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批判

方克立在《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总序》中说：“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作一种简单的是非评判，更重要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条更有效的、更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可动摇，怎样更好地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利用我们传统的资源，怎样更好地吸收别的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经验和域外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包容性最大的、最富有民族特色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以宽阔的胸襟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一切致力于民族振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并且也确实在某一方面做出了思想贡献的思想派别，包括那些曾经批评和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哪怕只包含着片面的真理，也应该加以厘清，加以肯定，批判地借鉴和吸收。现代新儒学在维护和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融合中西哲学和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等方面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份思想财富我们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和批判地继承。”这堪称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共同宣言，大陆研究现代新儒家的学术宗旨、学术态度、研究方法、批判标准及对现代新儒学的总体评价都于斯可见，大陆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根本原因和兴奋点也在这里。
如果说港台新儒家是在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之势下，怀着悲悯之情和忧患意识，抱着灵根自植的理想，进行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那么，八十年代的大陆学者是在中国文化新的整合创新走向振兴的时势下，以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和乐观自信的心态，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正因为如此，大陆学者才给新儒家如此之高的评价，对新儒家能做到“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而港台学者站在新儒家的立场对大陆的新儒家研究表现出“他们的理解能够相应吗”的忧虑，表明他们自己完全没有体会到大陆学者的良苦用心。正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根本旨归，决定了大陆学者对现代新儒学的取舍，虽然大陆的研究涉及到了新儒学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但迄今最感兴趣着力最多的还是关于传统文化、中西文化、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等问题。
大陆学者对于港台新儒家维护和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予以充分地肯定，对其“花果飘零”的文化心态也有相当的同情，对其文化保守主义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批判分析，“对于他的坚持民族本位文化的立场，在西化思潮盛行，民族文化危机之时，大声疾呼‘中国文化没有死亡’,为维持和承续中华文化之慧命，贯注了满腔热忱，为之奋斗终生，都不由得产生共鸣和敬佩之情”(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反省》)。因此认定现代新儒家坚持中国文化的自尊自信，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发掘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和特有价值，是爱国主义的，“保守”民族文化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值得总结和借鉴。但同时，大陆学者也指出现代新儒家情绪化的一面，过分地沉醉于对儒家文化的情感认同，而对儒家文化清醒的理智分析则远远不够；对传统儒学中极高明的形而上的一面发扬过多，而对传统儒学中现实的负面的因素揭发不力。大陆学者由切身的体会对现代新儒家的严重不足和缺陷给予了客观的批评。
现代新儒家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论述是大陆学者尤为关注的。新儒家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中西之争不等于古今之争，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来实现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由此，新儒家提出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并突出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普遍意义。在此基础上，新儒家得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思想进路和具体方法。大陆学者对新儒家的现代化基本立场是肯定的，对其中西文化观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对新儒家的现代化进路和方法既肯定其探索是有意义的，又批判其理论的不足和困难。大陆学者认为，港台新儒家不再是一般地泛泛而论中西文化的异同，而是站在人类文化和人性的高度论述中西文化各自的独特价值，已经较理性地肯定西方文化在民主、科学上的成就和价值，承认中国文化存在缺陷，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吸收西方的民主科学，这表明他们较之他们的前辈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对港台新儒家对西方文化的深层心理大陆学者也作了分析，“港台新儒家对西方文化、文明采取一种颇为偏激的贬低的态度。在言词上，除个别学者采取较明显的扬中抑西的说法之外，大多数港台新儒家在理论上持一种持平、折衷的立场；承认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和所短，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今天，世界文化的出路是中西文化的互相补充。而实际上，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和低贬，几乎无一港台新儒家能逃。这不能归之于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不熟悉和不了解，而实乃由于在其潜意识中，对‘全盘西化’的反感和对传统文化的一往情深……港台新儒家在比较中西文化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结果中好的一面，而忽视了西方文化结果中好的一面，却突出其文化结果中坏的一面”(胡伟希《传统与人文》)。
