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江文集

又称《盱江集》、《直讲李先生文集》,后称《李觏集》。因作者生前创盱江书院，人称“盱江先生”,故其文集名《盱江文集》。文集。其中清文杂著三十七卷，年谱一卷，外集三卷。北宋李觏撰。大约在宋理宗以前，《盱江文集》已刊行于世，具有了现行文集的规模。
李觏，字泰伯。生于宋祥符二年(1009年),卒于宋嘉祐四年(1059年)。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李觏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少年时家境即已衰败。他在青年时代，就勤奋好学，关心时政，二十二岁开始写作，处处以“康国济民为意”。曾两次应试不中。晚年由范仲淹等人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他一生以教授为业，创建盱江书院，从学者常达数十百人。
李觏在世时，曾先后自编《退居类稿》十二卷、《皇佑续稿》八卷，并刊行于世，《盱江文集》系后人在此基础上增收《常语》三卷、《周礼致太平论》十卷、《后集》六卷而成。其中，《潜书》、《广潜书》、《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庆历民言》以及《富国》、《安民》、《强兵》等等，反映了他的政治、经济、法学、军事等主张和思想，《易论》和《删定易图序论》主要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
《盱江文集》中的经济思想是比较丰富的，它几乎探讨了封建经济的各方面问题，如土地、劳力、徭役赋税以及农商关系等。文中把土地问题看作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提出“土地，本也”,人们的衣食、礼义都是与土地问题密不可分的。针对北宋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的状况，文中提出了“均田”与“限田”的双重措施，即一方面使耕者有田，另一方面对各级官吏所占的田亩数进行严格的限制。李觏认为，与土地问题关系最密切、与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赋税和徭役的问题，北宋的赋税、徭役，名目杂出，征调频繁，这也是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一状况，李觏提出的措施是“薄赋税、平徭役，即对官僚的免役特权也要进行限制，防止厚敛。这完全是从同情下层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讲话的。文中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财思想，李觏一反儒家“贵义贱利”的传统观念，大胆地指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并把封建国家的政治、法律、军事、外交、道德、文化、礼教及一切封建秩序，全部放置在“财用”的基础上，可谓一针见血。至于具体的理财措施，李觏提出的方案是发展生产，节约开支，这也是切中当时时弊的。
在政治上，《盱江文集》积极主张改革时政。并认为，改革时政的前提，是要“开讳”,即除掉忌讳，广开言路，正视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鼓励臣下谏诤帝王的过失。它要求统治者居安思危、去盗去奸，为子孙患，为万世计，不要因眼前的积弊还未危及到统治就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在官吏的任用上，它反对官官相荐，而应把田地开垦状况、百姓乐业程度等作为真正的标准。
在哲学上，李觏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阴阳二气的作用而成的。他强调事物转化的条件性和每一事物所具有的规定性，指出离开了具体的条件，事物便不能发生转化；超过了一定限度，事物的性质便会遭到破坏。他还提出了“权者，反常者也”的命题，探讨了事物的常规和变动的关系，反对因循守旧，袭故蹈常。李觏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对于传统的“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的观点，提出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关键在于人们在运用时是否得宜。此外，李觏还从无神论的角度，对佛教、道教、鬼神迷信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
《盱江文集》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被誉为“皆从大处起议论”的“医国之书”,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北宋中期社会的宝贵资料。书中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提出的功利观，是王安石和后来陈亮、叶适功利思想的先驱；它对儒家经典的非议。又为颜元、李塨对宋儒的批判开辟了道路。
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李觏的文集，并认为《后集》六卷是李觏门人傅野所编。宋理宗时张渊微为《盱江文集》补正年谱、校正字画，从而使它有了现行文集的规模。现存的《盱江文集》,是明代成化年间左赞编刻的。此外，《盱江文集》的刻本还有：明正德年间的孙甫刻本、万历年间的孟庆绪刻本、清光绪年间的谢甘棠刻本。一九八○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盱江文集》的标点排印本。此外，宋代吕祖谦编的《宋文鉴》、清代吴之振编的《宋诗钞》、清代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中，收有《盱江文集》中的部分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