和美英中政府代表曾分别于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和9月29日至10月7日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就定名为“联合国”的战后国际组织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但对“联合国”机构安全理事会的表决程序问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会议未能达成协议。
在这次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再次主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任何情况下对一切问题均享有否决权，不论其是否是当事国。在2月6日的三方全体会议上，罗斯福对此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他将需安理会解决的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程序事项等不需采用强制性手段解决的“准司法性”问题，第二类是可能需要采用强制手段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对于第一类问题，如果常任理事国是争端当事国，不得使用否决权。对于第二类问题，在涉及采取强制手段时，如接纳和中止会员国，采取行动制止对和平的破坏，控制军备等，安理会所做的一切决定都需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不论其是否是当事国。这一原则被称为“大国一致原则”,又称“雅尔塔公式”。
英苏接受了罗斯福的方案。美国向苏联作出让步，同意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它们具有单独表决权。
会议确定，苏、英、美、中、法为联合国大国，决定接纳同希特勒德国作战的各国参加联合国组织，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由美国向有关国家发出正式邀请。
2月9日，会议临近尾声，美国提出一份《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经简短讨论一致通过。宣言说，被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他们生活所寄的政权形式”。三大国首脑在宣言中声明：“我们决心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合作，以建立一种在法治下的世界秩序，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幸福。”
雅尔塔会议还讨论了南斯拉夫、伊朗及巴尔干等问题，有的做出相应协议，有的仅交换了意见。
2月11日，雅尔塔会议闭幕。三大国首脑兴高采烈。会议公报在全世界赢得一片喝彩。各国政治家和舆论界纷纷发表讲话或评论，对会议给予极高评价，把它视为“未来世界的希望”,“光辉的前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
雅尔塔会议是美英苏三国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对协调同盟国最后的战略计划，加速反法西斯胜利进程，巩固大国之间的战时联盟关系和促进战后世界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会议上大国自行作出的一些决定带有明显的大国强权政治的色彩。
法国未能参加雅尔塔会议，戴高乐受到冷落。他原想在罗斯福返回途中与他会晤，为此发出了邀请。但是戴高乐见会议公报只字未提法国抗击德国的斗争，十分愤慨，取消了他自己倡议的这次会见，使得罗斯福也十分恼火。法国朝野对雅尔塔会议始终持批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舆论界围绕苏联在中国和远东地区获取的权益、苏联在联合国的三个席位以及波兰等问题，对罗斯福总统进行了批评。有人指责他对斯大林让步太多，违背了美国利益，甚至称雅尔塔会议是美国外交的一次失败。
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大国各自作了一些妥协和让步，掩盖了三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但并未能根除。相反，它为战后国际间的许多矛盾和冲突播下种子，对战后世界秩序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