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怀古二首(其二)》（皮日休）

皮日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这是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的第二首。汴河，唐、宋人对通济渠东段全流的统称，诗中借以代指运河。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征河南、淮北百万民工，开掘了这条名叫通济渠的大运河。它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黄河，复自板渚引黄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淮，再发淮南十余万民工，开邗沟通长江。这样，自西苑乘船可以直达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炀帝沿通济渠筑离宫四十余所，其中以江都宫最为壮丽。他从大业元年至十二年(605——616)三次游幸江都，每次都有一二十万人随从。他乘坐的龙舟，高达四十五尺，长二百尺，起楼四层。其余各级大小船只数千艘，船队前后长二百余里。夹岸骑兵护送，旌旗蔽天。“锦帆过处，香闻十里。”(《开河记》)隋炀帝的巡游无度，挥霍无度，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十分深重的。

唐代有不少诗人吟咏过这个历史题材，其中著名的有许浑的《汴河亭》，李商隐的《隋宫》七律和七绝等。这些诗，大都写炀帝逸乐无度，荒淫误国，如“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如“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等。皮日休的这首《汴河怀古》，却一反常调，把笔锋放在评论隋炀帝开掘运河的功罪上来了。

“尽道隋亡为此河”，一个“尽道”，说明是众口一辞，似乎大运河是引致隋亡的“罪魁祸首”。“至今千里赖通波”，诗人从另一个角度设难辩驳。一个“赖”字，给大运河翻了案：水“赖”其流，物“赖”其通，田“赖”其溉，民“赖”其利，大运河开通后真是“功德无量”。诗人独称运河之功，使人耳目一新。此也是这首诗显出“光彩和锋芒”的所在。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是称大运河之功，那么诗的后两句，便是论隋炀帝之罪了。但诗人也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把隋炀帝与大禹放在一起来比较。诗人说隋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一个暴君怎能同大禹比功？这样说，岂不荒谬绝伦？原来诗人是有先决条件的： “若无水殿龙舟事。”炀帝有了这个前提或条件，才可“共禹论功”。而“水殿龙舟事”是“昼泣疲民，夜哭溺鬼”(皮日休《汴河铭》)，其对人民为害之烈，莫可言状。这就不难领悟：诗人把炀帝和大禹放在一起，其实不是为炀帝论功，而是为了强调他“水殿龙舟事”罪孽的深重，是进一步地揭露炀帝的罪过，从而也是对炀帝更加有力的鞭挞。皮日休在《汴河铭》中说： “在隋则害，在唐则利”，说的是运河； “龙舟未故，江都已弑”，说的是炀帝。运河之利，炀帝之罪，本来就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这首诗表现了诗人的辩证观点，既为炀帝开凿运河论功，又更深刻地揭露了炀帝荒淫误国之罪。

皮日休在《汴河铭》序中曾说到： “尚恐国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献纤诫，是为《汴河铭》。”这首诗亦以这一历史事件为题材，由怀古而评古，评论运河，评论炀帝，是以诗的形式“献诫”。这首诗在构思上采用了欲夺先予、欲擒故纵的手法，而且运用自如，跌宕有致，不愧为晚唐怀古诗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