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两系的战争准备

吴佩孚敢于发起对梁士诒的攻击，当然知道梁背后依托的奉系势力，他早有准备，不患动武。1922年1月9日，吴佩孚在刚刚发起倒梁运动之初，即在给苏督齐燮元的电报中分析形势，认为张作霖“决不盲动无名之师，再蹈辫帅覆辙”;曹锟“不至为关外(指张作霖)及梁叶(指梁士诒、叶恭绰)所软化”;“川湘感情接近，必不肯甘心为关外与财神作伥”;“粤陈(炯明)已有接洽”;“就事实已表见者，据理辩论，彼亦无可藉口”;“倒阁以救济外交，于元首无涉”;“仅攻击交系阁员，余均维持不动”。有鉴于此，吴佩孚认为倒梁有很大把握^[1]。不过为防奉系的武力介入，吴佩孚也进行了一定的军事准备，主要是令两湖直军整军备战，以其中一部由京汉路北上，以备应对奉系可能之行动，另有部队监视湘、川动向；对邻近京畿的直鲁豫各战略要地及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精心布防，确保万全；新编若干部队，补充缺额，赶造军火枪械，筹集战费。2月23日，吴佩孚在其驻节地洛阳召开直、鲁、豫、苏、鄂、赣、陕、甘八省督军代表会议，一致主张“对奉坚持到底”,摆出了准备与奉系大干一场的架势。但是，吴佩孚的强硬态度在直系内部也非通行无阻，直系首领曹锟与张作霖为儿女亲家，对张的态度一向较为缓和，不主张与奉系立即决裂，数次派人出关到沈阳，向张作霖疏通，寻求与奉张和解的可能性，直奉关系一时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
直皖战后将势力范围伸入关内的奉系，当然不甘心在直系的武力压迫下再退到关外，因此也在积极准备应付直系的挑战。自2月初起，奉系高级将领即连续开会，讨论应战部署，决定令关外奉军向关内运动，关内奉军进行实战演练，同时备粮备饷。由于奉系的军事实力不及直系，故张作霖更注意寻求反直同盟军。他一方面与残余的皖系势力联络，得其支持，另一方面向南方广东政府及孙中山示好，探寻与孙合作的可能性。1922年1月，张作霖派李梦庚到上海，向孙中山的代表杨庶堪转达：张意甚决，且促我速出师(北伐)。2月21日，李梦庚到桂林面见孙中山，陈述张作霖关于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主张。对于正在准备北伐的孙中山而言，首要敌人就是控制了北上交通要道的直系，故他对奉系的试探表示积极。3月上旬，孙中山派伍朝枢(外交次长)、朱庆澜(广东省长)、吴景濂(非常国会议长)等赴奉天与张作霖磋商，张作霖对孙中山推崇备至，建议奉、皖、粤三角同盟推倒直系，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法统^[2]。孙中山设想粤方“先以兵出湖南，与敌战于长岳，胜利可进据武汉，退亦可与相持于衡阳”;奉方则“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敌前后受攻，势必无幸”^[3]。奉、皖、粤“三角同盟”的初步成立，进一步激化了奉直矛盾，对奉系敢于开战也有鼓励作用。“张作霖当初之计划，奉粤皖三系联络，加以复辟派张勋残余之势力，并力齐起，协以攻吴，则洛阳及其关系各省有全被包围之势”^[4]。但皖系惟余浙督卢永祥较具实力，他和孙中山均因受种种因素牵制，未能如预期发动攻奉与北伐，不能担当对直系南北夹击的任务，应付直系武力的主要责任仍须张作霖承担。如时人所论：张作霖“欲联络孙文、段祺瑞、张勋等，以树吴之敌”;“而孙、段等毫不能为一臂之助。奉张骑虎成势，不能不孤军独进，以冀邀幸于万一。而不知其将骄兵疲，不足以致吴氏百战之兵，此又直胜奉败之原因也”^[5]。
直奉矛盾的发展至梁士诒内阁倒台达到高潮，双方关系已接近破裂边缘，各自都在大张旗鼓地准备以武力最后解决问题。2月间，直奉双方都有在铁路沿线扣车之举，“双方均已积极预备”^[6]。其后，关外奉军主力开始向关内调动，先期到达关内的奉军部队则集中在军粮城等京畿周边地带，每日操练备战，摆出进攻的军事态势。直军则以主力准备与奉军的交战，同时在南方湖南和四川两个方向部署了专任防卫力量，态势先以防御为重心。
4月3日，吴佩孚以“陕西剿匪事殷”为由，婉拒曹锟令其赴保定相商之电，留在洛阳与以祝寿为由前来的直系将领商讨军事方略^[7]。他曾对人说：“张作霖欺人太甚，看来战事不能避免，老师(曹锟)忠厚太过，受曹四(曹锐)蒙蔽，节节退让，时至今日，还犹豫不决，再这样下去，全盘皆成被动。我日内即去保定，军队已经部署，造成箭在弦上之势，老帅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8]
