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的瓶庐

翁同龢，常熟人，清末大学问家。关于他的名字，据说，他出生后三两天就闹病，辄夜啼号，稍长又脾气暴躁，按照祖辈的规矩，他这一辈以“同”字排行，父亲遂给他起名“同龢”。“龢”是“和”字的古字，取自《国语》上“声应相系曰龢”一语，这里面多少包含了父母希望他日后能成为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的意思。他生在早晨寅时，此时天色未明，胡同里刚好传来人声，因此，父亲和其后来官至安徽巡抚的长兄同书又给他起了“声甫”的字。翁同龢出生后，又黑又瘦，经常闹病，而比他出生晚四个月的侄儿曾纯却长得又白又胖，因此，其兄翁同书夫妇以儿子曾纯的口吻再给他起了一个“叔平”的号，意即愿叔叔平安无事。

翁同龢像

另外，他的母亲生他时已经是41岁，无乳，全靠瓶装米汤喂养，所以，他后来自署“瓶生”。其大姊寿珠去世后，他十分忧伤，又自署“瓶居士”。他在一首诗中曾写道：“缘何唤作瓶居士，不贮膏油只贮愁”。他晚年开缺回籍，革职编管，遁迹人世，庐墓虞山，晚号“瓶庵居士”。他的与“瓶”相关字号还有“常瓶生”、“瓶笙”、“居士瓶叟”等。谢俊美的《翁同龢传》说：“这些字、号，真实地刻画出翁同龢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的脆弱性格。”其实这仅仅是翁同龢性格特征的一个侧面，带“瓶”的斋号室名更多地反映了他慎终追远的朴实情感。
他自幼颖悟非常，按他自己的说法，那是“常有佳句，屡为吾父、三兄及塾师所称赏”。翁家在常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和官宦之家，翁宅大厅的上方悬挂着一块横匾，上书“彩衣堂”斋号大名。据说，他父亲翁心存奉命主持浙江乡试完毕后，准备回家庆贺母亲张太夫人的75岁寿辰，路过苏州时，正逢江苏巡抚衙署内大小官员身穿花衣彩袍在庆祝道光皇帝的母亲、皇太后钮古禄氏60大寿，遂请巡抚陈鉴书写“彩衣堂”匾额，以寓彩衣戏亲之意，并纪念国恩家庆的盛事。翁宅的西院大门的门楣上嵌有一块篆书“柏古轩”的石刻匾额，院内是一座两进的厅房，在大厅堂前的院中植有一棵年代久远的柏树，柏古轩由此而得名。天井后面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上是一个库房，隔成东西两部分，各有一门，门首分别挂着“知止斋”和“宝瓠斋”的匾额，这是翁家的藏书楼。楼厅东侧是一个大小约20平方米的厢房。房内布置陈设十分简朴，除了茶几卧榻和一个书案外，别无他物。墙上挂着钱泳书写的《明日歌》四屏真草条幅和大画家王翚所绘的《虞山胜迹图》，这里就是他在常熟的书房兼卧室。然而，这里的斋号，在翁同龢后来的生活中很少使用。除了“瓶庐”、“瓶庵”外，他使用的斋号还有“均斋”等。
1856年，翁同龢首次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一举考中所有中国学子都梦寐以求的状元。此后他仕途一路顺风，曾任户部尚书、大学士和同文馆总教习。作为一名学者、诗人和书法家，在当时的中国士大夫眼里，他被看做是继承了18世纪的大儒刘墉的精神衣钵。这一荣耀的重要标志是，他作为皇帝的师傅先后服侍了同治与光绪两代皇帝。
尽管他无疑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大家，但是他思想豁达且开明。在19世纪的最后的几年，《马关条约》是辱国太甚的，由此，他开始倾向变法，用心搜求讲时务的书籍悉心研究。他以前曾读过康有为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并不赞同；当读到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他对康著饶有兴趣并颇具好感；特别是第三书出来后，他对康有为大为惊服，主动访康，详论变法事宜。在与陈宝箴、许景澄等意气相投的朋友商议之后，他于风云变幻的1898年初将康有为推荐给光绪皇帝，由此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康有为称他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是对翁同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所作贡献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翁同龢像

翁同龢故居——彩衣堂

维新运动展开后，他一方面鼓励引导光绪帝倾向变法，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地位、手中的权力积极支持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在他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与文廷式、陈识等人于1895年8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在北京组成了维新变法时期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他还不顾顽固守旧官僚对洋务的蔑视以及对郭嵩焘出使的辱骂、攻击，公开与郭交往，共同研讨洋务。
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夏历四月二十五日，下令于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二十七日，慈禧太后先发制人，突然迫令光绪皇帝下令将帝党领袖的翁同龢开缺回籍。这已经拉开了镇压变法运动的序幕。此诏一经宣布，以“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的罪名，将他逐出紫禁城，为此朝内朝外无不感到“震惊”。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同龢去，皇帝股肱顿失。”据说，当光绪帝见到此诏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宣诏时，“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以至“竟日不食”。为此康有为也写了《怀翁常熟去国》诗，云：“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诗中以萧何比翁同龢，以“汉”借指清朝。诗人对翁同龢被罢免出京表示深深的惋惜，其情悲切已极。
翁同龢在回乡的途中，路过上海。盛宣怀为了感谢他对其铁路银行的支持，还特意在谢家桥常州八邑会馆设宴，为他接风洗尘。而他无意在沪停留，当天晚上便坐民船回到常熟。从这时候起，直到1904年7月去世，他都在家乡度过。
翁同龢仕宦京华数十年，薪俸不少，但大都用于购买书画碑帖和官场应酬，“忍饥且买好云山”，从未在籍添置产业，“家无薄田输官租，又无一椽安厥居”。因此他虽说回到家乡，却无屋可居，无地可耕，只好租赁城中塔前街张姓的半开三间房，从城中当铺租借了一套日用什物，暂时居住下来。正是“自我归田庐，田庐无可归，赁屋方塔下，闭户聊息机”。1899年2月（正月）底，新居落成，他给新居题名“瓶庐”。这是一所简朴的京式院落，主屋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书斋和卧室，下层为客厅和仆人住处、储藏室，四周围以竹篱。楼前正中置有正方形石板一块，是专作叩头用的。以后，每逢同治帝忌辰、光绪帝生辰、西太后万寿节，他总要在这里面北遥叩。由此看出瓶庐主人有怎样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