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绛唇·厚地高天》 - 近代·王国维

[近代]王国维

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

此词原刊《人间词乙稿》，当作于1906—1907年之间。此时，王氏“疲于哲学”而“渐移于文学”。

上片“厚地高天，侧身颇觉生平左”，出于《诗经·小雅·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意谓：地虽厚而不敢趋步，天虽高而不能不曲身，能不令“我心忧伤”?“侧身”，出《诗经·大雅·云汉序》：“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亦寓“忧心忡忡”之意，状忧惧趑趄之貌。然则，“颇觉生平左”者，“左”，相左之谓，引申为不顺心、不如意。天地纵然广阔，置身其间，却不能顺我意志，尽我才智，其在“天才者”，岂不倍增忧伤！“天才者”既超乎常人，故其所“忧”亦异于“常人”。“彼与蚩蚩者俱生，而独疑其所以生”，这是其所以“忧”的原因。这种“独疑”;又决定了“天才者”虽“亦一人耳”，却“志驰乎六合之外，而身扃乎七尺内。”词云：“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斋”，书斋；“舸”，小船，这便是“身扃乎七尺之内”。“回旋”犹言“志驰”，“可”者，“六合之外”的“慰藉之道”，还得从自己的“精神界”求取。

王氏少有为学之志、终其一生，是位“书斋学者”。“如舸”的书斋对于他确有一种“回旋可”的慰藉。但是，局居于“小斋”，无论是叔本华之“天才”，抑或尼采之“超人”，皆不足以为其释“疑”解“忧”。于是，他又返回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转入词之下片：“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复”者，转回之谓。“须臾”，短暂也。陶潜《饮酒》：“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又云：“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阴阳相转，生死轮回，“我”之于人世，犹如流电。故“得此须臾我”，亦犹《古诗十九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当然带有宿命论色彩，是消极的。

不过，也应当指出：面对千百年来诗人感叹的“须臾我”，王氏既有消极的忧思，又有积极的哲学思考，并从他推尊的陶潜这样的精神上的“豪杰之士”、文学上的“天才者”，欲求其“自慰藉之道”。也就是说，陶潜以秋菊为“忘忧物”，王氏则“霜林独坐”，忘其所“忧”，而探其对宇宙、人生之概观的根本了。词云：“乾坤大”，廖廓宇宙，足供我驰骋也；又云：“红叶纷纷堕”，天地万物，皆属“须臾”也。前者空间，后者时间，空间无限，时间有限。时空相制而又相转。在无限的空间里，抓住稍纵即逝的时间，就能做出无限的创造，“须臾之我”，也就转化为“无限之我”了。这也就是他论述的超乎“常人之境界”的“诗人之境界”。

人生天地之间，犹日月随天而旋，“我”亦受“天”——时空制约；但是，乾坤如此之大，“我”既“须臾”，又可以无限。故王氏之“忧”，虽不可谓带有“全人类之性质”，但既有于为一己之私利，谋一人之利禄的名利之徒的忧虑，亦迥别于胸无点墨，却狂叫“忧患意识”的不学之徒的忧愁，乃是欲探人生、学问之真谛的哲人之忧思，则是显然的。所谓“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的真谛，也绝非“一眼”可以看透，而需要有诗人之眼、哲学家之脑，探赜索幽，方可得其“根本”。王氏此词，在发“天才者”之忧思的同时，寓之以“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的真谛。这又正是其发人深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