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驻防上海的我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历时33天，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日本政府曾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战争是中国“排日运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激烈”所致①。事实绝非如此，战争实质上是日本侵华政策引起的。
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实现了酝酿已久的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 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中国的反日浪潮。以学生为先锋，工人、商人、市民、社会名流纷纷组织起来，罢课、罢工、集会、游行，请愿、示威；一方面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另一方面自发地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组织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募集物资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或自发地出关参加对日作战。
在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越地位，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桥头堡。9月22日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26日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八百多个行业团体和学生组成“抗日救国会”,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抗日救国市民大会，有二十多万人参加。9月24日，上海三万五千名码头工人率先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船装卸、搬运货物；10月2日成立“上海码头工人抗日救国会”;9月26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亦宣告成立，决定组织义勇军；以工人为主体的示威几乎每天在上海各区域举行。许多学校、工厂都组建了义勇军队伍，进行训练。9月28日由“上海市商会”召集各业会议，呼吁对日永久的经济绝交，严禁私行买卖日货；上海还组织了“日货检查委员会”,从10月21日起实行定期检查。9月21日“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成立，致电国民政府呼吁出兵抗日；12月19日，胡愈之、傅东华、叶绍钧等人发起组织了“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负责联络文化界人士，开展反日的文化运动和联络国际反帝组织。
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给日本以沉重打击，1931年9至12月，上海被抗日救国会封存和中国商人拒绝起卸的日货价值高达10 750万两；到12月，日本商品在上海每月进口货物总值中的比例已由上年的29%锐减到3%。日本在上海的中小企业，商品积压，生产停滞，即使纺织系统的大企业也只好缩短工作时间，通过托卖或减价等方式，向东北、华北和印度开辟新的销路。
国民政府依靠国联制裁日本的政策失败后，面对全国的反日浪潮和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姿态，从1931年11月初锦州、天津事件后，对日政策开始由“不抵抗”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过渡。国民党内的反日呼声，逐渐腾高。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对外宣言》,声明：日本武力占领东北三省，至今已将两月，中国忍耐至今，已至最后限度。如日本继续蔑视国联保持正义之主张，不顾国联公约之尊严，而国联及各友邦无法履行其签约国神圣义务之时，中国民族，为保障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条约之尊严及执行民族生存自卫权，虽出于任何重大牺牲，亦所不恤②。11月20日，大会一致通过决议，令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掌握国民政府实权的蒋介石在10月6日也表示：“日本军队如果至(上海)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③与九一八事变前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
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在激起全中国反日浪潮的同时，也刺激了各通商口岸的日本驻军及居留民。一些军国主义分子为此感到振奋，在各地蠢动，准备起而效法。从1931年10月中旬起，汉口、青岛、上海、福州、芜湖等地日军及居留民均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以上海为最严重。
