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旧官僚控制的南方各省

湖北、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一般说来，属于由立宪派、旧官僚完全掌握政权或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省份。
湖北黎元洪受革命之赐，由前清协统一跃而为民国副总统、鄂军都督领参谋总长，但他与革命党人并无感情，随着个人地位的巩固和全国形势的变化，其反动面目也就暴露出来了。他打击革命党人的主要策略是“阳为附合，徐图敉平”^[1],伺机利用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以打击革命党人。1912年7月，同盟会鄂支部(由前文学社改组而成)横遭迫害一事，就是典型事例。
6月中下旬，所谓同盟会谋乱的谣传，在武昌内外不胫而走。月底，以孙武为首的共和党鄂支部和同盟会鄂支部各军界要人，在黎元洪召集的军事会议上又大起冲突，孙派指责同盟派王宪章、杨玉如等“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同盟派自辩这是共和党的诬陷。双方相争不下，以至动武^[2]。会后，都督府民政总监、军务司等府署轻信“同盟会亦欲推倒共和党重要人物”,公然架起大炮，空气异常紧张。黎元洪见有机可乘，于7月1、2日宣布武昌戒严，下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3]。尽管居正、胡秉柯等代表同盟会向黎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政党断不至有革命之举”^[4],但王宪章(代二镇统制)、杨玉如(都督府顾问)和祝制六(警察学校监学)仍被黎无理解职。到了17日，黎元洪更出动大批军警，逮捕江光国、滕亚纲和祝制六，随即秘密杀害。随后，黎宣布祝制六为“群英会会长”,“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罪大恶极”^[5],并依照所谓“名册”索捕处死“文学社同志”“不可计数”^[6]。由此可见，这次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的风潮，实际上是黎元洪利用“党争”打击同盟会力量的一次阴谋活动。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祝制六等遭无辜杀害后，同盟会内尽管有人看出是黎元洪“做成的圈套”,而领导人却不敢为他们伸冤，甚至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蒋翊武就公开表示与被杀三人“志不同，道不合”,“祝等犯罪与否，不得而知”^[7]。他们还一味指责孙武为谋取都督职位，出钱唆使李忠义告发，一手制造了这次事件。孙武则上书黎元洪，指控事件为同盟会“主持”,要求“宣布罪状，通告国中”^[8]。就这样，一场黎元洪打击、迫害革命党人的活动到头来反淹没在派别斗争之中。
与此同时，黎元洪又狠抓军政大权，全面控制各要害部门。他作为一个武人，自然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便一面扩充军队，一面位置私人^[9],以后又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将军队缩编为三个师，以前清旧军官唐克明、王安澜和卖身投靠、声称给他“四十把大刀包把文学社员杀绝”的蔡汉卿为师长。对军政府各要害部门，他更是“远贤亲佞”,极力把持。如立宪派夏寿康“顽固荒谬”,继杨时杰、周汝翼之后委以内务司长，潘祖裕“贪婪狡猾”,继胡瑞霖、李作栋之后使长财政，其他“若饶汉祥之狡谲，李国镛之卑鄙，孙发绪之阴险，唐仲寅、吕丹书辈之诡暴，刘有才等之无赖，凡能助黎氏以滥杀为事者，黎无一不信任之”。总之，所任之人“非前清龌龊之旧员，即市井无赖之朋类，否则旧日野蛮之军官，旧部污贱马夫卒弁”^[10]。此时，他虽通电提出“军民分治”,并于7月1日正式宣布实行，但正如时论所说，不过是虚有其名。因为代理民政长刘心源就是他的亲信，而且各司司长的任免，仍受他的“干预”。如饶汉祥升任内务司长，黎澍继潘祖裕为财政司长，“均出自黎氏之手”^[11]。可见，黎元洪实行“军民分治”,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对权力的垄断。
此外，为了加强统治地位，黎还和袁世凯日相勾结。在当时同盟会与袁世凯的历次争执中，黎元洪几乎无不站在袁世凯一边，推波助澜。而袁世凯为了向南方渗透北洋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对他极尽笼络之能事。据张国淦说，袁军事上利用陈宧“削弱武汉革命武装”,而政治上即通过他“和黎进行联络”^[12]。黎、袁合谋将有影响的首义党人调离武汉，由袁世凯“笼以高官厚禄”,加以羁縻。包括孙武、张振武、蒋翊武在内的“起义功人”先后被调到北京。但除孙武等少数人外，大都识破了袁、黎的诡谋，不久又相继回到了湖北。
在黎元洪统治下，首义之区的湖北很快恢复了旧的统治。省城武昌阴森恐怖，直如“黑暗地狱”^[13]。“法庭之黑暗有甚于前清州县衙门，贿赂公行，毫无顾忌，草菅民命，仍用酷刑”^[14]。革命之初发布的铲除一切陋规的文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甚至“变陋规为正税，于满清薄税之名亦不保存”^[15]。而且罗掘无穷，人民“生命财产直等之空花幻影，绝不能得确实之保护”^[16]。总之，“幸福未见丝毫”,人民依然水深火热。
