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

编年体史书。今本五百二十卷。南宋李焘撰。书成于宋淳熙四年(1177年)。
李焘，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生于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卒于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宋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唐朝宗室之后。南宋高宗绍兴八年进士。初任川中地方官多年，后任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礼部侍郎等。平素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事为已任。入仕途以后，更不慕权贵，甘愿避居边远，为州县官二十年。他潜心治史，抚今追昔，握管著述，几十年间写出了浩繁巨富的史学杰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此外，还有《易学》、《春秋学》、《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年表》、《五代将帅年表》等。
李焘撰修《资治通鉴长编》始于宋绍兴二十四年。在知成都府双流县时，他汇次国朝事实，遍求《正史》、《实录》,旁采家集、野史，增广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中，重编司马光《百官公卿表》逸稿仅占七分之一。此书表可掌握北宋文武显要的主要线索；辨明职官制度的沿革变化，虚衔与实差的区别及迁除升降的规定，为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解决了难点与重点。此表参考史籍众多，为《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式撰写积累了重要资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李焘私人著述，共分四次撰写呈进的。第一次是在宋孝宗隆兴元年。他在荥州知州事任上，进呈宋太祖一朝十七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共有十七卷。此书上呈后，即得到官方的认可，收其书于国史日历所。从此为撰写工作铺平了道路。宋孝宗乾道三年，李焘又完成了宋太祖至宋哲宗元符一百四十年的初稿。由四川制置使汪应辰向孝宗推荐，获准抄录上进，藏之秘阁，李焘被孝宗召见，遂除官郎省、兼职史局。从此，李焘的修史工作进一步得到官方支持，条件更为方便。乾道四年，李焘第二次呈进宋太祖至宋英宗五朝事迹，并对第一次呈进的宋太祖朝事迹“稍有增益”,共一百零八年，计一百零八卷，写成一百七十五册、并目录一册。在此以前，宋孝宗、汪应辰以及秘书省等有关人员，都把李焘的著作称为《续资治通鉴》,因为此书继迄于五代的《资治通鉴》,而成北宋九朝通鉴，故被认为是续司马光之作。在这次进书表中，李焘提出正名要求，申明自己著述此书是采用“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著作体例。这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过程中，所编“长编”的体例。故应定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淳熙元年进呈宋神宗与宋哲宗两朝《续资治通鉴长编》;淳熙四年，又进呈宋徽宗、宋钦宗两朝《续资治通鉴长编》。至此，分别四次呈毕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续资治通鉴长编》,藏之秘府，并由秘书省依照司马光《资治通鉴》字样缮写一部。之后，李焘又开始对全书作进一步地整理和修订。到淳熙十年，最终完成，重新抄写呈进。《续资治通鉴长编》共有九百八十卷，计六百零四册。并有《修换事目》十卷，载有订正之处四千四百五十余条的目录。又因一百六十八年史事，分散于九百八十卷中，一览难周，别为《举要》六十八卷，且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总目》五卷。四种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至此，李焘费四十年之精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名著，其自言“精力几尽此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作词赞之“记当时，《长编》笔砚，日日云烟湿。”李焘以惊人的毅力和魄力，以及过人的勤奋，一人之力撰述如此庞大的史书，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罕见成就。
李焘因北宋史事散乱，百家诸书互异，遂以正史为主，博采众书，详加考订，融成一书，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止于靖康二年，著成《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使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史事，信而有征。他参考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骤，即“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制定了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计划，著成北宋一代长编体裁的编年史。
长编体裁的特点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史料。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闻见异词，两存其说。李焘多以官方史料为主，并旁采异闻。如果有与正史、实录不合，他则在正文之下，出具注文，大段征引异闻，并说明自己的观点，作出详实的考证或存疑。如同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且有《考异》一样。这种著述体例，使此书能够保存大量可资研究的史料。而且，它所征引的官私百家各种记载书籍，多数今已散亡，所以此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散佚书籍中的珍贵资料。二是注明资料来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大多是采集实录、国史、会要等官修史册和文书档案等而成，大凡据它书为正文者，则于注文中说明“此据某某”或“今从某某”等。这种写法，既便于读者了解其史料来源，又易于考证和辨别，从而也增强了此书的可靠性。