上海是日本在华商贸、航运及制造业投资的一个中心。1930年日本对上海的贸易，占日本对东北以外中国各地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一半，投资占东北以外对中国各地投资总额的60%。到“一· 二八”前夕， 日本在上海设有棉纺织厂32家，雇佣华工六万余人，占上海纺织业首位；航运业方面， 日本在上海有十个码头，势力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日本的制造业投资除重工业的制铁机械外，还有轻工的棉纺、肥皂、帽子、保温瓶等，部门非常广泛。随着日本在上海投资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在上海的居留民也迅速增加，到“一·二八”前夕，约有二万五千余人，居各国之首。日本在上海附近的军事力量，平时，租界内驻有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约六百人。九一八事变后， 日军向上海增兵，“一·二八”前夕租界内的海军陆战队已有四个大队，人数达一千八百人左右。负责长江流域及长江口以南沿海地区的是盐泽幸一率领的第一遣外舰队，下辖第十五、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三十驱逐舰队，一艘旗舰和一艘能搭载六架飞机的航空母舰。每个驱逐舰队有驱逐舰四艘，除二十三舰队外各有巡洋舰一艘。正常时期在上海的军舰有一到二艘。“一·二八”前夕，停泊在上海的军舰增加到二十四艘，飞机四十架，铁甲车十多辆。此外还有非正规军事力量——在乡军人即后备役军队三千人。
上海因是日本侵华的一个经济中心，所以受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打击也最大，加上九一八事变的鼓舞，从1931年10月中旬起， 日本居留民和日军陆战队不断进行挑衅活动。规模影响较大的有：10月11日下午，四千多日本居留民聚集北四川路日本小学开居留民大会，除发表宣言外，还致电日本总理、外相、陆海军及关东军司令，要求日本政府“速用断然强硬而有效之手段彻底解决中日间诸悬案，及根本制止不法而暴戾之对日经济绝交”④。11月2日，召开了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到会者有三千三百余人，要求日本政府“须断然惩戒暴戾的中国”⑤。12月6日又开日侨代表大会，到会有43个团体代表二千余人，请求日本政府用积极的手段“消灭全中国抗日运动”⑥。至于日本浪人和日海军陆战队三五成群地组织起来，撕毁抗日标语，威吓、殴打中国公民的活动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日居留民和海军陆战队挑衅的同时， 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也发出了战争的叫嚣，1月4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了二千余人阅兵活动。1月21日发出通牒，声明如果中国政府不取消抗日活动，“海军亦登陆，会同陆战队由空军掩护占领上海”⑦。从10月中旬起海军舰队开始向上海集结。
日本居留民及海军在上海制造紧张气氛，给日本军部在东北策划成立伪满洲国提供了机会。日本军部决定利用上海居留民的心理，在中国经济中心和英法美列强的利益中心制造事端。一者可以使中国政府无暇顾及东北，二者可以打击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三者还可以分散世界各国的注意力，便利它在东北策划成立伪政权。
11月中旬，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致电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让他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⑧。田中隆吉拿到2万元经费后，便与女特务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逊清皇室肃亲王的女儿，6岁时由日本浪人川岛浪速领养，后被日军训练为特务)密谋策划“僧人被殴事件”。
当时上海江湾有一个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有名的民族工业工厂。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厂里的工人组织了义勇军每日操练，厂周围贴满了抗日宣传标语，不仅生产效益好，抗日救亡活动也非常出色，引起了日本人的嫉恨。田中隆吉决定利用这个抗日的工厂杀死日莲宗化缘的和尚，然后再挑动日本居留民前往报复，以此引起中日间的冲突。日莲宗是日本佛教中的一个流派，其右翼以特务井上日台为领袖，具有政治野心。井上日台派其弟子天崎启升等人以“化缘”为名，住在上海江湾路妙发寺。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见他们一伙怀有政治野心，便唆使他们到三友实业社去闹事。1932年1月18日下午，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村园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五人，以举行“冬季修行”为名，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敲打边鼓走走停停，四处窥探。引起了该厂义勇军的注意，义勇军派人跟踪。和尚见有人跟踪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跑，至赵家宅附近被工人拦住盘问时，一伙不明身份化装成工人模样的人加入义勇军行列，用石头砸击天崎等三人。天崎等三人受重伤，被送入宁园路圣心病院，藤村、黑岩两人受轻伤避入租界，后由捕房送入福民医院。此即为“日本僧人被殴事件”。事件发生后，1月20日下午，田中即派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领“日本人青年同志会”在海军陆战队掩护下袭击三友实业社，火烧了三友实业社工厂，并与巡捕冲突，杀死华人巡捕一人，重伤两人。