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自奉俭约

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 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本篇选自《独醒杂志》卷二。《独醒杂志》“多记两宋轶闻”。记事上起五代末，下迄南宋绍兴年间，包括朝政典章、名人轶事、山川风物，“可补史传之缺”,“亦足广见闻”。本书对“南渡后刘(锜)、岳(飞)诸将皆深相推挹”。然而该书“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所记亦有失实失考之处。且间杂以鬼神因果之谈。
作者世居江西，对故乡有深挚感情。他在本书中以近一半的篇幅记叙江西的风土人情。山川名胜，尤致力于记叙乡贤逸事，如庐陵欧阳修、南丰曾巩、分宁黄庭坚、临川王安石。其中记王安石事有五条之多，仅次于苏轼。从这五条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王安石的同情态度，这与当时盛行的对王安石的横加诬蔑相比，显然作者的态度和立场是公正和客观的。
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还是一位诗文大家。他以“三不足”的无畏精神厉行新法，其本意欲振颓起衰，但历来毁誉不一，在封建社会中是贬多褒少，特别是道学家如朱熹对王安石更是深恶痛绝。《宋史》遵崇道学，在王安石传中说他使“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 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说他“引用凶邪，排摈忠直”。甚至把北宋亡国的责任也推到他头上，说“王氏之学不正，害人心术，横溃烂漫，并邦家而覆之”。对王安石的性格也肆意诋毁，说他“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于是，连民间都有关于“拗相公”的种种传说。虽然如此，又不能不承认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位”。但又说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则又有揶揄丑化的成份了。但王安石的节俭却是抹杀不了的事实。通过《王荆公自奉俭约》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更正确，更全面的认识这位历史人物。
王安石神宗元丰二年由舒国公改封荆国公，后世因称“王荆公”。故事发生在他居“相位时”。宰相位极人臣，应该是“钟呜鼎食”,在常人想来，亲戚来访，一定要摆摆阔气，大事铺张。却不料主人根本就没有设宴的想法，使得这位盛服而至的亲友肚皮大受委屈。大概是不请客再也说不过去了吧，这才“命坐”。可是宴席也实在寒酸，连下酒菜都没有，只好空肚子喝酒。主食只有烧饼两枚，猪肉四块，然后是饭和一些菜羹。既无冷拼，也无八菜一汤，更不要说山珍海味了，这位亲戚平日骄惯放纵，对这些当然是不屑一顾，但为了对付肚皮，硬着头皮吃了一些烧饼心，大概也是要借此发泄一下不满吧。如果看到这里，真会令人觉得王荆公太小气些了。亲戚来拜会，怎能象打发叫花子一样呢！但王安石却把剩下的烧饼吃掉了，这就让人看到，王安石不仅对别人节俭，同时也自奉俭约，以堂堂宰相而如此俭省，难怪那位亲戚“愧甚而退”了。
苏老泉先生对王安石的节俭却另有“高论”,他说王安石的节俭“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是说王安石伪装出来的。苏老泉的道德文章固然为人敬仰，但这种看法不能不说是党同伐异，成见太深了！相比之下，作者的态度就显得客观公正得多了。尤其是在理学日渐昌隆，王安石正遭身后谇骂之时，能实事求是，不随流俗，不人云亦云，显示出作者独立思考和秉笔直书的品质，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