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

自从美国成为中国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后，中共就认为，加强美国与中共的联系，让美国清楚地了解陕甘宁边区、了解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情况，是非常必要的。1942年7月，周恩来在重庆将一封信交给美驻华使馆秘书兼史迪威总部顾问的戴维斯，请他转交给正在重庆访问的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博士。周在信中表示欢迎美国政府官员访问陕甘宁边区。1943年3月，周恩来又向戴维斯表示了同样的愿望。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危机的日益严重，美国政府决定了解中共及其军队力量。当时美军最高统帅部曾设想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的接应，在中国沿海登陆，以切断日军羽翼，孤立日本本土；同时谋求在战后“把延安和重庆都控制在手里的办法”,以遏制苏联在中国和亚洲的影响。因此，美军统帅部当局，尤其是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急需获得关于中国共产党控制区状况的信息，以便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前景，特别是他们能得到比当时的状况更好的武器装备时，其战斗力将怎样等，作出正确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派遣一个合适的观察使团前往陕北和共产党控制的其他地区是非常必要的。
1943年6月24日，戴维斯准备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递交给史迪威将军，并将一份副本送到美国国务院。在备忘录中，他陈述了自己主张应该派遣观察使团前往共产党控制区的理由。这份备忘录递交以后的大约六个月内，关于观察使团的派遣问题没有任何进展。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又在一份简短而措词激烈的备忘录中，再次强调了派遣一个观察使团前往陕北的必要。这份备忘录的一个副本转到了罗斯福手里，引起了他的关注。他曾下达指示说，这件事应与马歇尔将军讨论，并尽快完成。2月9日，白宫发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在电报中，罗斯福明确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派到共产党地区，以增加关于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日军情报来源。他请求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①
2月22日，蒋介石向罗斯福回电说：他将尽量使派遣观察使团的计划得以实现，并说他已经命令国防部长同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协商观察组的巡回路线。但是，他在电文中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观察使团的巡回路线只应在国民政府保持着政治控制的或有政府军队驻扎的地区中选择。其目的是限制观察组在共产党控制区的活动，阻碍观察组同共产党领袖的有成效的联系。3月9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又发来一份带有感情色彩的电报，说美国正准备“在短期内”派出观察组。美军上校戴维·包瑞德，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衔命筹组和主持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反叛各州，这里用来暗指延安)。3月22日，罗斯福再电蒋介石，催促美国向陕甘宁边区派观察使团之事。蒋再无法阻挡，只好表示同意，但要求将观察团降为观察组。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正式代表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出派美军观察使团访问延安。6月24日，蒋介石在会谈中被迫表示同意美方要求。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乘美国空军C—47型客机，由重庆经西安飞抵延安。观察组第一批由下列人员组成②:
戴维·D.包瑞德上校，观察组组长；
约翰·S.谢伟思，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
梅尔文·A.卡斯伯格(又译为卡斯堡)少校，医疗队员。
雷·克罗姆林少校，美军航空兵；
约翰·C.科林上尉，美军步兵；
查尔斯·G.斯特尔上尉，美军航空兵；
保罗·C.多姆克上尉，美军信号兵；
亨利·S.惠特尔西上尉，美军步兵；
安东·H.雷米尼赫，美国空军参谋军士。
赴延前，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给观察组赴延任务的“指令”是③:
“派往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观察组请注意下列各项目的情况，希望得到特别重视：
敌军战斗序列。
敌军空军战斗序列。
汪伪军队的战斗序列。
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
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领区中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
共产党官员的全部名单。
