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吏平反冤狱

胡文忠公抚鄂时，尝明保东湖县令张建基之治行，荐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贪黩著闻， 大府勒令告病归田。世颇讶胡公之滥保。其后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东湖冤狱。而实则理是狱者，建基之前任张君也。
先是东湖有民妇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洒扫庭除，治中馈，然后适姑寝问安。以盥水一盆，鸡卵两枚置案上。如是以为常。
一日清晨，排闼入，见姑床下有男子履， 大骇。亟低声下气为掩门而出。姑已觉之，羞见其妇， 自缢而死。 乡保以妇逼死其姑，鸣于官，妇恐扬其姑之恶，不复置辩，遂自诬服， 已按律定谳矣。此张君前任事也。
及张君莅任，过堂见此妇，神气静雅，举止大方，谓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诘，矢口不移。因谕之曰：“汝若有冤，我能为汝直其事。此时不言，不得活矣。”妇答曰：“负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复立人世！愿速就死。”令终疑之，沉思累日。
县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凶悍著。令忽召某甲云“有公事须赴某县一行”,俾还家束装，速来领票。顷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留，误我公事，必为汝妻所縻也！”即发签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浃背，收入狱中， 与获罪妇同系。某甲之妻，终夜诅骂，谓“县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妇闻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即如我任此死罪，尚且隐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县令使人潜听于户外，闻言来告。令大喜。明旦提妇与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诘以昨夕所闻之言，妇不能隐。令悉心鞠问，尽得其情。平反此狱。而薄犒某甲之妻，慰而遣之。通省惊为神明。
及胡公抚鄂，访知东湖张令之事，而其时张建基适令东湖。胡公误以为平反此狱者也，遂登之荐牍。而前任之张令已卒，竟致湮没不彰。其籍贯名字，至今已不可考矣。惜哉！
自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晚清的封建经济之枯萎，反动政治之黑暗，便日益加剧。更兼新潮风起，人心思变，社会改革已成必然的趋势。戊戌变法前，改良主义思潮盛行于一时，曾任出使四国大臣的薛福成便是其中一位著名的人物。他以其为清廷办外交多年的经验，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利弊得失，对中西之间的差距优劣每每权衡比较， 自然深谙其要，颇多见地。以至竭力鼓吹西方君主立宪制，强烈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提倡变法，以保“大清社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薛氏身体力行，晚年捡出“平生见闻随笔”,删存编纂成《庸庵笔记》六卷。其说古道今，穷征博引，摘弊时政。宗旨即在“挽回世道人心”、“有裨经世之学”,作者之用心不可不谓良苦。笔记体小说《良吏平反冤狱》即选自该书卷三轶闻门类。据作者在《庸庵笔记·凡例》中自称：“即轶闻、述异两类，无不考订确实。”可见其为文的态度还是很认真的。读《良吏平反冤狱》可证其不谬。
全篇以写实的笔法记述了一则平反冤狱的故事。作者赞扬东湖县令张某辨狱之审慎、机警，使“某妇逼死其姑”一案得以平反昭雪，以至有“通省惊为神明”的称誉。薛氏又巧妙地在小说主体之外，利用首尾二节，单提出“平反此狱者”的遭遇“竟致湮没不彰”,而其后任者却窃用同姓之便，竟然将审理此案之明鉴贪为己功，更进而被保举“荐擢府道”,连升“至湖北布政使”,直到“以贪黩著闻”,被“勒令”“告归”解职。作者有感于“良吏平反冤狱”虽能流芳千古，而良吏之蒙泯却难眠九泉。小说以此反证保举者之昏聩、贪功者之无耻， 良吏者之可敬，而吏治之黑暗亦更见一斑。因此，这则纪实的断案故事，给予人的启迪倒有两个方面：一是前任张县令办案审慎，能针对案情，善取对策，不轻易下断语，不草菅人命。为官判案若此，已是难能可贵了。二是后任张某原是一卑微钻营的小人，向以“贪黩著闻”,竟然窃名盗誉，能几番蒙混视听，累迁累升。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清代吏治的腐朽黑暗。其庸吏冗员无耻与奸诈，以及权臣的轻信平庸都使人惊叹不已。
