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史学直接干预现实社会

唐朝以后，传统的史学功能观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以史为鉴，史学为王权政治服务的观点继续得到巩固，并得到封建王朝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另一方面，史学家开始认识到治史的目的仅仅停留在利用史学以资借鉴上还不够，还应该运用史学直接干预社会，这就是“经世”、“致用”史学功能观的形成和确立。史学功能观从鉴戒发展到经世致用，导致了中国史学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史学与国家命运直接相关联。这种变化，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儒学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在史学功能目的观上的新变化。
唐初的君臣，以隋代为戒。太宗李世民感叹“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提出“以古为镜，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征传》)。又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唐太宗是要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随时对照自己的言行。魏征作《隋书》,告诫皇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言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目的，在于“止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通鉴》卷六九)。他希望通过历史事实“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并规劝宋神宗“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进<资治通鉴表>》)。宋神宗在读了司马光的史书后说：“朕惟君子多识前言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也。”南宋袁枢编撰《通鉴记事本末》的目的是要指陈王道得失，借以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因此他把有关政治的主要问题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反复撰述，以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他对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严重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历史，特别重视汉族的恢复事业，因而大书特书“祖狄北伐”、“江左经略中原”、“宋文图恢复”、“宋明帝北伐”等史实。如果联系袁枢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对抗金斗争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他是想利用史学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的著史意图。所以，当宋孝宗读了这部书后，十分赞叹，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明代张居正编《历代帝鉴图说》,收录古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望明神宗“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这类统治者高度重视史学，史学家把总结前人经验教训以垂训当代和后世看作他们治史的目的和责任的例子，在唐代以后屡见不鲜。
唐代以后，统治者对待史学还出现了另一种态度，这就是统治者看到由于史学家在传统的史学功能观的指导下，所著史书对社会政治发挥着干预的作用，使这些统治者愈来愈感到如果不加强对史学的控制，任其发展，就会对自己的统治产生不利的作用。因此，这些统治者往往表现出对史学的重视态度，但这种重视，并不是对史学发展在真正意义上的重视，其表面是重视，实质是控制。而这种控制的不断加强，一旦走上极端，就会阻碍史学的正常发展。如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嫡长孙朱允炆继位，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篡夺帝位，是为明成祖。明成祖篡位后，对以前的实录一再篡改，弄得历史事实面目全非。他即位以后的实录，因有所忌讳，编写得十分简单。又如明英宗“土木之败”后，被瓦剌所俘。于谦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不受瓦剌要挟，另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代宗),保卫北京，稳住了局势。由于抗战斗争的胜利，通过议和，英宗又被放回。英宗回北京后，与宦官曹吉祥和投降派徐珵勾结，发动政变，重新登上帝位。英宗复辟后第六天便杀害了于谦，不久又幽杀了代宗。对这次“夺门之变”、史官在皇帝的控制下所作的实录，既不敢据实写出，也不敢进行作者评论。明代统治者对于修史工作，或虚应敷衍，或贬低前代，夸大本朝开国的功绩，或为了装潢门面，如明前期虽然编修诸如《元史》、《明会典》、《永乐大典》等篇幅巨大、资料丰富的大书，但这些书思想贫乏，体裁陈旧，篡改史实，不敢有所评论。统治者耗费人力物力修史以示他们“重视”修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豢养一批文人替自己的政治服务，通过编卷帙浩繁、又受到严格的思想控制的史书，来消耗他们的才华和精力，而熄其“思乱”之志。明代统治者对待史学的这些作法，传到了清代统治者那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清初到乾嘉时期，统治者将修史纳入官方轨道。他们推行两手政策，一方面号召士人入馆修史，一方面大兴文字狱，迫使史家不敢谈论国史，逃避现实，不愿修当代史。同时，又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编纂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续修《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等等，目的是将整个社会的文化学术纳入其御用统治范围，让这些士人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葬送在故纸堆中。清代的很多史家尽管在上述史学范围内作出了很大成绩，但他们的成果本身对史学的创造和发明却很少，还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
