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黛螺顶

弘 历

峦回谷抱自重重，螺顶左邻据别峰。
云栈屈盘历霄汉，花宫独涌现芙蓉。
窗间东海初升日，阶下千年不老松。
供养五台曼殊像，闍黎终未识真宗。

公元1786年，清代的乾隆皇帝登临山西省五台山佛教中心区的黛螺顶，写下了这首七律，题目为赏析者所加。
自古以来，我国的名山有“三山五岳”之称。其中的“三山”,即佛教三大圣地：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近代以来，人们又把安徽的九华山和“佛教三大圣地”一起，并称为“佛教四大名山”。其中，五台山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魁首。五台山“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气候洁净凉爽，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古称“清凉山”。清圣祖康熙皇帝说：“朕惟清凉山，古称文殊大士演教之区也。兹山耸峙于雁门云中之表，接恒岳而俯滹沱，横临朔塞，藩屏京畿。其地风劲而高寒，而嘉木芳草，蒙茸山谷，称灵异焉。五峰竦立，上矗霄汉，日月之所回环，烟霞之所亏蔽，苍然深秀，其为神阜奥区，盖自昔而已然矣。是以自汉迄今，历代皆有崇建，古刹精蓝，遍满岩岫。宇内称灵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嵋、普陀，而五台为尤盛焉。”据佛教经典记载，五台山是释迦牟尼佛左胁侍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的形象为：顶结五髻，手持宝剑，塑像多骑狮子，以表示智慧、锐利、威猛。在佛教中称为“三大士”的文殊、普贤、观音三者中间，文殊菩萨地位最尊，因而五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地位也最高。五台山又是我国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佛教道场，五台山的国际声望也最隆。
五台山佛寺鳞次栉比，宝塔林立。山域地跨山西省五台县、代县、繁峙县和河北省的阜平县，其大部分在五台县境内。山为东北至西南走向，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五大高峰。五峰虽峻极干天，但峰顶却平坦如砥，“有如垒土之台”。据 《清凉山志》载： “按古传，五峰内外，佛刹凡三百余所，多系先古帝王兴建，今皆消沉。大孚灵鹫，肇于汉明，立寺之始也。其中诸寺，或五峰抱出，或双岭中开，或叠起岩中，或耸居云外。楼台现乎杳霭，钟磬出于烟萝。……历代以来，诸刹废兴，沿革数目，难以悉记。”现在五台县共有寺庙40多所，台怀镇及其附近就集中了30所。如： 显通寺、塔院寺、万佛阁、罗㬋寺、圆照寺、广宗寺、菩萨顶、慈福寺、殊像寺等等。其中黛螺顶寺建于台怀镇东面一座经常隐没在云雾中的小山峰黛螺顶上。黛螺顶背靠东台望海峰，下临潺潺清水河，古树参天，景致绝佳。黛螺顶寺原名佛顶庵，清代改称。寺内供有 “五方文殊”像。《清凉山小志》载： “以五顶山高路窅，有不能尽到者，至此犹至五顶也。”意思是朝台的佛教徒，如果体力不支，不能遍临五个台顶，登上黛螺顶便称作“小朝台”。因而黛螺顶成为五台山五大台顶的象征，是朝山佛教徒一定要登临朝拜的地方。
清代乾隆皇帝这首诗，就描写了黛螺顶的地势风光与它在佛教诸寺中的地位。
首联，写黛螺顶处于重重山谷回抱的五台山区，但却在五大台顶之外独立成峰。颔联，写历经屈曲盘旋的云中小路到达高入云霄的山顶佛寺，便可拜谒庙宇中常坐于莲花之中的佛菩萨。“芙蓉”,是莲的别称，而莲花，在佛教中被认为是清净的代表，是 “佛菩萨常坐者”,“极乐世界之众，总以莲花为所居”。颈联，写入于寺内而观外界：临窗遥望，可瞻东海上冉冉而升的一轮朝日； 启门拾阶，便见寺院内苍苍如盖的千年古松。尾联，写寺内供奉有五大台顶的 “五方文殊像”,并由此而生发议论，认为有些传授弟子、纠正弟子行为、为其规范的高僧，最终也没能领悟净土真宗。“曼殊”,即文殊师利菩萨，佛教徒们认为，五台山每一座台顶，象征文殊菩萨一种智慧，即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真宗”,即净土真宗。净土宗主张靠他力摄取、为往生净土为目的的法门，认为人本质上都是充满罪恶的恶人，一切皆虚假不实，不论如何苦修苦炼，都不能靠自力成佛。只有专心称诵弥陀如来的人才可以得到往生。因此，“一心专念弥陀名号”,比修寺、造佛、建塔更重要； 在俗、出家都一样可以成佛。乾隆帝在全诗的结尾处正是要表达自己主张僧俗一样，重人伦道德而不重佛教戒律的观点。
全诗四联，由远即近，由外到内，由景到物，由外物到内心，由描写到议论，不断地变换观察与表现的角度。一联联远远近近、内内外外、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左右逢源，高下皆宜。既有由清浅转向丰深的温润厚重，又有由直白转向蕴藉的另辟蹊径。运笔自如，君临一切。文人之风，帝王之气，成就了一篇登佛国圣地黛螺顶的诗篇。
乾隆皇帝写这首诗并不是偶然的巡幸之作。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皇帝曾先后十多次到五台山朝圣拜佛。这是其他三大佛教名山历史上所没有的。清光绪年间所编修的 《五台新志 ·巡幸记》说：“国家龙兴辽沈，满洲之号，适符曼殊，景运既集，灵迹弥昭。”意思是说，清王朝的国号恰与文殊菩萨的读音相同，因此，清王朝统治者认为这象征着清王朝的国祚可以像文殊菩萨一样与世长存。这便是清帝们朝台的奥秘。乾隆皇帝秉承其祖，在康熙帝曾五次朝台的记录上，更添一笔，他曾六次进五台山朝拜。公元1746年、1750年、1761年、1781年、1786年、1792年，共合“六度朝台”。每次朝台，他都要给台山各寺庙以大量的赏赐。同时，凭他对诗词书法的较高造诣，也为五台山留下许多亲撰的碑刻与墨迹。这些碑刻与墨迹笔法端丽洒脱、内容通俗易懂又蕴含佛教哲理，成为五台山这座佛教名山所附丽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