4月初，关外奉军大举入关，集结于京奉与津浦沿线，后自名为“镇威军”,由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奉系自恃兵强马壮、枪精械足，对直系的态度表现强硬。10日，张作霖致电曹锟，提出三项条件：一、请元首颁令，军人不得干涉中央政治；二、请责令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本任；三、允许梁士诒、叶恭绰、张弧自动销假回任。张作霖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引起直系军人的大反感，表示“吾等不能容忍”,即便是本主缓和的曹锟也无法接受，而直系内部此前的和战之争亦因此而消解^[9]。13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警告“奉军进驻小站、静海、独流，我马厂之二十六师已成包围之势，若不及早准备，必贻噬脐之悔”,望曹“速下决心，有备无患”^[10]。曹锟外有奉系动武之压迫，内有吴佩孚等主战之动议，至此已无退路，只能决心一战。当日，曹锟在保定召开直系高级将领会议，决策“放弃天津，固守保(定)、郑(州),衅不我开，取攻势防御”,并授吴佩孚作战指挥全权，并称“本人亦完全听令”。当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称：“奉军入关，逼人太甚，吴佩孚为大局计，不得不有所准备。”^[11] 14日，曹锟下令直军驻马厂、德州的部队撤退至大城、河间，吴佩孚电致曹锟云：“此乃自杀政策，恐系四先生(曹锐)主谋，万不可服从。务祈固守根据，对奉暂行虚与委蛇，立候增援。”^[12] 吴佩孚主导了直系的对奉作战部署。
与直军的部署相对应，奉军自称“镇威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将总部设在山海关。4月19日，张作霖发布入关布告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则通电指责“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官长”,要求张“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13]。
与北京政府历次军阀战争相仿，第一次直奉战争实际开战前，直奉双方均以电报战开场，以此指责对方的不道德，并为己方抢占道德制高点，为发动战争寻求合法合道的理由。“宣战的理由都是巨大堂皇的‘法’或‘统’的理论，在好听的话的背后，真正的理由是控制北京政府的政权、财权和合法有道的权威，也是控制地方的资源以养兵，以扩充势力”^[14]。
4月19日，张作霖以“镇威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声称：“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15] 21日，吴佩孚等直军将领通电回应，声称：“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舆论即为裁判，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职责攸在，除暴安良，义无反顾。”^[16]25日，吴佩孚等又联名通电，声讨奉系所谓“十大罪状”:一、窥窃神器，障碍统一；二、举荐帝制祸首，起用复辟罪魁，倒行逆施，危害国体；三、祸国通外，断送青胶；四、招匪为兵，“负罪友邦”;五、垄断政权，破坏法纪；六、滋扰京师，纵匪殃民；七、得陇望蜀，黩武逞兵；八、劫掠饷械，行同盗匪；九、招亡纳叛；十、残杀同类；宣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盗阀不去，统一难期”;表示“既负治盗剿匪之责，应尽锄奸除恶之义。爰整义师，奸阙渠魁，以泄公忿，以快人心”^[17]。27日张作霖发表回应通电，撇开曹锟不提，专责“吴佩孚者，狡黠成性，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隐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之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大憝，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18]。