同日下午3时，日人又聚众数百，捣毁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各商店，使得上海形势愈趋严重。对于日僧事件，上海日本领事认定是中国人所为，第二天，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在上海市政府的强烈抗议和确凿证据面前， 日本总领事虽然承认放火、杀人事为日本浪人所为，但对日僧被殴不依不饶。1月21日又提出四项书面要求：“(一)市长须对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实行；(三)对于被害者五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四)关于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尔(尤)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即时解散之。”⑨1月22日， 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介入交涉，发表胁迫性声明，送达上海公安局，提出：“对于日本僧侣之暴行事件，速即有满足之答复，并履行要求，否则为拥护帝国权益之立场，将抱决心以适当之手段出之。”⑩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议决：务必乘此次日僧事件，绝灭上海的反日排日行动。日本内阁决定派大批军舰赴上海。1月23日，日第十五驱逐舰队和满载五百名陆战队的大井号巡洋舰驶抵上海。晚上，能登吕号母舰亦从旅顺开抵上海。随着日本在上海军事实力的增加，日本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硬。1月25日下午3时，日本领事催促上海市政府答复他的4项要求，威胁如果拖延时间，发生事故由中方负责。1月26日，日本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自由行动。
国民政府面对全国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在对日政策上特别慎重。一方面不敢忤逆，另一方面又不愿与日本发生冲突。所以在公开安抚群众“衅自彼开，隐忍当有止境”的同时，力主对日妥协退让(11)。1月23日，国民政府开会议定：“命上海市长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将第十九路军于五日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12)1月23日，孙科行政院长致上海市长吴铁城的电报，把国民政府的上述心态解释的最透彻。电报说，1月23日下午，“与汪、蒋两先生详商应付上海事件，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俾无所借口。”(13)
按照国民政府的决议，1月26日，何应钦下达了十九路军撤防的命令，1月27日，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会。日本领事仍不满足，要求必须将凡有抗日字样的各团体一律解散，限28日6时前答复。吴铁城让步，28日下午1时3刻，吴铁城答复日本领事1月20日的抗议书，除对日僧事件表示道歉赔偿外，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明确表示：“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业经令行主管局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关于类此之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缔。至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14)对于吴铁城的答复， 日本领事表示满意。
日本方面的苛刻条件已经全部接受，十九路军也已准备由宪兵换防，中国方面认为上海的局势将要缓和，“一场风云可以消散”。不料，1月28日夜，日军竟向中国军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驻守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是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第十九路军。这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其前身是1923年陈铭枢(十九路军老长官)受陆海空军大元帅孙中山之命组建的粤军第一旅，当时陈铭枢任旅长，下辖张发奎为团长的第一团和蒋光鼐为团长的第二团。蔡廷锴、戴戟、区寿年、毛维寿、沈光汉在第二团蒋光鼐麾下任营、连长职务。1925年春第一旅两个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二师，陈铭枢任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张发奎升为第十二师师长，第十师辖三个团，蒋光鼐为第十师副师长兼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为二十九团长，戴戟为三十团长。第四军在北伐过程中获得“铁军”称号。1926年冬，陈铭枢的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为军长，蒋光鼐为副军长兼第十师长，戴戟、蔡廷锴为二十四师正、副师长。宁汉分裂后，陈、蒋、戴相继离军，第十师由蔡廷锴负责，随八一起义队伍南下到江西进贤时脱离了起义队伍，撤到福建，重组第十一军继续受陈铭枢的指挥，后回广东。1929年军队缩编时，第十一军缩编为一师一旅。蒋光鼐、戴戟为正副师长，蔡廷锴为独立旅长，稍后统编为六十师、六十一师，名受陈济棠节制，实际仍受陈铭枢(广东省府主席)领导。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被蒋介石改编为讨逆第十九路军，此即为“十九路军”名称的由来。