正因为传统的史学功能目的观要以史为鉴，史学为政治服务，而明清一些统治者又担心史家如果以这种目的去修史，去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就会产生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后果，因而他们不愿意史家这样做，更不愿让史家以史为鉴为当代的现实政治服务。但事物的矛盾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一些最高统治者竭力控制史学活动，阻碍史学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一些进步史学家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史学功能目的观，而且进一步提倡史学的功能，目的是经世致用，强调以史学直接干预社会，他们代表着史学健康发展的主流。
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形成于唐代，到清初发展为以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史学，后经清朝统治者的打击，史坛一度被以考据为目的“乾嘉史学”所替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到清朝后期，史学界又重新树起经世致用的大旗。
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目的萌芽很早，在传统的鉴戒观形成之时，就已孕育着经世致用的思想，但它的明确提出，并被放在重要的地位，则是从中唐以后开始的，这从杜佑的史学活动可以得到证明。杜佑生活的时代，正是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他青年时又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大动荡，眼看着唐王朝的迅速衰落。面对唐王朝统治的危机，如何进行挽救，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这也是杜佑写《通典》的动机和目的。杜佑希望通过总结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变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寻求“富国安民之术”(《旧唐书·杜佑传》),为稳定统治，重建繁荣昌盛的唐王朝服务。他在《通典·自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在《献通典表》中又说他写《通典》是要“将施有政，用乂邦家”,“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可见杜佑研究史学，写作《通典》有明确的现实政治目的，不是为著书而著书。和杜佑同时的李翰对杜佑作《通典》的目的说得更明白：“《通典》之作，昭昭乎警学者之群述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李翰《通典·序》)时人权德舆也说杜佑“博极书术，详观古今，作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数千百年间，损益讨论而折衷之，佐王之业，尽在是矣”(《岐公淮南遗爱碑铭并序》)。
杜佑经世致用的修史动机，使许多史家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转而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去研究历史，强调“致用”。唐宋史学的主要特点是主通明变，唐代刘知几首先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从理论上提出了“通”的要求。杜佑编《通典》,汇通各朝典章制度而集于一书。其后北宋司马光编纂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南宋郑樵作纪传体通史《通志》,并在理论上作了“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变”(《通志·总序》)的总结性的论述。明变是目的，贯通是方法，只有通为一家，才能从中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比较各朝制度的优劣，以便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光、郑樵等人是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他们治史的目的主要是为当今皇朝政治服务，如郑樵对皇帝说他写《通志》的目的时说：“万一臣之书有可采，望赐睿志，许臣料理余书，续当上进。”(《献皇帝书》)又在《寄方礼部书》中说他写通史是要以“寻纪法制”,来作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可以看出，他们治史不是什么超政治、纯学术的东西，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只不过他们所经之世，所用之目的，主要是为君主治国提供借鉴罢了。
明末清初，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学者针对明末日益衰败的情况和后来明亡的教训，认为宋明以来的理学空谈心性，脱离现实的浮华学风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们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口号，强调治史要关心“当世之务”,寻求改革社会、振兴国家的方法，寄托他们反清复明之志。他们的主张和思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并形成了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首的三大经世致用史学流派，即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浙西学派，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和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湘派 这些史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明确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指出史家的任务不仅要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更重要的是在治乱变化中能够总结出可供现实斗争效法的经验和教训，为现实的社会实际服务。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求世也。”“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亭林文集》卷六，《答徐甥公肃书》)王夫之说他之所以要研究历史，评论历史，是为了从史书中找出“经世之大略”,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当前的现实斗争服务。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光武十》)黄宗羲把史学视为“经世之业”,他认为“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南雷文约·补历代史表序》)。清政府开馆修《明史》,黄宗羲本人虽不应聘，但他却派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其事，目的在于保存故国历史并使之完整，如实反映明代历史的真相，这正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精神。