敌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机场和空防力量。
情报目标。
敌军轰炸的损失状况。
气候状况。
经济情况。
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
敌军的作战行动。
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的估价。
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状况(要附带地图加以说明)。
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
海军情报。
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
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价。”④
观察组在出发的前一天下午，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邀请包瑞德到他办公室交谈。谈话过程中，包瑞德把观察组的使命毫不犹豫地通知了他。何应钦表示：希望扩大双方的合作，这次出发能得到使双方都非常满意的结果。
观察组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
8月7日，观察组第二批成员共9人也飞抵延安。他们是⑤:
雷蒙德·P.卢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顾问；
雷金纳德·E.福斯中校，美国航空兵；
威尔伯·J.彼得金少校，步兵；
查尔斯·E.多尔少校，美国航空兵；
布鲁克·多兰上尉，步兵；
西蒙·H.希契上尉，美国海军；
路易斯·M.琼斯中尉，美国航空兵；
沃尔特·格雷斯中士，信号兵；
四级技师乔治·I.奈卡莫罗，应征入伍者。
7月22日，第一批成员到达延安后，朱德总司令设宴款待了他们，周恩来请包瑞德、谢伟思谈话。周说：“组长，一位英雄负了伤。我认为您的飞机是一位英雄。很幸运，另一位英雄，也就是您自己没有受伤。毛主席要我向您转达，他对您的安全到达表示慰问。”⑥
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多次会见他们，并与之亲切交谈。彭德怀专题介绍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陈毅向他们作了新四军在华中七年的作战状况报告，叶剑英作了有关敌后作战及八路军编制、装备的报告。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各根据地领导人聂荣臻、林彪等分别介绍各根据地的抗日及其他情况。
在延安，他们除了听取中共领导人、各根据地以及有关方面负责的讲演、报告外，还实地游览参观。当他们参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时，见到这里有一百五十多名日军战俘，印象很深：“他们的宿舍——它没有被称为‘俘虏拘留营’或者‘监狱’——时发现，他们大约十人为一组围在大厅里的桌子旁，所有的战俘都穿着共军的制服，大约有一百五十人。这个数字同被国民政府关在重庆郊外的二十五个相比较，似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⑦观察组还赴南泥湾观看了一二○师三五九旅的训练、军事演习和生产情况。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的第二分校。以后，观察组部分人员分成小组，奔赴抗日根据地观察了解情况。其中去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五人小组，历时四个半月，行程达两千英里。这个小组的惠特尔西上尉，不幸在山西的一个村落与日军遭遇，英勇牺牲。另一个小组(包括科林上尉和希契上尉)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历时五十多天。
观察组在延安期间，主要是为了收集政治、军事情报。他们曾这样评价共产党的情报效率“共产党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到证明：东京报纸的稿子在日本出版后只有十天，延安就可以收到了。这些情报对我们小组的成员是有用的。每个懂得一点情报工作知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最严密的战时保密规则制度下，一家日报也是一条了解世界军事信息的渠道。”“共产党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搜集天气预报，这是极其重要的。由于他们的合作，在通信主任道木克上尉的监督下，许多小型无线电台和指挥行动的仪器被送往共产党控制区的边远部分。惊人的、大量有用的报告一旦通过这些小型无线电台发出，延安就收到了。”⑧
有关军事方面的情报，由包瑞德负责归纳汇总上报；有关政治方面的情报，由约翰·谢伟思和雷·卢登负责。访问期间，观察组有关人员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以及向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军代表团、美国国务院等提出援助中共的建议等。仅谢伟思，就先后写了50份报告。
谢伟思在延安四个半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见面。谢伟思在《“他目光远大”》中说“每周必有二至三次。我在各种场合大约见到他五十次，包括官方的或无拘束的私人会谈，小组讨论，聚餐，观剧以及其他招待会，公开演讲会，甚至炎夏傍晚在果园的坚实土地上举行的周末舞会。”⑨