1931年11月，因陈铭枢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十九路军由江西“剿共”战场调往上海，担任对京沪铁路上海市周围地区的警备。十九路军将领陈、蒋、蔡素怀救国之志，痛恨日本的侵略。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便提出“团结一致，打倒日本”的口号。到上海后，蔡廷锴了解到更多的东三省的消息，乃召集旅长以上军官开会，决定把十九路军志愿官兵组成“西南国民义勇军”,由蔡廷锴率领出关抗日。各师报名人数达七千六百余人，最后限定义勇军数字为六千人。蔡为总指挥，编成了两个独立旅，一个特务营。服装、旗帜、印信都秘密地做了准备，拟定为阴历年正月底出动(15)。在做出发的准备过程中，上海的形势日益紧张，日军不断挑衅。十九路军判断日寇有扰沪的企图，从1月中下旬起开始防范。1月23日，十九路军将领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开会，商议对付日军挑衅的对策，蒋光鼐讲话说：“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日本),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他提了三点意见：“(一)我们作战时最好另制旗帜与识带，改用名目。(二)我们的决心，应当不令任何人知道，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有抵抗的决心。(三)我们应沉着坚守防御线，等到日人真面目向我们攻击时，才一致决心，死命前进，拼完为算。”(16)蔡廷锴向陈铭枢请示如果日军侵犯，十九路军如何动作时，陈也果断地表示“武力抵抗”。经过会商，十九路军决定积极准备，以防万一。1月23日夜，蔡廷锴向各师旅下达极密令：“一、据报日方现派大批军舰来沪，有向我政府威迫取缔爱国运动，并有自由行动之企图。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进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三、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四、七十八师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含铁道)以南至虹桥曹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五、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六、铁道炮及北站之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七、丹阳六十师之黄团，限明日 (二十四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其余沈、毛各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八、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高级指挥官之指挥”(17)。接到命令后，七十八师开始构筑工事，做应战准备。
十九路军积极做抗战准备之际，国民政府已经议决十九路军撤防，以缓和上海紧张的气氛。1月24日何应钦到上海，在张静江公馆约见蔡廷锴，表示“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对此屈辱的决定，蔡廷锴当即提出，上海为中国领土，无理由撤退，倘政府要撤，不如全部撤离京沪路。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得此消息，痛心地要弃甲归田，蒋光鼐亦无可奈何表示：“遵照政府命令就是”。1月26日，何应钦下达了撤防的命令。蔡廷锴当即转令守在上海市区的七十八师于1月27日撤退完毕，“但宪兵未到接防以前，须留小部仍在原阵地警戒。”(18)1月28日下午5时，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六团到达真茹，因形势严重，当晚未及接防，约定第二天拂晓由宪兵接防。日军眼见国民政府的退让政策使其失去了发动战争的借口，乃出下策，于1月28日夜11时25分，一面函达上海市长及公安局长，声称：“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刻恶化，工部局已经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19)一面向驻防闸北的中国守军发动了全面进攻。驻守闸北的是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第六团，对日本的侵略活动早就义愤填膺，乃奋起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式爆发。
