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舅氏吴司录议王逢原姻事书》原文、赏析和鉴赏

王安石

安石启：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体动止万福。向曾上状，不审得达左右否？王令秀才，见在江阴聚学，文学智识，与其性行，诚是豪杰之士。或传其所为过当，皆不足信。安石比深察其所为，大抵只是守节安贫耳。近日人从之学者甚众，亦不至绝贫乏。况其家口寡，亦易为赡足。虽然不应举，以安石计之，今应举者未必及第，虽及第未必不困穷。更请斟酌。此人但恐久远非终困穷者也。虽终困穷，其畜妻子，当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舅有信来，决知亲事终如何，幸一赐报也。尚寒，伏乞善保尊重，不备。安石拜上。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这首诗是北宋诗人王令颇有名气的代表作，题为《暑旱苦热》。在写法上，创辟新奇，落想天外，气势磅礴，识度高远。面对酷暑旱魃肆虐，诗人心忧民瘼，不肯独善其身，胸怀天下，为民纾难的拳拳之心历历可见。写来峭拔劲健，堪称掷地有声之作，作者的胸襟吐属由此可窥，不愧被钱钟书先生誉为“大约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

王令，字逢原，少怀逸才，有治国安邦之志。安贫守正，绝意仕进。为自谋衣食，以聚众授徒、坐馆训蒙为业。至和二年(1053)，王安石由舒州通判奉召赴京，途径高邮，王令赋《南山之田》诗投文请益。青年诗人的节操才华得到王安石的激赏，由此见知于王安石。王安石年长他十一岁，两人志趣投合，相契日深，遂成莫逆之忘年交。王安石对他十分推重，曾称他“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王逢原墓志铭》)。对于这样一位“卓荦可骇”的青年诗人，王安石颇为青睐，备加奖掖，为之广为延誉。上面的两封信就是王安石向舅父推崇王令人品操守，并为其议婚的家书。“吴司录”，即江宁府录事参军吴蕡，其女为王安石夫人之同祖姐妹。在与吴氏的信中，王安石对王令极为赞许，力促吴氏许婚于他。在王安石的热忱帮助下，王令与吴氏女终于结成连理。

这两封信颇有耐人寻味处。全文不假雕饰，娓娓道来，如叙家常，绝少空泛的客套，真挚剀切，言简意明，鞭辟人理，透彻详明而又不失其委婉，写得颇为得体，不由人不深心感悟，纳其嘉言。信中开头略作寒暄，即人笔向舅父吴氏盛赞王令的学识人品。第二封信系疑第一封信未获见于吴氏，或吴氏对婚事尚在犹疑未定之际，因此，在“仲冬严寒”之后，又于新猷之始追补第二封信，以求回音。两封信中，王安石称誉王令“文学才智行义皆过于人”，“文学智识，与其性行，诚是豪杰之士”，既非悬揣之词。亦非信口溢美，而是“目见其所为如此”，“深察其所为”，因此，王安石才慨叹其“甚可爱也”! 心焉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可谓慧眼卓识之语。针对吴氏可能产生的迟疑未决的原因，在第一封信中，王安石仅说了一句“传闻皆不可信也”，不屑对非短流长之徒进行驳辩； 在第二封信中，才做了进一步推诚剖白，以供吴氏参酌：“或传其所为过当，皆不足信”，据王安石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大抵只是守节安贫耳。”那么，有关王令的“传闻”到底是什么呢？ 这在其门人刘发所撰的《广陵先生传》中可参透一些消息：“ (王令) 年十数岁，昼从群儿嬉，夜独诵书，往往达旦不眠，率以是为常。未尝从师为辞章，即雄伟老成，人见之皆惊。年稍长，倜傥不羁束，周乡里之急，为不义者，而加毁折无所避，人皆畏而服之。里人满执中，谨厚人也。一日先生过之，执中以先生所为非是，先生因自悔，更闭门读书，久之，所得益以闳深”，原来，这是由于王令少时落拓不检，嫉恶如仇，招致群小害贤，这对少年英发的王令来说，正所谓“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王安石之所以认为“或传其所为过当，皆不足信”，是由于深知其为人，慧眼认英。两人订交之后，多有唱和之作，王氏《临川集》中收有王安石写给王令的书信达十二封之多，如其中的一封说：“始得足下文，特爱足下之才耳。既而见足下衣刓履缺，坐而语，未尝及己之穷。退而询足下终岁食不荤，不以丝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几？ 吾以谓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学报足下。”款款相契之心情见乎词。又如在另一封信中，称他“见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安石之所能及，问诸邑人，知足下之行，学为君子而方不已者也。”可见对其景慕之深。在评价揄扬了王令的人品操行之后，为了进一步消除吴氏的疑虑，在信中王安石进而谈到了对王令今后前途的估计。在第一封信中，以为王令“虽贫不应举，为人亦通，不至大段苦节过当。”在第二封信中补充说道：“近日人从之学者甚众，亦不至绝贫乏，况其家口寡，亦易为赡足。”这是从婚后生计上着眼；对于入仕，“虽然不应举，以安石计之，今应举者未必及第，虽及第未必不困穷。”言外之意，不应举非不能，而是不为，从而更能看出王令的高洁志趣。所以，请吴氏斟酌定夺。紧接着，笔锋一转，用了一句“此人但恐久远非终困穷者也”点明文意，暗示出此人终非池中物，贫穷落拓的境遇仅是为一时所囿，功成名显在迟早间。接着，笔锋又一转，退一步讲，“虽终困穷，其畜妻子，当亦不至失所也。”在这寥寥数百字的两封信中，不仅短小精悍，笔意一转再转，驱遣文字富于层次变化，而且感情真挚，直抒胸臆，表现出王安石在婚姻问题上重材重德而轻门第家产的卓越见识和进步思想，这与世俗传统观念是大相径庭的。

王安石之所以看重王令，是由于两人同气相求，有共同的报国为民思想。王令在其诗作中表现了非凡的抱负：“长星作彗傥可假，出手为扫中原清”(《偶闻有感》);“终当力卷沧溟水，来作人间十日霖”(《龙池》)，致君泽民之志发而为声，襟抱可谓非凡。然而，英才短命，天不假年，与吴氏女婚后次年即患脚气痛不幸殒命，终年28岁。“天下士大夫无论识不识皆痛惜之”，王安石尤为沉痛，深以失去一心契相知的挚友为恨，为其作墓志铭，哀其得年不永，铭中饱含辛酸，回忆起两人的交往：“始予爱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爱其节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将沿而不穷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将追而不至也。于是慨然叹，以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将在于此，予将友而不得也。”对于王令的英年早逝，王安石一直耿耿在心，有多篇悼念的诗文传世，其中《思逢原二首》读之令人泫然：“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只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百年相望济时功，岁路何知向此穷。鹰隼奋飞凰羽短，麒麟薶没马群空。中郎旧业无儿付，康子高才有妇同。想见江南原上墓，树枝零落纸钱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