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要有其田

孙中山

学生诸君：

你们这次毕业，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这是我们国民党做农民运动所^①办的第一件事。我们从前做革命事业，农民参加进来的很少，就是因为他们知识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国家大事，所以对于国家很冷淡，不来管国事。你们毕业之后，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首先便要一般农民知道对于国家有什么责任，农民所仰望于国家的有什么利益。这个革命政府，是想要做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来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大家能够担负这个责任，联络一般农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动，不顾成败利钝，来做国家的大事业，这样我们的基础可以巩固，我们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

诸君在这地学了几个月，知道我们革命，是要根据三民主义。大家到各乡村去宣传，便要把三民主义传到一般农民都觉悟。农民在中国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数，所以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要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革命才是彻底。如果这个极大阶级不能觉悟，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我们的革命在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

大家到乡村去宣传，有什么方法可以讲明白三民主义，令一般农民都觉悟呢？要一般农民都容易觉悟，便先要讲农民本身的利益；讲农民本身的利益，农民才注意。如果开口就是讲国家大事，无知识的农民，怎么能够引起兴趣呢？先要讲农民本身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

大家都知道，中国把社会上的人，是分成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比较起来，最辛苦的是农民，享利益最少的是农民，担负国家义务最重的也是农民。在农民自己想起来，以为受这种辛苦，尽这种义务，这是份内应该有的事；这种应该有的事，是天经地义，子子孙孙不能改变的；祖宗业农，受了这种辛苦，子孙也应该承继，来受这种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样。这种思想，是从前的旧思想。我们现在用政治力量来提倡农民，就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打破这种思想；就是要一般农民，不要从前的旧思想，要有国家的新思想。有了国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脱离旧痛苦。要一般农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来救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现在许多人都说中国的农业社会和俄国不同，从前俄国有大地主和农奴，地主和农奴的财产，过于不平均；现在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和一般农民，这般小地主和农民的财产，同俄国地主和农奴的情形比较起来，还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讲，这是讲得过去的。但是切实调查起来，用中国现在的情形和俄国从前的情形比较来说，是中国的农民享幸福些呀，还是俄国的农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国的小地主专制些呀，还是俄国的大地主专制些呢？依我看起来，从前俄国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几百万方里，甚至于几千万方里，那些大地主对于许多农奴，自然不能精神贯注；因为精神贯注不到，待遇农奴自然是很宽大。我们这些小地主，总是孳孳为利^②，收起租来，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计算，随时随地，都是要刻薄。农民所受的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确，还要等到你们再去调查。就我个人的心理比较，从前俄国农奴所受的痛苦要小，现在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要厉害得多。

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中国的人民，本来是分作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中，除农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我们此时实行民生主义，如果马上便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来交到农民，受地的农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损失。但是受损失的地主，现在都是稍为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事，都很有觉悟，而一般农民全无觉悟。如果地主和农民发生冲突，农民便不能抵抗。我们要免去现在的冲突，要农民将来能够抵抗，大家此时便要对农民去宣传，把农民的痛苦讲得很清楚，让一般农民都知道。农民只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觉悟；农民有了觉悟，自然要来向政府求救，解除他们的痛苦。好象近来我们在香山举行农民运动，要解除农民的痛苦，便有许多农民向政府说：政府既是要解除我们的痛苦，为什么政府反向我们加抽沙田捐^③呢？这岂不是加重我们的痛苦吗？象这个样子，我们农民的痛苦，究竟要怎么样才可以救呢？如果遇到了这种问话，一时便不容易答复。再者，现在这个革命政府，有很多军队，我们要维持目前这样多的军饷，便不能不多抽税。这种税源，都是从穷人来的，富人所受的负担很少。如果不讲明白，农民还不知道，若是现在讲明白了，农民都知道很痛苦，他们一定来要求免去这种痛苦。所以你们在宣传的时候，一定发生许多情形，是自相矛盾的。对于这种矛盾，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呢？就是要农民全体都有觉悟，如果全体农民都能够觉悟，便有方法可以解决。譬如广州一府的农民，能够全体觉悟起来，便可以联络成一个团体，广州的农民都可以联络起来，便可以解除广州府农民的痛苦。推到广东全省农民的情形，也是一样。所以当宣传的时候，有了以前所讲的矛盾，发生了那种冲突，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法，便是先劝农民结团体。农民是多数，地主是少数，实在的权力，还是在农民的手内。如果由一省的农民推到全国的农民，都能够联络起来，有很好的团体，农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办法：政府便可以靠农民做基础，对于地主，要解决农民问题，便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纳租到私人，要纳税到公家。象这样的办法，马上就拿来实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所以此时大家去宣传，一定要很谨慎，只能够说农民的痛苦，教他们联络的方法。先自一乡一县联起，然后再联到一府一省，以至于全国。当联络的时候，还是要农民自己去出力；不过要怎么样出力的方法，就要你们指导。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我们要能够这样和平解决，根本上还是要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