战争爆发时，日军的兵力有海军陆战队6 000余人，在乡军人3 000余人，飞机50架，装甲车10余辆。十九路军下辖三个师，区寿年以七十八师驻防上海，两个旅共10 000人，毛维寿的六十一师12 500人和沈光汉的六十师11 000人，分驻于镇江、苏州、丹阳、无锡、常州等地。全军共33 500人。七十八师的两个旅以京沪铁路为界，分两个防区，黄固的一五五旅守京沪线以南地区，翁照垣的一五六旅守京沪以北至长江边地区。翁旅辖三个团，第四团守长江边的宝山、吴淞，第五团留一个连在浏河警戒，其余集结大场警戒江湾，第六团守闸北。翁旅的防线是由黄浦江口的吴淞沿蕴藻浜向西南至庙行，由庙行向南经江湾到闸北。吴淞、庙行、闸北呈一个三角形，其中闸北至吴淞是淞沪铁路，吴淞至庙行是蕴藻浜，闸北至庙行中有江湾镇。第六团守的闸北是该旅防线的右翼前沿阵地，吴淞为左翼前沿阵地，庙行、江湾为中央阵地。闸北是上海的繁华区，京沪、淞沪、沪杭铁路的终点，上海北站即在闸北。闸北的东南侧紧邻公共租界虹口区，此处为日人集中居住区，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设在靠近闸北的北四川路。张君蒿的第六团从上海北站起沿着淞沪铁路的宝山路，虬江路，中兴路，天道庵路，青云路等各个路口，至八字桥上，构筑了防御工事。对铁路东及铁路南的日军严密戒备。
1月28日夜10时许，驻沪日军即开始挑衅，日舰13艘驶进三央水，向吴淞炮台轰击。11时10分，海军陆战队占领淞沪路的天通庵车站，然后以天通庵为根据地，11时30分，兵分五路，从闸北各个路口进犯，立即遭到严密戒备的翁照垣旅第六团的痛击，在青石路，横滨路，宝兴路，三义里，虬江路等处发生了激烈巷战。日军以铁甲车掩护，向中国守军阵地冲锋，中国守军则利用构筑的工事和房屋顽强地抗击，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当夜，日军发动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军打退。29日晨4时40分，敌开始出动飞机助战，狂轰滥炸，轰炸半小时后，又继续以装甲车掩护步兵冲锋。中国守军反冲锋，前进到淞沪铁路以东，计划截击敌人后方，敌慌忙撤退，敌占领的天通庵车站在第五团增援后，也于拂晓夺了回来。上午10时又开始一场激战，日军复用其故技，发挥其飞机大炮的优势，结果，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先后起火，损失甚巨。下午日军袭占了上海北站，适值宪兵第六团第一营赶来增援，才夺了回来。中国守军乘势把江湾路、天通庵路、宝兴路、横滨路、虬江路、宝山路进犯的日军击退，到下午1时左右，战场才沉静下来。敌初战失利，乃由驻日副领事白井康一面直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停战，一面托英美领事出任调停。十九路军接受要求，于晚8时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到晚上10时战争又急剧而起，一直到30日拂晓。
31日，英美领事调停，在英领事馆磋商停战事宜，中方代表为上海市长吴铁城，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 日方代表为遣外第一舰队司令盐泽幸一、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英国驻防军司令提出：日军退到租界线内，退出区域由中立国驻守，中国军队亦同时撤退相当距离，上海事变由外交途径解决。中国方面同意，日本方面表示要请示政府，乃决定休战三日。
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方面的态度较为复杂。1月29日，蒋介石制定了对日交涉的原则与方法，“原则”是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三、交涉地点。程度：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如果超过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20)。此即国民政府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政策。国民政府要员都不否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但是，对于抵抗与交涉运用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蒋、汪、何等人为一方，虽然也言抵抗，但以交涉为主，把抵抗当做交涉的辅助手段，主张适可而止。这一派蒋、汪为策划者，何应钦为具体执行者。对于英、美的调停，寄予了很大希望，1月31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申述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酌量情形，斟酌接收，嘱咐十九路军，“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21)。与蒋、汪、何等人相反，在沪中委孙科、陈立夫、孔祥熙、陈铭枢等人则反对犹豫不定，主张给日本以痛击，打败日军乘势连东北问题一起解决，所以，敦促何应钦给十九路军以援助。该派只能对蒋、汪等人以牵制，并无实际权力。
在英、美、法的斡旋下，暂时停战的中日军队只是停止了大战，双方前线不时有小接触。日军经过闸北之战，受了很大挫折，自感兵力不足，乃取守势，利用停战的时机，从国内增派援军。1月31日晨，两艘航空母舰运载第一航空队约30架飞机抵沪。下午巡洋舰三艘载4 000名陆战队员以及大批弹药抵沪。2月1日，十九路军亦全部开抵上海。日军在增派援军之后，2月3日上午8时，海陆空军又开始向闸北总攻，一直到2月5日，终未得逞。在攻闸北的同时，2月3日起，日军对吴淞也发起了进攻。
盐泽指挥的闸北战事， 日军一败再败， 日本政府在增兵的同时，乃决定更换主帅。2月2日，决议以长江流域舰艇为中心，把上海以南中国沿海所有日本海军组成第三舰队，有舰艇49艘，由野村吉三郎中将为司令官代替盐泽指挥上海战事，同日，日本陆军中央部令第九师团紧急动员，陆军第十二师团临时编成一个混成旅团，旅团长下元熊弥。因上海日军形势紧急，决定先派下元熊弥少将的混成二十四旅团先赴上海，归野村指挥。野村2月4日从横须贺赴沪，2月6日到达上海。混成二十四旅团2月7日下午1时55分开始在上海吴淞登陆。