小说在艺术上别具一格，作者以故事套故事的方式，衬托对主要情节和人物的描写，使小说的题旨明确而深刻，这是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小说的主体部分是讲前任张县令“平反冤狱”之神明，首尾两节讲的却是继任者的欺世盗名。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补充。大故事为小故事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小故事作为衬托，亦深化了大故事的主题。二者看似脱节，实为一整体。从笔记小说的艺术传统来看，薛氏的这种手法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多可称道。
作者写“平反冤狱”一节，浓墨重彩，极力将故事写详、写尽、写足。使前任张县令的形象鲜明、生动。小说很注重人物的言语、行动和心理活动描写，使人物的性格非常突出，显得真实而可信。从张县令接案时“观察生疑”、到“再三研诘”、引导“谕之”;直至“终疑之，沉思累日”,这是第一层。前任张县令辨案析疑时的审慎、细致的态度，耐心疏导的言辞，可见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不凭主观臆断采取行动，不急于匆忙结论，语言与行动既有分析又有推理。心理的描写很细腻生动，人物的为官秉持公心的性格揭示得准确、全面。设计定案平反是第二层，是“良吏”故事的主要情节。作者写良吏的善取对策，抓住了主人公巧思与机警这二个特征。闻衙府内“某甲妻”,“素以凶悍著”,猛地计上心来，令“忽召某甲”,继而“忽大怒”,更“拘其妻”,鞭“五百”,张县令陡然以一副“昏暴”的脸孔，收之于狱“与获罪女子同系”。这一系列的行动着实令人不解。作者也并不揭示，继而更细笔写张县令暗中的布置：“使人潜听”二女犯囚室中的“内心独白”——在大堂上审讯不出的“供词”。果然不出县令所料，一个“絮聒不休”,一个在“隐忍不言”之中露出了肺腑曲衷。令“闻言大喜”,遂“诘以所言”、“悉之鞫问”,终于使案情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这一段文字颇能显示张县令“此路不通，另辟奚径”的办案风格。他能针对“罪妇”的特点，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手段。既疑其有冤，更巧作迂回，利用罪妇对罪妇，含冤对含冤的狱中吐露真言，人为地替“罪妇”制造了一个利于讲出实话的环境，使她吐出肺腑之言，取得辨明冤狱的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同时也是此案终于能揭开始末真相的钥匙。冤案得以辨伸昭雪，主人公的形象至此已是完整而丰满了。“良吏辨冤”故事本身写来一波三折，步步巧妙。连用两个“忽”字，出人意料，使故事陡起波澜，不知张县令是清明还是昏聩，眼见得捕人、鞭斥、入狱，倒使读者生出疑念来。“使人潜听户外”,可见县令成竹在胸，断案如神，设想奇妙又合情合理。
小说写后任张县令的丑闻是用极简约的笔法，以作者的叙述为主，并不见有窃名者的言语行动。然而文字冷峻，憎爱分明，给人的印象很深。朝廷重臣“抚鄂”,虽“访知东湖张令之事”,却将其“治行”,前张冠而后张戴，终不辨一处县令前后两人。于是“荐牍”也好，“明保”也好，真成了一个“糊(胡)涂督”,生敷出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至于对欺世盗名者只用一句“以贪黩著闻”,便掘翻出贪功者的老根底来。然而却累迁累升，直至被“勒令告病归田”。其间，官场的遮掩庇护即使在作者的轻描淡写中也是极明显的。因此，吏治之黑暗不言自明，小说的题旨也就很清楚了。作为晚清的一名政治家，作者却撰此文，赞颂一位小小县令辨狱之审慎，其本意或正在于劝谕世人，是别有一番苦心的。所谓“‘诛奸谗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兹编亦颇存此意”(《庸庵笔记·凡例》),可见宗旨很明白。善恶二个张县令，一个虽解职，但已享尽了富贵；一个“竟致湮没”名不可考。作者心中之不平凝结于笔端，唯有叹一声“惜哉”而已。通观全篇，小说虽然有封建伦理说教的成分，但其题材与手法仍有其清新可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