而浙东学派的殿军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集中阐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许多篇章都在理论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意义，把经世致用的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第二，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他们认为写文章、做学问，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无补于国计民生，否则将一无价值。顾炎武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也。若夫怪力乱神之事，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内容很多，诸如经义、政事、财赋、世风、礼治、科举、史地、兵事、艺文等，但主要还是社会历史方面的问题，他说他著此书就是要“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以达到“规切时弊”的目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既是反映他的政治、经济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反映他历史观的代表作。该书问世后，受到史家的推崇，被认为是“经世实录”。浙东史家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人更是继承和发展了经世致用的传统，邵晋涵主张“文章无关事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极，亦不妨作”(《思复堂文集序》)。
第三，强调研究历史要“见诸行事”,认为史学不仅要与现实的斗争相结合，而且要针对现实斗争的需要，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办法，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史家们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是因为他们从社会实践中看到，人类社会的现象和事物是十分复杂的，人们实践的环境变化也异常迅猛，有些事物仅仅是表面上的相似或类同，其本质已完全不同了。一定范围、一定历史时期中的经验教训在另一范围和历史时期里并不总是有效的，“以史为鉴”也常常会导致失败，尤其是那些不顾实践环境的变化，而将前人的经验教训生搬硬套于不同的历史条件，那就是“执陈方以医新病”。有感于此，顾炎武认为“致用”就是要“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亭林文集·与周籀书书》),要主动地去探寻“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文集辑补·与黄太冲书》),要“见诸行事，以跻世于治古之隆”(《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顾炎武在《日知录·史学》里，论述科举中增设史学的重要性，他先引述唐代科举设史学科的的情况，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可见他议论史学这个问题，目的是在于指出当今的弊病和谋求解决的办法。又如他论古今地方长官时说：“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日知录·守令》)顾炎武治史，总是时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和设想。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则从多方面批判了封建制度，如官吏制度、法律制度、赋税制度等，在批判的同时，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改革的办法。王夫之也较早发现了前人“以史为鉴”中的失误，并试图提出解决的方法。他在解释《资治通鉴》的书名，阐明“资治”的含义时，认为所以借鉴、资治、不仅在于“知治、知乱”,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求治避乱，把知治、知乱作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就是说要通过研究历史，最终寻求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他在《读通鉴论·叙论》中强调史学应“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徙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王夫之所写的《读通鉴论》一书，用评论历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政治主张，很多地方发人深省，对现实斗争有很大的“资治”作用。
第四，主张身体力行，提倡尽可能进行实际调查和注重证据。潘来《日知录序》说顾炎武“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顾炎武、黄宗羲、工夫之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的治史方法，不仅是他们倡导的实学的必然结果，也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可靠的史料。
在明末清初，以顾、黄、王为代表的三大经世致用史学流派中，王夫之一派因王夫之本人在明亡后隐居湘西穷僻之地，死后著作又被掩没百余年，故其影响在当时不大。黄宗羲浙东学派由于致力于明史研究和著述，曾在清初有极大的影响，后来在清朝统治者不断加强打击经世致用史学的情况下，浙东学派逐渐衰落。而顾炎武浙西学派在清政府的打击下，由于后继者疏远了顾炎武开创的“经世”学风，而发展了他的考据学风，形成了乾嘉考据之学，并发展成为清朝全盛时期史学的主流。经世致用史学经过较长时间的消沉后，到清朝后期，又由龚自珍、魏源等人再度高举起它的旗帜。龚自珍处于鸦片战争前夕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时代的激变促使他离开乾嘉考据学的故纸堆，转向经世致用，主张改革社会。他所著的史论《尊史》、《古史钩沉论》集中反映了他经世致用思想，开创了一代史学新风，对于推动晚清思想解放及中国史学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魏源经历了鸦片战争，救亡图变，加快改革社会是他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从龚自珍到晚清，经世致用史学一直为中国史坛主盟并向前发展。可以说，本于儒家思想的经世致用史学观在整个中国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如果没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史学功能目的观，中国史学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就会失去史学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可能有中国史学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