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个意思就是要农民得到自己劳苦的结果，要这种劳苦的结果，不被别人夺去了。现在农民的劳动结果，在农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农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象这种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们从前没有工夫做发现这种不公平的宣传，这回的宣传是第一次。诸君去实行宣传的人，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是为农民谋幸福。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用极好的联络方法，先把广东全省的农民，都联络起来，同政府合作，才有办法。此时农民没有联络之先，便要暂时忍耐，将来才可以享幸福。要农民将来可以享幸福，便要望诸君赶快去宣传联络。农民都联络了之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成功。

(1924年8月23日)

选自《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注释〕　①农民运动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第一届于1924年7月3日开学，这是孙中山在农讲所毕业典礼上的演说。　②孳孳(zī)为利：孳孳，勤勉不懈之意。指勤勉不倦地追求利益。《孟子·尽心上》：“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③沙田捐：行于广东，沿海地区因涨沙而形成的田，称为沙田。沙田捐是在正税之外，每亩加征二钱，由地主和佃农按主八佃二分摊，用途为防务和开垦海滩。

〔鉴赏〕　在本文中，孙中山主要围绕宣传、教育、组织农民而论，阐述革命彻底成功的基础是农民，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在于“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的土地主张，是民生主义核心内容之一的“平均地权”。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仍然牢牢地束缚着广大农民。为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孙中山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作为当时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纲领。他认为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解决当时严重的民生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9页)。国共合作后，更是突出强调这一口号。

孙中山在早年的革命生涯中，主要的依靠力量是华侨、留学生、会党和新军等，轻视了农民的作用。十月革命后，他对自己早年领导革命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逐渐认识到农民的革命作用，认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强调“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只有“农民全体都有觉悟”，农民“都能够联络起来，有很好的团体”，“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因此，国民党的任务就是要用三民主义去宣传、教育农民，提升其觉悟，而“要一般农民都容易觉悟，便先要讲农民本身的利益；讲农民本身的利益，农民才注意”。而农民的根本利益无疑是土地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以巨大的震动和启发。通过对中俄两国农民状况的深入比较，认为“从前俄国农奴所受的痛苦要小，现在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要厉害得多”。借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孙中山认识到“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所以，中国“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

但是，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思想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其并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去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并不主张耕者平分地主的土地，只是反对地主占有土地，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他的这一思想反映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他认为这样对待地主，才能逐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国家可以通过征收地价税，以帮助农民得到土地。地主自然反对，那么政府“便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纳租到私人，要纳税到公家”。但是，孙中山认为即便像“这样的办法，马上就拿来实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更不用说“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因此，对于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他认为“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孙中山在“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实施上，反对立即将地主的田地分配给农民这种激烈的做法，他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渐进路径，变革封建土地私有制。主张通过国家调节的方法，即对地主的土地通过国家征税，有偿地变为国家所有，达到限制地主的地租收入，同时让贫民有田可耕，从而缓和阶级矛盾，遏制社会动荡，使社会和经济顺利发展。但由于孙中山的这一土地纲领，只是间接地对地主抽重税，最终又没有明确怎样让农民得到土地，也无从满足农民迫切要求挣脱封建桎梏和获得土地的要求，这就决定了“耕者有其田”难以真正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