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éry Paul

诗人、评论家、戏剧作家。他在蒙比利耶毕业时就开始写象征派的诗，与皮埃尔·路易斯、安德烈·纪德建立友谊，并在一些新刊物上，特别是《海神的号角》上写稿。二十一岁时，他在热纳(Gênes)一夜间发生精神危机，乃断然与诗歌决裂，而致力于数学和哲学研究。定居巴黎后，他经常造访马拉美。在这期间，发表了三篇论文：《莱奥纳尔·达·芬奇方法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méthode de Léonard de Vinci,1895)、《德国的征服》(la Conquête allemande,1897)和《与埃德蒙·泰斯特先生一起度过的夜晚》(la Soirée avec M.Edmond Teste,1906)。这些文章显示出一种高超的智慧、广博的知识修养和一种令人赞赏的、古典的纯净风格。瓦莱里重返诗坛之前，曾在国防部当过职员。1917年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似乎已不再从事创作了。但就在这一年却发表了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他重新写诗之后，在安德烈·纪德和雅克·里维埃的再三要求下，对此作了说明：“多年来，我已将诗的艺术扔在一边，但我还是力图强制自己去写，便作了这个练习。”这个说明仿佛想要将诗歌创作降到最低限度，将它缩小成一种手工活动。实际上，法国诗歌当时正经历着诗歌发展史上激烈变化的时期：达达主义刚刚兴起，马克斯·雅各布发表了《摇骰子的皮杯》(le Cornet à dés),超现实主义行将出现。而瓦莱里这位莱奥纳尔·达·芬奇的弟子却认为诗歌跟任何表现形式和任何思想活动一样，应严格地受智慧支配。他不愿有一丝一毫得力于灵感的那种“通灵状态”或受“无意识”的支配。他这种力求清晰明白的意愿，是与他那十分古典的形式相吻合的。
但自相矛盾的是，《年轻的命运女神》如同保尔·瓦莱里所有的诗一样，是难以理解，甚至是无法理解的。这种诗尽管采用传统形式，但广大读者仍无法参透，就象无法理解支离破碎的活字印刷或标新立异、却又杂乱无章的散文一样。瓦莱里的诗之所以晦涩难懂，实际上仅仅是由于他的语言极其精雕细琢。他诗中的形象是精心创造的，不象超现实主义的形象那样“自行鼓翼而来”。他创造形象的方法是使相距遥远的现实事物互相“靠近”,而由于风格简略，使人无法得悉这个“靠近”的过程，但凭着敏感，却不难揣透这个过程的本来面目。其实，瓦莱里并不象当代评论和他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与那些在《原文如此》(Sic)和《文学》杂志上大写其“自动命题”的“新派”诗人相去甚远。他写的是同样的题材，但是超现实主义“急促”的调子，并不比这位有意识的诗人那无限智慧的诗作更加令人惊叹。即使后退几十年，人们都不理解为什么一些名教授们竟会化九牛二虎之力去分析这些诗篇及他以后的一些诗作，尤其是《海滨墓园》(le Cimetière marin)这一《诗》(Charmes,1922)中的名篇。瓦莱里虽然和超现实主义者有来往，但是他热中于理性和秩序，因此不会走上超现实主义者们所走的反抗和“革命”的道路。后来瓦莱里发表了《厄帕利诺》(Eupalinos,1923)、《心灵与舞蹈》(l'Âme et la danse,1925)、《莱奥纳尔和哲学家们》(Léonard et les philosophes,1929),这表明他从此离开“诗的艺术”,转入了哲学评论方面的写作。1925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巴黎大学讲授歌德的作品。1933年又当选为国际联盟知识协作委员会主席。他与阿兰一起成为第三共和国的主要“思想家”,并开始了官方人士的生涯。他还写了《罗经方位》(Rhumbs,1926)、《谈智慧》(Propos sur l'intelligence,1929)、《注目当今世界》 (Regards sur le monde actuelle,1933)、《杂俎》(Variétés,1924,1930,1936,1938,1944)这一系列哲学、历史和政治的著作。与此同时，他又写了大量文学著作，如《论司汤达》(Essai sur Stendhal,1927)、《关于马拉美的一封信》(Lettre sur Mallarmé,1928)、《对外科医生的讲话》(Discours aux chirurgiens,1938)。另外，他涉足戏剧，写了《两性离子》(Amphion,1931)、《塞米拉米》(Sémiramis,1934)和《我的浮士德》(Mon Faust,1945)。后一部与其说是真正的剧本，倒不如说是作者的不可知论哲学的奇妙概括。保尔·瓦莱里1938年在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担任诗歌课，直到逝世为止，他的讲课内容非常出色。他死后，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埋在塞特的“海滨墓园”里。这个公墓曾启发他写出了杰出诗篇《海滨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