但另一方面，黎元洪终非北洋派，他控制湖北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厚势力于一己”。他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勾结，从根本上说是建筑在共同对付革命党人基础上的，本身就是相互利用的政治交易，因而有着矛盾的一面。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袁世凯包藏祸心，欲以亲信代黎督鄂，而任黎为参谋总长；黎则借口参议院于兼任“颇生疑义”,拒不受命，甚至鼓动左右，大造他“万难离鄂”的舆论。
同时，黎元洪固然不遗余力打击湖北革命党人，但对省外革命党人，特别是同盟会本部，却不愿决然断绝关系。同盟会选举他为协理，他未予反对，而且在有的问题上还往往采取“调和”态度，并不完全以袁世凯的意愿为转移。例如，对贵州问题，他支持杨荩诚反对唐继尧，并为此发起召开鄂、湘、黔三省四方会议，通过黔军回黔、滇军回滇的协议。接着，他又以执行“协议”为名，请袁任命他所派代表赵钧腾为贵州宣慰使，企图以赵督黔。黎元洪的“调停”虽因后来遭到袁世凯的破坏和唐继尧的反对，未能变为事实，但却明显反映了他与袁世凯的争夺。以上事实说明，黎元洪也是不甘心完全受制于袁世凯的。
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与湖北情况不尽相同，但在基本立场和发展动向等方面，却颇为相似。
首先，无论云南还是贵州和广西，各都督都拥护袁世凯集权。蔡锷宣称“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17],并且从政治、财政、舆论、组织和军事等各方面全力支持和维护袁的统治。唐继尧说得更直截了当：“继尧外观时变，内察国情，力助中央，俾得展布政策。”^[18]所谓“力助中央”,即是“力助”袁世凯。
其次，他们都排斥同盟会势力。唐继尧虽是老同盟会员，实际上这时已完全成为立宪派和旧官僚的代言人。他攻击孙中山坚持“南北之见”,要求袁世凯取消省制，企图根本取消各省同盟会势力。他残酷镇压贵州自治学社的反抗，即使《临时约法》保护的集会结社，也企图加以取缔。唐继尧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是得到蔡锷支持和默许的。当唐因受到贵州同盟会的反对，意欲率军回滇时，他就出面劝阻，说是“一旦舍去，不独黔省良善无以安生，且全黔又必为某党(指同盟会)势力所弥胜，于国家前途，关系匪浅”^[19]。在云南，蔡锷虽因同盟会拥有很大势力，且未对他造成直接威胁，因而未对革命党人采取粗暴的压制措施，仍保持着形式上的联合，但其瓦解和削弱同盟会力量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主用文官、反对军人入党及公开提出毁党主张等等，都明显含有这种企图，而且在行动上也与同盟会日渐“疏淡”^[20]。至于广西，陆荣廷一经地位巩固，就公然宣布不许革命党人有所活动。即使后来他参加了国民党，也如他所说，“只知有国，不知有党”^[21],仅仅挂名而已。
再次，他们都力图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唐继尧随着地位的巩固，个人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袁世凯曾对他加力拉拢，但他总半推半就，“不肯完全买账”。蔡锷对袁世凯也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时就有他奉行“大西南主义”的说法。陆荣廷则在“桂人治桂”的旗号下，把旧军中的陈炳焜、谭浩明、沈鸿英、莫荣新等人，以及广西籍旧官僚和立宪派豪绅陈树勋、唐钟元、韦锦恩等网罗在自己的周围，日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一切以发展自身利益为转移。
当然，三省的实际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蔡锷拥袁就非完全效忠袁世凯个人。在他看来，民国初建，“当以救国为前提”^[22];而“救国”,就必须建立“强健有力之政府”;而建立“强健有力之政府”,就必须拥护袁世凯集权。蔡锷把救国和拥袁混为一谈，以为拥袁就是救国，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也表明他的拥袁同时交织着爱国思想的因素。因此，蔡锷虽拥护袁世凯，但对袁的所为绝非一味盲从。如他要求袁世凯“于用人行政之际，破除畛域，以协群情，痛扫弊风，以新耳目，使秕政余毒，不至复生，民国基础，得以巩固”^[23]。又如在借款问题上，他强烈反对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接受帝国主义的苛刻条件，并在云南全省掀起认购爱国公债的热潮，以实际行动抵制帝国主义的要挟；等等。这表明蔡锷与唐继尧、陆荣廷还是有区别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湖北等省政局的变化，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以反对革命党人、拥护袁世凯和极力维护既得利益为特征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在根本上代表了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利益和要求。由于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形势主要表现为革命派与北洋集团的斗争，它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地方实力派的色彩。尽管其表现形式与程度在各省不尽一致，但这个总的格局及发展趋势则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