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

以1944年10月25日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美军总司令和11月30日赫尔利继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标志，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确定了扶蒋反共的方向。
9月6日，正当史、蒋矛盾激化之时，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赴华，其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队统帅；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统一中国军队等。赫尔利在协调史、蒋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史迪威的看法，其基本思路是：美国应该坚决支持国民政府，并联合苏联对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承认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交出军队，参加政府。为此，他在史、蒋争执中支持蒋介石，认为“史迪威在政治上不能了解蒋介石，或与他合作”,史、蒋的僵局“有深远的影响，会导致战争的延长和增加美国人力和物力的损失”,他甚至危言耸听地对罗斯福说：“你若在此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连中国也一起丢失。”^[1]
史迪威去职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并未结束。与赫尔利持对立观点的有艾奇逊、谢伟思等驻华外交官和美国国务院内的一些高级官员。1944年12月28日，中共领导人会见包瑞德，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去美国，毛泽东和周恩来愿一同或单独一人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进行会谈，并强调此事应由魏德迈将军单独处理，“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知道”。美军观察组及时向重庆美军总部转告中共的意向，但当时魏德迈不在重庆，而且魏德迈与赫尔利早有互通信息的约定，结果观察组的电文落入赫氏之手。赫尔利为此大怒，致电华盛顿，称：“如果共产党人与美国陆军达成这样的安排，那末我们试图拯救中国国民政府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2]结果，魏德迈从缅甸前线赶回重庆进行调查，并为自己部下加入此事表示歉意，包瑞德被免去观察组组长职务，并因赫尔利的反对而失去了晋升准将的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赴美之行自然也是烟消云散。
然而，赫尔利的反对派并未就此罢手。1945年2月19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逊、谢伟思等五人乘赫尔利回国述职之机，联名向国务院拍发紧急报告，反对赫尔利推行的对华政策。主要内容是：如继续赫尔利的政策，“中国的混乱将不可避免，中国内部冲突的爆发将加快”;美国由于军事需要应“与共产党及其他有助于这次抗日战争的团体进行合作，并给以供应”;“向蒋介石建议组织最高战时委员会或战时政府，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将中共军队编入中央政府军队，执行联合作战计划，由美国军官指挥”;可将上述建议“私下通知蒋介石，如蒋拒绝，美国应准备发表公开政策声明”^[3]。此份报告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由此而引起赫尔利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的一场争论。
赫尔利视艾奇逊等人的行动是驻华美国使馆内的一场政变，他向国务院声明：“发这封电报是他的部下对他不忠的行动，它使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作战一方的问题又复活了，而史迪威将军正是为了这个问题被召回的。”^[4]魏德迈支持赫尔利的立场。赫、魏的主张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艾奇逊一派意见被否决，此后难以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发生影响。4月2日，在争论中占了上风的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美国“承认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认为蒋介石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公开宣布不与中共合作，并断然否定美国将向共产党提供武器等^[5]。赫尔利的这个讲话即是他与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争论的一个总结。
随后，赫尔利按照既定的政策，积极扶蒋反共。首先，推动美国政府大大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1945年1月至8月，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达到2.265亿美元，相当于1943年和1944年两年经济援助总额6000万美元的3.7倍，给予的租借军事援助总额也是前两年总额的二倍^[6]。魏德迈在军事方面也一改史迪威的做法，采取了许多旨在壮大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新措施，如建立每周一次的中美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专门指挥野战军作战，何应钦任总司令，麦克鲁任作战司令，齐夫斯任后勤司令，由中美军官共同组成各职能部门；派遣美国军事顾问至中国战斗部队师一级司令部；在广西、云南各地举办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训练学校，在兰州成立训练与装备中心，在日本投降前，帮助蒋介石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师；帮助建立战时生产局、战时运输局以及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发展军需品生产和运输；增加驻华美军人数，至战争结束时已达六万余，其中空军3.4万；成立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进行心理、谍报以及反共等方面的特种技术合作研究等。美国政府在“援华”的旗帜下，加紧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支持国民政府。
同时，赫尔利继续以调停人身份介入国共谈判，企图将中共军队统一于国民政府军队之中。(详见另节)他曾表示：“最主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7]为此，赫尔利严格限制美国驻华官员与中共间的接触和联系，否决了所有美国驻华军官和外交官制订的装备和训练中共军队的计划，禁止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艾奇逊报告事件”发生后，赫尔利对美国驻华机构进行了大清洗，一批具有远见的敢于反映实情的外交官被逐出在华外交机构，谢伟思等六人甚至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罪逮捕。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赫尔利还积极谋求让苏联向中共施加压力。他认为，中共在政治上依赖苏联，只要苏联与美国采取同步政策，就能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交出军队，参加政府。1945年1月14日，赫尔利致函罗斯福，建议在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期间，与丘吉尔、斯大林达成协议，促使他们赞同美国的政策，意欲以美、英、苏联合支持蒋介石的国际压力，迫使中共同意“统一”于国民政府。赫尔利的这一建议成为美国赞同签署《雅尔塔密约》的动因之一，给战后中国政治留下了无穷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