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原文、赏析和鉴赏

苏洵

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为我言曰：“既出境，宿驿亭，闻介马数万骑驰过，剑槊相摩，终夜有声，从者怛然失色。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中国之人不测也，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壮士健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况于夷狄？请以为赠。

古时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帙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其后凡是惜别赠言的文章，不附于诗帙的也称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劝勉之词。本文是苏洵为亲友石昌言出使契丹而作的临别赠序，因洵之父名序，为避家讳，故此文称引而不称序。引，也是一种文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云：“唐以后始有此体，大略如序而稍为短简，盖序之滥觞也。”可见序与引颇类同，于是以引代序。文中苏洵对亲友石昌言出使契丹寄予厚望，并回顾历史，剖析强虏本质，指出须藐视之，其中有惜别，有怀旧，有劝勉，熔事、理、情于一炉，叙事平易而生动，析理深刻而圆转，抒情亲切而自然，读来波澜跌宕、流畅宛转，在历代众多的赠序中，这是一篇广为传颂的佳作。

自宋初以来，由于纵容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农民赋税徭投负担沉重，国家财源枯竭，朝廷党争频繁，政治危机日趋严重，国力贫弱，在对待外族(主国是契丹和西夏)的入侵问题上，一直屈辱求和，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契丹为澶渊之盟，宋输契丹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契丹遣萧英、刘六符至宋索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及瓦桥(今河北雄县易水上)以南十县地，结果定盟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且称为“纳”，宋王朝就是这样一味妥协退让，乞得一时苟安。其时宋廷朝野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契丹炫耀武力，威胁中原，而其实力并非强大，不足为惧，苏洵便是持此论者，这种看法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多有提及。嘉祐元年(1056)八月，宋朝派刑部员外郎石昌言出使契丹，为其国母生辰祝寿，显然，此行责任重大，既要修好两国邦交，又要不辱使命，不损国威，此文便是写于石昌言临行之际。石昌言，即石扬休，字昌言，其兄石扬言娶苏序(苏洵之父)之幼女为妻，故苏、石两家是亲戚，作为昌言的至亲好友，当昌言将出使北国，苏洵心中自然感触万端，钦敬、感佩和惜别之情交织于心，写下这篇临别赠序，

苏洵的散文，素以议论擅长，而在叙事与抒情上，也别具特色，在这篇赠序中，就很见功力。

本文第一段主要是怀旧和写惜别之情。首先回忆往事，一是儿时苏洵与孩子们在家门口游戏时，昌言曾拿枣栗给他吃； 加上两家居址相近，又因是亲戚的缘故，相处颇为亲近随便。十分生动地交代了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其后昌言举进土，渐渐有了些名声，同时苏洵也长大了一些，开始学习，但“未成而废，”昌言对此“甚恨”。此后昌言及第，在外为官，他们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苏洵斩渐长大，重新学习，也就是27岁始发愤，闭门苦读，通六经百家，几年以后，苏洵游京师，与昌言在长安相见，出示自己的十几篇文章给昌言看，昌言“甚喜称善”，苏洵由此也感到高兴。这一层是写他们两人的关系和昌言的治学态度。写法颇别致，都不是从正面去写，而是通过两人的交往，以及昌言对自己学习的关注和影响，以情感驱策笔墨，似乎是随意点染，但又有其内在的联系，十分自然地把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言明，而且鲜明地展示了昌言的治学态度，把昌言积极进取、厌恶平庸、真诚率直的性格和为人生动地刻画出来，这样写不仅适宜作者抒发感情，创造了至友送别的气氛，而且为后文中对昌言的劝勉和激励作了铺垫。文章至此，笔锋一转，以“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略过昌言十几年的为官经历。宋代以翰林学士掌内制 (起草有关后妃、亲王、宰相、节度任免的诏命)，以中书舍人掌外制 (起草百官任免的诏命)，没有正式授予中书舍人的，称知制诰，石昌言当时官职为刑部员外郎，知制诰，所以说他“官两制，”石昌言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庭”，文章随即转入抒写惜别之情。自古离别多伤悲，但作者却一反常情，摒弃了离别时异常复杂的多种情愫，而偏偏截取了“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那最为壮观的一幕，并以此反思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流露出作者对昌言的钦敬和感佩，进而情不自禁地赞叹“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冲，乃古时的一种战车，折冲，即击退敌军，迫使敌人战车后撤，这里是指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充分表达了苏洵对昌言此行的信赖。作者所以有这种感情，一方面缘于对昌言的了解，他相信这位自己从小就谙熟的亲友是能堪此重任的。另一方面，这种感情也正符合苏洵的政治理想，换言之，也就是他的政治理想决定了他的这种情感，当外族不断入侵宋朝疆界时，苏洵一直反对妥协退让，希望宋王朝能够强盛起来，与强虏抗衡，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当此送别昌言之际，作者的目光没有囿于友人别离的狭小圈子，而是面对那整肃壮观的出使队伍，抒发了自己壮怀激烈的豪情，以对至亲好友的无限信赖，寄寓了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并不无感慨地喊出了“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的强音。