野村到上海后，改变了盐泽的进攻战略，由重点进攻闸北转向进攻吴淞。在十九路军的左翼防线吴淞要塞和蕴藻浜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吴淞要塞位于长江与黄浦江会合处，三面环水，要塞炮台就设在这个突出的位置上。各种船只必须由此进入黄浦江，抵达上海。吴淞要塞炮台南面是吴淞镇，镇前有一条宽约20米的小河——蕴藻浜注入黄浦江，京沪线以北的守军沿蕴藻浜北侧构置了防线。因吴淞要塞炮台可控制进出黄浦江的船只，严重威胁着从长江口登陆和进入黄浦江增援的日军，所以日军必欲占领才能安心。2月6日野村得悉，混成二十四旅团已从日本出发，为了掩护援军登陆和占领吴淞地区，2月7日晨，野村集中了海陆空军主力，对吴淞要塞发动进攻。2月8日混成二十四旅团倾全力总攻吴淞，均被击退。下元熊弥认为不具备对吴淞炮台攻坚的器械，徒然牺牲，主张对吴淞炮台进行牵制，等待援军。2月9日后，吴淞要塞正面的战斗缓和下来。日军攻吴淞受挫，乃攻蕴藻浜，企图突破蕴藻浜的防线，在蕴藻浜北岸立足，既可以牵制庙行江湾一带的中国守军，又可以威胁吴淞炮台后背，为下一步攻占吴淞炮台做准备。2月11日起，日军把主攻方向转到吴淞中国守军右翼防线，在蕴藻浜的纪家桥、曹家桥一带酝酿大战。2月13日拂晓，日军利用烟幕掩护，在曹家渡一带偷渡蕴藻浜成功，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奋死抗击，欲把敌人赶回河对岸。然而，敌人站稳脚跟，且不断增兵。到下午2时左右，蕴藻浜沿岸的曹家桥，纪家桥均被日军占领，吴淞要塞沿蕴藻浜至庙行的防线面临被中间切断的危险。蔡廷锴亲至庙行附近督战，夜里9时40分，日军被六十一师一二一旅三面包围，不到一个小时，将敌击溃。此役为战争爆发以来最激烈的一次， 日军死伤在千人以上，渡河时，落水溺毙者亦不少，敌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从此一蹶不振。中国守军伤团长一，阵亡营长一，官兵死伤亦达千人。
蕴藻浜之战， 日军遭受重大打击，乃又转成守势，调整部署以待援军。第九师团在日本分两个梯团于2月9日、2月10日启程运送上海，师团长植田谦吉受命代替野村，全权负责上海战事。植田于2月13日到达上海，第一梯团于2月14日晨开始登陆，到15日登陆完毕，第二梯团16日亦全部登陆。以日本陆军大批增援为标志，淞沪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与日本政府积极增派援军态度相反，中国政府方面，一直是消极支援，积极求和。1月31日至2月2日的休战，被盐泽2月3日发动的进攻破坏后，何应钦并没有吸取教训，仍幻想以外交方式，依靠英美调停，早日解决上海战事。2月8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责怪在沪中委和十九路军将领在英海军司令调停时坚持沪事与东三省问题一起解决的强硬态度，“以至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认为“目前沪事交涉，如诸同志坚持强硬并依赖国际或列强之帮助，势必纡缓迁延，牺牲我十九路军净尽而后已，不但丧师，而且失地”。“日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坚持乘十九路军胜利之时，设法转圜停战(22)。然而，日本却不肯就此停战，世界强国的面子被十九路军的顽强抗战打碎，况且又没有达到战争的目的， 日军必欲战而胜之，才能停战，所以不理会英美的调停，不断增派援军，使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的幻想破灭(23)。
植田率领的第九师团到达上海后，2月18日晚8时40分向十九路军发出通牒，要求十九路军立刻停止军事行动，20日上午7时撤退第一线，下午5时前，浦东、浦西撤退二十公里，禁止排日运动问题要按照1月28日的承诺实行。如上述要求不能满足，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外交解决无望，再加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国民党内在沪中委反对无条件妥协的压力，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感到已无妥协的余地，和平无望，乃决定拒绝日本的最后通牒，进行抵抗。鉴于日本已派援军，2月16日，国民政府调驻防南京的张治中第五军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共23 000人以及军官学校的教导总队、炮兵学校的野炮队，军政部所属地雷队、铁道炮队赴沪支援十九路军。同一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军委会通电全国准备长期抵抗。蒋介石下令调江西及河南方面“剿共”军队，胡宗南，蒋鼎文，上官云相各师驰援。
第五军到上海后，十九路军重新调整了部署，以十九路军为右翼军，占领江湾至闸北一带，由蔡廷锴指挥；以第五军为左翼军，占领江湾、庙行沿蕴藻浜到吴淞一线，由张治中指挥；七十八师翁照垣旅守吴淞要塞。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警戒川河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一带长江沿岸；税警旅守京沪铁路南的南市、龙华、北新径为右翼军的右翼据点。