战前双方发表这些通电“主要是一场心理战，为了孤立敌人，争取中立者。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的谴责侧重于责备敌人违反了传统的个人道德而不是历数他在政治方面的功与过。子女的不孝顺，对友谊的背叛，对上级的不尊重，或违背了家庭关系的准则，为这样的谴责提供大量的弹药”^[19]。这些多为旧式文人执笔捉刀而成，套用古文格式，用些四六骈体式的对仗文字，极尽道德煽动之能事，以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20]。如果不解实情，只看一方文字，便以为天下美德尽在一方，而天下恶德尽在对方。以道德良善为标榜的电报战，亦可谓北洋时期北京政治一景。如后人所论：“大抵民国政争，往往朝为友朋，暮成仇敌，兵戈不足，济以笔舌，彼此相诟，无异村妪乡童之所为，而电文往复诋排，大抵脱胎于《古文观止》,徒为旧日文案师爷舔毫摇笔之资，非彼赳赳武夫所能卒读，一般老百姓亦茫然不知其所云。”^[21]
在直奉开战前夕，为了争取舆论的同情，直奉双方都曾作出让步的姿态。张作霖曾在4月16日致电直隶代省长杨以德称：“奉直本系一家，复为本使原籍，断无歧视之理”;“绝不能轻启衅端，致令自相惊扰。”“本使安全大局，必与曹使商定最后之办法，以资解决。”^[22]复于21日表示，“吴佩孚复省会电，肆口谩骂，足见从前谣传，皆彼一人嗾使。独惜曹使以老友至戚，听其谩骂，殊不可解。彼方不先开衅，我决不越雷池一步。师发在途，应饬驻守原地，未经出发者停止进行，仍候明教”^[23]。曹锟亦电徐世昌，表示愿“严束军士，保护人民，静候奉军出关固防，以竟息事宁人之志”。然一论及退兵事，直奉双方又都先人后己，互责对方，不愿自己先撤。张作霖电称，“奉军原驻关内，今年一月决计撤回，乃大总统派鲍总长、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长先后东来，谆谆挽回，电牍具在”,责曹锟通电为“不合事实”,“断章取义”。吴佩孚则电称：“退兵非我军片面义务，不敢遵命。”^[24] 为了避免北洋系之间的又一次内战，北洋元老王士珍等也出面调停直奉关系，尤其希望促成直奉两系的最高首领曹锟与张作霖在天津见面相商，但因直奉双方的矛盾已发展之无可调和的地步，他们的调停没能成功。奉方还有人扬言：“此次胜败，决不足虑，即使败北，究是蹂躏他人地盘，至更不关心，再做我事业，有何不可。”^[25]
还想保住总统之位的徐世昌也在极力调停直奉关系。他有电致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称：“畿辅无曹，孰为重心，蒙疆无张，谁可震慑，长江上游惟吴使赖，若使大局及我身而破裂，惟有引退。与其坐视乱亡，无宁避世而去。”^[26]不过，此等酸文假醋的文字打动不了对立的双方。4月25日，徐世昌先是请直奉双方军队各向后退30里，继又提议奉军完全退出关外，吴佩孚回汉口组织巡署，近畿治安及善后诸问题由曹锟完全负责，但根本未得到正在准备打仗的直奉双方的响应。次日，徐世昌徒劳无功地命令直奉“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27]。但此时直奉战争的炮火就要响起，哪里还有人理会徐世昌的纸上命令。等到战争打响后，徐世昌也只能例行公事，在29日发出三道命令，以“京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为由，令曹锟和张作霖“迅饬所属军队立即停止攻击，仍懔遵前令将移调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听候查办”;令京师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督饬所属严重警备，认真防卫，各该管长官等身任地方，责无旁贷”;令京内外军民长官，“对于外人生命财产一律妥为保护，务令安全勿受损害，以重邦交”^[28]。北京为外国公使团所在地，京津地区也是各列强的利益所在，无论是曹锟、吴佩孚还是张作霖，对于徐世昌的命令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于列强的眼色还是不能不看的。他们都表示战火不会波及京津城区。5月1日，吴佩孚还致电北京外交部称：“外国生命财产，已分令所属各军队切实保护。惟此次战事实因奉军入关，越境寻衅而起，推原祸始，则一切应由首难人担负，方符公理。祈转知各使团。”^[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