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米·彼·波戈金 [俄国]果戈理

我在罗马收到你的来函。信里洋溢着的思想，也是充满在我们大家头脑中的思想。对于这一巨大的损失^①，我什么也不说了。我的损失甚于一切人。你悲痛，是作为一个俄国人，一个作家，我……我无法表述我的悲痛于万一。我的生命，我最崇高的享受，跟他一起消逝了。我一生中最喜悦的时候是我创作的时候。当我创作时，呈现在我眼前的唯有普希金。一切传言对我说来都一钱不值，我唾弃那些可鄙的无知之徒；我珍重的是他那永恒和不容置辩的教诲。没有他的劝导我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写不出来。我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美好东西，全都应当归功于他。而我目下写的这部作品也应该归在他的名下。他从我这里听取到我要写好它的誓约，如果当时他不呈现在我眼前，我是一行字也写不出来的。我曾拿他会满意于它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曾猜度过他会喜欢它，而这是对我的最高的和头等的奖赏。现在这种奖赏是无可期待了！我的作品算得了什么？我现在的生活又算得了什么？……

你约请我到你们那里去，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重复诗人们在祖国的永恒的厄运？也许，在举出了一个有力的例证之后，你是存心要再制造一次这样的结论，以便得到一个更加惊人的同样的例证吧？我为什么要回去？难道我没有见过国内那知识渊博的不学无术的高贵的一群？你写道，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冷心肠者，无不为这一损失而有所震动。那么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些人又准备为他干些什么呢？难道我不是普希金有切肤之感的那苦而又苦的时候的见证人，虽然君王本人(即便是为了这一点也应当称颂他的美名！)也曾敬重他的天才？啊，当我一想起我们的法官、以学术和文艺的庇护者自居的财主、有学问的聪明人和那些高贵的贵族，我的心就不寒而栗！他们强迫我去做我本来不想做的事，想必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或许你认为，我跟朋友们，跟你们相隔万水千山，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或许，是我不眷恋我们广袤无垠的、亲爱的俄罗斯大地？我在国外已经生活了将近一年，我看到了明丽的天空，我看到了艺术丰富、人才济济的世界。难道我的笔已经在描绘能使任何一个人为之惊讶的事物了吗？不，我任何一行文字也不能奉献给异域他乡。一条摧毁不了的链条把我跟自己人联结在一起，较之那向我投来更为殷切的目光的美丽无比的天空，我宁可要我们那惨淡、阴晦的世界，我们那没有烟囱的农舍，那裸露的、辽阔的原野。难道在这一事件之后我就不爱自己的祖国了？但是，回去，要我容忍那在我面前绷着脸，甚至对我恶意捣乱的无头脑的一帮，容忍此辈们目空一切的骄横，——不，鄙人无法从命！在异国的土地上，我甘愿忍受一切，甘愿像要饭花子似的伸出手(如果事情真到了这一步的话);然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永远也不！

(刘伦振　译)

注释：

① 巨大的损失： 指普希金的去世。

【赏析】

此文是果戈理给米·彼·波戈金的一封复信。米·彼·波戈金是19世纪俄国斯拉夫学派史学家和作家。果戈理在信中提到，俄国有一巨大损失，这个巨大的损失就是指1837年2月10日俄国文学之父、著名诗人普希金的逝世。

1837年2月8日，普希金在与无耻追逐他妻子的法国流亡者丹特士的决斗中身负重伤，两天后不治身亡。当时，果戈理因《钦差大臣》一剧的上演开罪了俄国当局，流亡于罗马，米·彼·波戈金便写信将这一噩耗告知他。

果戈理的复信情绪激昂，言辞激烈，感情复杂。首先，果戈理对普希金的逝世异常悲痛，他在信中写道：“我的损失胜于一切人。……我无法表述我的悲痛于万一。我的生命，我最崇高的享受，跟他一起消逝了。”果戈理绝非言过其实，他与普希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普希金是果戈理走上文坛的导师和引路人。自从1831年夏天，果戈理结识普希金之后，一直过从甚密，他在创作上深受普希金的影响。因此，在这一巨大损失发生之后，果戈理不由自主地发出沉痛的呼喊：“我的作品算得了什么？我现在的生活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在信中除了深切的悲痛以外，我们读到更多的是一种愤怒的情绪。正是基于这种愤怒，果戈理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波戈金的回国邀请。因为，现在的俄罗斯，不是诗人们的俄罗斯，而是“知识渊博的不学无术的高贵的一群”的俄罗斯。在那里，诗人们只有永恒的厄运。普希金的逝世激发了果戈理对迫害作家、实行严格的文艺审查制度的俄国当局的极大愤慨。是他们带给普希金“有切肤之感的那苦而又苦的时候”，是他们使得果戈理漂泊在异国他乡，无法回到他所深深眷念的俄罗斯的大地。

复信的字里行间还渗透着果戈理对祖国的深深的爱。虽然生活在美丽无比的异国他乡的天空下，他仍然眷恋着那惨淡、阴晦的祖国，“那没有烟囱的农舍，那裸露的、辽阔的原野”。仿佛有“一条摧毁不了的链条”把他和祖国亲人联结在一起，他仍将他的任何一行文字奉献给他的祖国俄罗斯。

(张燮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