文章的第二段，写的是苏洵在送别之际，对昌言的激励和希望，通过两件史实，激励昌言不要被契丹的貌似强大所吓倒。文中首先讲的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四月，彭任随富弼出使契丹，使者队伍在离开中原的驿站中，夜闻数万骑身披铁甲的战马奔驰而过，“剑槊相摩，终夜有声。”随同出使的人都惊惧失色，及至天明，看到战马驰过的痕迹，尚控制不住惊恐之情。契丹用这种假象欺骗宋使，使宋使“震惧而失辞。”作者以此为据，说明契丹并不可怕，他们炫耀武力，正是不欲战的表现。接着，作者又引出一个与此相反的史实，从反面证明，敌人越是气势汹汹，越不足畏。西汉时，奉春君刘敬受命赴匈奴探看虚实，他见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刘敬认为：“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也，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所以刘敬认为匈奴不可击，但刘邦不听，遂赴平城，匈奴果出奇兵，致有围高祖于白登七日的教训。通过这两件史实，作者再次强调了他在《几策·审敌》一文中“词卑者进也，词强者退也”的观点，从而得出了“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的结论。并引孟子语，说明去游说大人物(这里指契丹的统治者)，“勿视其巍巍然”，而要藐视他，进一步勉励昌言要借鉴历史经验不畏强敌威胁，发扬民族正气，最后以“况于夷狄”作结，充满了藐视敌人的豪情壮志。这一段虽无一句规讽昌言的话，但字里行间都熔铸着深情的劝勉，希望昌言不被敌人的气焰所压倒，敢于“折冲口舌之间”，敢于藐视敌人，夺取外交的胜利。行文宛转曲折，意在言外，言者情深意重，闻者足为鉴戒。

这篇赠序在写作上结构严谨、层次公明，有怀旧、有惜别、有劝勉，错落有致、叙次井然。文中的叙事、抒情和议论浑然一体，在写作者与石昌言的关系时，就任情由缰、随意挥洒，选择了几件既平常而又典型的事例，先写苏洵儿时为戏，昌言以枣栗给他吃，更兼两家相近，又是亲戚，故“甚狎”。后洵读书，未成而废，昌言闻之“甚恨”。十余年后，苏洵发奋复学，昌言读洵文章后又“甚喜”。甚狎、甚恨、甚喜，仅六个字，不仅使文章脉络清晰，而且波澜起伏，富于变化，给人以情的感染。把昌言的为人和治学态度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在对昌言的劝勉中，以“彭任从富公使还”和“平城之役”两件史实为借鉴，以事显理，深慎警醒，讲的是往事，却给人以理的启迪，读来自然婉转、心悦诚服。通观全文，语言简洁、谋篇严整、笔意飞洒、摇曳多姿，实乃赠序中的上乘之作，无怪乎刘大櫆称赞此文“波澜跌宕，极为老成，句调声响，中窾合节，几并昌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