编年体裁的史书，是以年月日为线索，关于一人和一事的记载不能首尾相续。但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由于采用正文之下，出具注文的体例，除保存史料、注明出处外，还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其具体表现为三：一是注明人物初见年月、邑里、谱系者。如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记事“蓟人赵普”下有注文：“普，初见显德三年二月”。再如景德三年三月癸未记侍其旭乘传按问“李琬结党三十余人，谋杀官吏据城叛”之后，注文：“旭，左监门卫上将军稹之子，不记邑里。”又如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丙午记监继宗等典役作昭应宫之后，注文：“继宗，南海人”。二是注释与加详正文者。如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癸亥记后宫李氏生子之后，注文：“李氏所生子是为仁宗。”再如景德四年秋七月丁丑记废东窑务之后，注文：“祥符二年五月，以修昭应宫复置东窑务”。又如嘉祐元年四月丙辰记事后，注文：“范镇奏议《国史》所取甚略，今取之奏稿详注之，镇言：臣谨按唐制……”三是指明并书、附见，以明史文主次者。如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壬午，“始给升山行事官、卫士钉鞋，……丁谓请置随驾使钱兴子司，……”注文：“丁谓使钱事附见。”再如景德四年八月乙巳，置群牧制置使，寻又增置判官一员，注文：“增置判官在九月丁亥，今并书之。”以上为注文中屡见者。此外，尚有注明写作方法者，如乾德三年岁末，正文中又出现八月己酉和十一月丁卯朔事文，他在注文中说：“(康)延泽入普州月日，此据《平蜀实录》。八月十二日再见，此用左氏法。”又如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丁酉记事之后，注文：“王皞《百一编》云：计省故事，……皞所编，已注至道三年十一月王钦若判凭由时，今复注此，可参考也。……”总之，正文之下出具注文的体例，确实弥补了一些由于编年体按年月分散各事各人事迹而记载零散的不足。虽然仍不如纪传体记载史事人物集中而完整，但因有注文，也可使读者略见各事首尾、稍知人物事迹之大概。另外，注文之中，也间有李焘个人对历史的评价和议论等文字，略具有《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体例的作用。所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中的注文和正文具有同样的重要作用，绝对不可小视注文的作用。
《续资治通鉴长编》书中所录内容，绝大多数是取材于宋代官修史册。宋代官方史学完备，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经过对北宋九朝历史的深入研究，李焘搜罗到当时能够见到的各种官修史册和官方文书、档案，包括象元祐群臣编类章疏、密疏之类的材料。并对历次官修各种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不仅熟悉其内容，且辨明其真伪优劣，所以他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这些资料用得最多，考察入微，不主一本，改正了不少错漏。
宋代的官修史书，由于皇帝的干预与史臣的避讳，并历经多次删修，而且其中含有政见对立与个人私意，以及史官们的敷衍塞责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都会出现问题。如果对这些官方史籍信之不疑，照抄全录，必然是因错而致误。李焘精熟史籍，采用官方史籍不主一本，尽量依据最早、最原始的记载。而且他还用大量的私家撰述补正官修史书的错漏。在宋代，私家撰述极为丰富，凡百家小说、私史和士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数。李焘在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都根据具体情况，博采私家著述，进行广泛地征引和取舍，以确保所载史事真实可靠。如记宋太宗禅位一节，历代有“烛影斧声”之说，李焘根据僧文莹所撰《湘山野录》所记补入，并注明“《正史》、《实录》并无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用百家私人撰述非常多。他既不因人废书，也不全盘否定，除订证正文外，还把关于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列于注文之中，以备参考之用。所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汇集了有关北宋一代的重要史料。李焘自称：“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叶适在《水心先生文集》卷十二《巽岩集序》中说：“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皎然。”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评价此书“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搜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极其重要，是研究北宋史事的基本参考书。较之其它有关北宋史书，不仅搜存史料丰富，而且更为系统、完整而详明。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李焘倾注毕生精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早已残缺。《修换事目》、《举要》、《目录》皆已不存。而对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版本著录又多存歧异。《续资治通鉴长编》写定之后，因卷帙浩繁而未经刊刻行世，但在南宋士人中也有抄本流传，在许多人的著作中都曾引用过它。因此，《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后，有九朝本藏于秘府，又有抄本流传于士大夫间，还有详略不同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前五朝刻本，刊行于坊间。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宋刻《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零八卷本。此本所载为前五朝，即起自宋太祖建隆，止于宋英宗治平四年。又有《景宋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零八卷，以及有宋刻清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提要》一百零八卷。但以前最为流行的是清辑七朝五百二十卷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此本是清四库馆臣从明初《永乐大典》中宋字韵下辑录而成。又据考证，《永乐大典》收录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已缺徽、钦二朝，故清辑本仅为七朝。除此以外，今尚无更全之本。嘉庆间，江苏常熟藏书家张金吾，又得钱塘何梦华所藏杭州文澜阁《续资治通鉴长编》抄本，以活字印刷，因张氏藏书室名为爱日精庐，故称为爱日精庐本。此本文字讹误较多，却较为流传。清光绪七年(1882年),浙江书局以爱日精庐本为底本，并参校众多的版本和现今流行的宋代私家杂记和文集等书，由浙江名士杨文莹、黄以周等十八人孜孜讨论，最后又由俞樾“复综核之，积一年之力”始成。但此本仍有错讹之处，也间有不及爱日精庐本之处。所谓五百二十卷者，是四库馆臣根据辑文详略而分定之数，与李焘原书卷数不同。如以宋建隆至宋治平为例，李焘自定为一百七十五卷，而四库馆臣却析分为二百零九卷。今又有中华书局出版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校点本，已陆续出版了几册。
另外，南宋时，杨仲良曾作《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是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纪事本末体改编而成。此书《四库全书》未收，今有清广雅书局刻本。但此本有残，其中缺第六、七两卷及第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一十九卷，第五、八两卷不全。但此书所收徽、钦二朝史事，可补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之缺。清人黄以周撰有《通鉴长编拾补》,即利用此书还之编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浙江书局刻张氏爱日精庐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也刻有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