就儒学现代化来说，港台新儒家带给大陆学者的是一连串的质疑和批评，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取得丰富的成果。他们认为，内圣外王、返本开新、三统之说在理论上存在着困难，在实践上更行不通。新儒家的理论困境在于：“一是其论证方法的非科学性。他们认为从传统儒学之‘本’必然可以开出现代科学民主之‘新’,其论证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抽象原则出发，其结论早已包含在抽象原则中；不是以现代化需要去衡定传统儒学价值，而是在肯定儒学永恒价值基础上给它装进现代化内容。二是体用两橛。他们企图用‘内圣外王’的思维构架来联结儒家心性之学和现代科学民主，把两个属于不同甚至基本方面对立的价值系统的东西联接起来，自然难免体用两橛、不能由内圣推出外王的困窘，于是‘种子’说，良知‘自我坎陷’说等新论并未解决由体达用即从儒家心性之学到现代科学民主过渡的逻辑必然性问题，最多不过是折中调和。”(《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现代新儒家没有解决好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其理论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们仍站在传统儒学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没有摆脱传统儒学的思维方式，“由于缺乏历史的、社会的、客观的眼光，由于习惯于从儒家心性之学(道统)的角度审视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演变，现代新儒家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民主精神的培养和科学水平的提高将使中国文化产生历史性的变革，更不可能指出发展科学民主的客观途径”(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因此，大陆学者进一步指出：“儒学如果想在现代社会内发生作用，那么首先必须在价值观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彻底抛弃道德理想主义，由重心性修养转向事功实践。”(《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但现代新儒家既不愿放弃儒家心性之学，又不能不接纳民主科学，所以他们在理论上两难，在实践上也找不到开出民主科学的现实途径，而始终只能在“坎陷”、“曲折”、“活转”、“暂忘”中批转。在传统儒学和第一、二代新儒家那里，由于内圣外王结构中，内圣远远压倒外王，因而结构内部的张力不大，结构基本能维持住，而第三代新儒家由于强调和突出了民主科学，在内圣外王结构中外王的力量增强，导致结构内部产生强大的张力，造成内圣与外王的尖锐矛盾和剧烈冲突。而这种矛盾冲突既不能调和，一方又不能完全俯就臣服于另一方，结构的解体也就势在必然了。第三代新儒家便以他们的理论努力向我们证明了通向现代化之路中内圣外王格局的理论破产，也许这是第三代新儒家的最大贡献。
第三代新儒家毕竟传统的因袭太重，他们处处要用道德理性对治科学民主，一再编派科学民主的种种不是，表现出文化上的巨大心理障碍。新儒学“用返本开新的理论概括，来统括中西古今，寻找新的结合点，作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导向，它反映了强烈的本根意识和文化观念上的‘恋母情结’……对固有文化的一往情深，同时也就显露了对西方文化的本能反抗。同时，力图从思想文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纳现代科学民主于儒学文化的规范之中，也反映出了在前瞻式的吸纳中所深藏的浓厚的恋旧心理和保守态度。在至今仍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却要用现代化以至后现代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为设定前提，反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未免给人一种无的放矢的感觉”(李宗桂《新儒学的形上追求及其现代意义》,《学术研究》1992年第3期)。我们认为，第三代新儒家缺乏开拓儒学新局面的学术智慧和勇气，他们的心态仍是保守的，他们的眼光仍盯在过去，他们的情绪襟怀仍偏执狭隘，而没有表现出创造新文化和文化上升时期的积极进取、面向未来、勇于开拓、不为传统所羁、自由开放、乐观向上的气概。从第三代新儒家身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文化勃兴时的那种朝气蓬勃的气象，也许，儒学第三期发展还远不是现在所能断言的。
大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现在主要还在新儒家自身的文化哲学观上，随着对新儒家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以及创建中国新文化的进一步要求，正如第三代新儒家在六十年代转入学术研究，梳理发掘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内核和根本精神，大陆学者将很快转入对新儒家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并批判地超越新儒家，在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基础上，构建起对中国哲学精神、历史文化的新的理解和阐释，进而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这是大陆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自觉和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发展。虽然中国现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学术文化相对来看有低迷之态，但总的来看，中国正表现出文化创造和文化上升时期的恢宏博大、进取向上、朝气蓬勃的气象，新文化正在蕴孕形成中。我们有充分的自信预言，伴随历史的新世纪到来，中国文化的新世纪也必将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