双方部署就绪，2月20日晨，淞沪战争以来最大规模会战开始了。江湾至庙行一带，地势平缓，利于野战，植田乃以主力置于该地，企图实施中央突破，另以一部分攻闸北、吴淞，实行牵制。2月20日晨7时30分，植田下总攻击令，先以野战炮200余门，重炮数十门，飞机数十架，铁甲车(坦克车)数十辆，向八字桥、江湾、小场庙、庙行镇一带第八十八师、第六十师阵地猛烈轰炸，随之步兵借坦克掩护，实行冲锋。中国守军奋勇反击，战斗非常激烈。直到22日日军始终没能突破防线。日军参谋本部事后编的战史中逐日记载道：20日，“由于江湾镇东端铁路线附近之敌(中国军)的阵地极为坚固，未能达到占领的目的”,20日夜从江湾镇北发起进攻的日军一个大队，9时30分陷入苦境，“随后与后方失掉了联络”;21日进攻江湾的第三十五联队主力，在江湾镇南面的“孙家宅附近以西地区，完全处在敌人火力控制之下，不断发生伤亡，干部战死者亦逐渐增多”;江湾镇方面，步兵第七联队和三十五联队的第二大队，十九联队的第一大队，“虽在炮兵队及陆海军飞行队主力的协助下尽最大力量攻击，但仍然没有进展”;因感到“力攻江湾镇徒自造成损失而无效果。所以决定暂时停止力攻，以一部进行监视，把攻击重点指向江湾镇(含)以北地区”;22日午前9时30分，植田谦吉到天东寺指挥督战，“攻击并无进展”(24)。20至22日连续三天大规模的进攻都被粉碎， 日方自己统计三天激战中陆军战死212名，伤611名，生死不明者4名，海军陆战队死12名，伤33名。植田总结3天的教训，改变攻击战略，采取先突破一面的战略，下令23至24日做严密准备，决定以小场庙至庙行镇之间麦家宅、金家墙以东阵地为突破点。25日晨，日军陆空军协同发起攻击，下午4时突入小场庙，但是中国守军整个纵深阵地坚固，植田没能达到突破一点扩大战果的目的。
鉴于第九师团失败，国联即将赴华和国内外反对战争的压力，日本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上海事件，乃于2月23日组成新的上海派遣军。24日，决定派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赴上海增援。25日正午，白川义则大将受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派往上海的所有日军。白川义则乘第二舰队旗舰妙高号2月29日午前7时到达长江口。在听取了战况汇报后，决定3月1日发起全线总攻。令第九师团在现有防线进攻，第十一师团沿长江西上，绕道中国守军背后的七丫口登陆，然后向东攻占中国军驻防的浏河，再与第九师团前后夹击中国守军。
中国方面，由于蒋介石、何应钦惟恐事态扩大，不敢积极调兵，致使援军增调迟缓。 日军源源不断开到上海，中国援军还不见踪影。加上战场伤亡得不到有力的补充， 日军第十一师团到达后，形势对中国军队极为不利。
2月27日、28日，日军混成二十四旅团和第九师团分别得到500余名补充兵。2月29日，第十一师团先遣队第二十二联队亦到达上海。3月1日，植田按照白川义则的命令从中国守军的正面发动全线进攻，这是植田第九师团到上海后发动的第三次进攻。日军方认为此次攻击“对内外关系都有着重大意义，成果如何，影响极大”(25),所以战场投入特别大。6时30分，日海军飞机开始轰炸，8时30分，炮兵开始射击，随后，步兵在战车掩护下冲锋。日军的炮击给中国守军阵地造成很大损失，工事被毁殆尽，阵线多处被突破，但中国守军异常英勇，与敌白刃相接。扼守广肇山庄附近的七十八师一五五旅，仅营、连长即死12人之多，士兵伤亡过半。
正面战场激战时，日军第十一师团溯长江西上迂回至第五军后方左侧背七丫口登陆。当时，长江沿岸的七丫口、杨林口、浏河镇及小川河一带，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只有军官学校教导队一个营会同冯庸义勇军担任守备。蒋介石曾叮嘱该处至少要配备三团兵力，因正面战线伤亡很大，兵力不敷分配，张治中乃令八十七师宋希廉旅驻田湾为预备队前后策应。敌第十一师团3月1日上午6时登陆，很快占领了只有二三百名守兵的七丫口，准备向东进攻浏河镇，张治中乃调宋希廉旅驰援，想乘敌人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歼灭。宋率一个营于正午12时赶到浏河，在浏河镇西的屏障茜泾营南门附近与敌展开白刃战，阻敌至深夜，同时宋旅后续部队亦在浏河南岸布防，等待援军准备反攻。浏河镇附近的战斗阻止了敌第十一师团与第九师团前后夹击的计划，掩护了中国守军左侧方的安全，成为中国守军顺利向第二线转移的保证。
因正面阵线已无预备队使用，全线终日拼搏伤亡惨重，而日军第十一师团又从中国守军后方登陆，中国的援军尚在路途，为避免与敌决战，蒋、蔡、张等决定西撤转移到第二道防线。3月1日夜11时下达了总撤退命令，左翼军所部八十八师、八十七师及要塞炮兵、翁照垣旅一个团一个营，派出一部在胡家庄、杨家行占领收容阵地，主力向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利用嘉定、太仓为据点，派出一部于罗店及浏河附近对浏河方向的日军警戒。右翼军所部六十师、六十一师、七十八师及八十八师独立旅以一部先占领真茹、大场、逐次向江桥镇、南翔、广福南端进入阵地警戒，节节抗击，掩护主力向黄渡、方泰镇之线撤退。
因组织严密，3月1日9时先将炮兵、辎重、伤兵撤退，然后主力依次有秩序撤退。撤退时原阵地留收容队继续与敌激战。2日午后，敌侦知中国守军确已撤退，乃向阵地猛冲，与收容队激战至黄昏，收容队亦陆续撤退。
中国守军撤退后，正面战线的敌第九师团跟踪向西追击，而北面浏河的第十一师团则由北向南直趋嘉定，企图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3月3日凌晨1时，敌十一师团在葛隆镇附近的娄塘、朱家桥一带与从庙行左翼西撤至此的八十七师五一七团发生激战，此地距浏河仅15里，敌以千余之众发动攻击，后增至七八千人，将五一七团困在核心。下午4时独立旅英雄团前来增援，五一七团奋力冲击，才解开重围。葛隆镇一战阻止了敌南下嘉、太截断中国军退路的计划。同日上午，敌第九师团相继占领了真茹、南翔。晚8时第十一师团占领嘉定。下午，蒋光鼐令第五军再西撤至陆家桥、石牌、白茆市之线，十九路军撤至昆山。
3月3日，日军白川义则发表停战声明，声称：“中国军已退至帝国陆军当初要求的距离以外，帝国臣民的安全保障和上海租界的和平，从此可望恢复。因此，本司令官决定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行动。”3月6日蒋光鼐亦相应地发布停战布告表示：“目下国际联盟要求中日两军实行停战。我军决定接受这一要求。如果日军不攻击我方，我方亦不攻击日军。”(26)至此“一·二八”淞沪抗战宣告结束。
此次抗战中国守军阵伤官兵9 830人，阵亡官兵4 274人，合计伤亡官兵14 104人。 日军死769人，伤2 322人，合计3 091人。中日陆军的伤亡比率为21.9%。