1944年11月7日—10日赫尔利赴延安会谈时，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等参与了会谈，并任赫尔利的中文翻译。周恩来因重庆国共谈判破裂返回延安后，赫尔利就致函包瑞德，希望他继续游说中共领导人。1944年12月8日，包瑞德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包瑞德曾试图提出一些他个人的意见“去影响共产党领袖们的不妥协的立场”。比如他提出“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做法，将给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包瑞德说：“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周将军从不动怒，他异常冷静，以平静的话语支持毛主席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对于两位聪明、无情、坚定的领袖，我所谈的都是白费唇舌，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⑩
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特别是由谢伟思、包瑞德发回美国的大量报告，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关注，也引起了转向扶蒋反共的赫尔利的不满，认为他们“已经背着他干了损害国民政府的事情”,所以“大发其火”。1944年底，赫尔利藉口包瑞德奉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少将之命，与中共交涉了准备将欧洲服役的一个美军空降师派来中国，“在山东沿海共产党控制区”活动等问题，免去了包瑞德观察组组长的职务，并将他调往昆明。
1945年初，观察组代理组长罗伊·克罗姆利少校也如实地报告和转达毛泽东、周恩来希望访问华盛顿和朱德要求美国借款2 000万元等情况，结果魏德迈又将“支持并传递信息的麦克卢尔将军”也调离。
谢伟思在以前曾提出过许多不满蒋介石政府的意见，赫尔利对他是特别不满的。因此，当谢伟思从美国探亲回重庆时，赫尔利一见面就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他再同情和支持延安，反对支持蒋介石的行动，他就要和谢伟思“决裂”。不久，谢伟思、卢登等人也和戴维斯一样，被撤除了在中国的工作。
影响最大的是巴雷特的被撤。在巴雷特任观察组组长的六个月中，延安的美军和中共相处得十分融洽。可是，从延安发回的报告讲了那么多要和中共加强联系的话，当然触怒了赫尔利。在他看来，一切抵制他在华行动的舆论，都与“迪克西使团发回的报告有关。作为使团团长的巴雷特，当然逃不脱受惩罚。”1月中旬，巴雷特突然被撤职了。
接替巴雷特任迪克西使团团长的，是莫里斯·塔帕斯上校。塔帕斯是和军统有密切关系的美国情报官。因反共拥蒋，被中共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接着，魏德迈挑选了伊凡·耶顿上校接任迪克西使团团长。耶顿也是一个情报官员，而且由于他在莫斯科任过职，被认为是一个“共产党问题专家”。其实，他是一个反共能手，蒋介石对他十分欣赏，认为安排到延安“工作”非常适合。耶顿于1945年7月到达延安。他到延安后，完全执行了赫尔利的方针。
赫尔利为谋求罗斯福、马歇尔等对他推行扶蒋反共政策的支持，于1945年2月19日离开重庆，返回华盛顿。在此情况下，谢伟思等观察组成员纷纷给国务院写急信，说赫尔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谢伟思的报告说，美国只支持蒋介石“使得蒋介石方面不愿作任何妥协和超现实的乐观”,这将加速中国内部的冲突，“中国的混乱将不可避免”。美国将不能和抗日根据地里的军队和民众合作，也不能和李济深、蔡廷锴的部队合作。查尔斯·斯特尔上尉向多诺万送去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赫尔利破坏了中国争取和平的几乎一切机会，他已经把自己和国民党完全连在一起，并把美国也拖了进去。
3月24日，卢登利用回美国之机会，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美国新闻界介绍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卢登是1944年7月参加迪克西使团赴延安的，在延安住了几个月后，于10月渡过黄河进入晋察冀边区，在抗日根据地走了一千五百多英里(二千四百多公里)。因此，他算得上是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呆得最久，见闻最多的美国官员之一，卢登首先以事实说明中共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坚决抗日的。“虽然共产党部队缺乏武器，他们仍然在有效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中共军队虽然在装备上还不能同日本大规模作战，但他们困扰着日军，对日军积极进行游击战争。”同时，卢登还介绍了中共是真诚地愿意和美国共同抗日的。中共“曾引导许多被迫降落的美国飞行员(包括超级空中堡垒的机员)从东三省敌后逃到安全地区”。他还以亲身感受说明，他本人一行的任务之一是收集日军的军事谍报，在完成这些任务时，都得到中共的友好合作。他还以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说明“共产党在他们所活动的那个区域内是确实得到人民大众拥护的，而且这个结论是凡到过那个区域出来的人士都众口一致的。……他们是进行着自由的选举。”(11)
以前迪克西使团发回的报告不少，但都是发给美国政府和军事机关的，美国人民知道不多。卢登的公开报告，使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与美国人民见了面。
3月底4月初，赫尔利在罗斯福的支持下，终于“战胜”了观察组一些人士对国务院中国科的影响。4月2日，赫尔利在白宫公开声明扶蒋反共。
1946年4月20日，观察组结束工作离开延安。以后，在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观察组的谢伟思、包瑞德等对国共关系持公正立场者，均遭到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