在抗战过程中，全国各界民众，尤其是上海民众给中国军队以有力的支援。广大民众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在后方担任勤务工作。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还踊跃捐钱捐物，以济军需。整个抗战期间，侨胞捐款四百多万元，国内民众捐款七百多万元；2月初，得知守军缺少御寒衣服后，五天之内上海群众即捐助全新棉衣三万余套，棉被两千余条；海外菲律宾、美国华侨发起了捐助飞机运动，美侨购买了31架飞机，部分已送达上海参战。上海医务卫生界针对战场伤亡急需救护的特点，在后方成立了伤兵医院，民众自动创办的伤兵医院达六十多所。文化界，报纸、刊物成了抗日舆论的前沿阵地，每天报道日寇暴行和抗战杀敌消息，刊载抗日的文学作品；影艺工作者摄制了抗日新闻纪录片和抗日影片；戏曲音乐工作者到前线和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激励士气。社会知名人士亦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支持十九路军抗战。整个抗战期间，宋庆龄、何香凝募集军需，组织救护医院，呼吁抗战，不避弹火，不畏劳苦，奔走于前线、后方，给中国守军以很大的鼓舞；国民党内一批要员冯玉祥、孙科、吴铁城、李宗仁、陈铭枢等以通电、讲话等形式催促政府支援十九路军，对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起了牵制作用，也坚定了中国守军的抗日信心；阎锡山赠送了急需的重迫击炮数门，炮弹600发，被守军视为贵物。中国守军能够支持月余，与全国民众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曾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饰，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27)
中国守军西撤后，扼守在苏州、松江、青浦、昆山、常熟、太仓一线。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已赶到昆山布防，中国后方的援军亦陆续到达沪、宁、杭地区，以防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日军占领淞沪地区中国守军阵地后，形势也不利于它扩大战争，一是上海及长江中游为列强利益所在地，英、法、美通过各种方式向日本施加压力；二是日本占领东北不久，东北各地义勇军蜂起，令日本疲于应付，需要抽调兵力前往东北支援关东军；三是日本尚未做好发动全面侵华的准备，一个十九路军就已经让日本大失强国的面子，更何况中央军已经陆续调来增援。所以3月3日日本发表停战声明后，中日双方虽然虎视眈眈，实际上都已无心再战。
3月4日，国联大会决议要求中日停战，双方便就此转圜。9日，日使重光葵以意见书交英使蓝普森转外交次长郭泰琪，称日本准备依据3月4日国联决议，与中国政府开谈判，10日郭泰琪将声明书交英使转日使及国联议会，称中国政府接受了3月4日国联决议案，准备依据该决议案和中国首席代表颜惠庆的下列声明：一、谈判仅限于有关实行停战及日军完全撤退之事件，二、撤退不得附带任何条件，以之与日本进行谈判。3月24日，双方开始正式停战会谈，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签订了“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退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 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邻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 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订明之。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发生疑义时，或中、 日、英三文间发生有不同意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28)。
签字的中方代表是外交次长郭泰琪，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 日方代表是日本公使重光葵，海军陆战队少将岛田繁太郎、田代皖一郎，见证人：英国公使蓝普森，美公使詹森，法公使韦礼德，意大利代办使齐丝诺。
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式结束。
“一·二八”淞沪抗战从结果来看，中国无疑是失败了，但抗战本身带来的正面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它极大地增进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信心，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一·二八”抗战的影响曾有如下评述： 日军不费力气地占领满洲大部与中国军队的毫不抵抗，不仅使日本海陆军界相信中国军队战斗力极为薄弱，而且也使中国人民大为沮丧。“自十九路军在上海开始奋勇抵抗继以警卫军(第五军)第八十七师与八十八师之助战，一旦战情披露，举国狂热。原有之三千日本海军加以三师团与一混成旅之补充，血战六星期后，始得将中国军队击退，此足以予中国民气以一种深切之印象，于是全国均觉中国非自救不可。中日冲突之事，传布全国，各处舆论紧张，抵抗精神增加。以前所抱之悲观主义，忽而变为同等过甚之乐观主义。上海消息传入满洲，使其仍在抵抗中之散漫军队增加勇气。马占山亦因是而再起抵抗，并激起环球华人爱国之心，义勇军之抵抗力亦由此而增加。”(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