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世杯

题酌元亭主人编次。酌元亭主人，姓氏不祥，但据原书吴山谐野道人序考，他与明末清初的丁耀亢、杜濬相交，由此可以推测，其生活年代当与二人仿佛。书收短篇小说四篇。在日本有传抄本，日本明和间有据抄本付梓的刻本。1928年，海宁陈乃乾据董康由日本携归之本排印，收在 《古佚小说丛刊》 内，现在流行的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本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本。

酌元亭主人编次此书的目的，从书名上可以看出来。“照世杯”典出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其书卷一云：“撒马尔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由此可知，酌元亭主人欲以此四篇小说作为镜子，让人们从中看到人生，看到社会，警世醒世，达到劝戒的作用。四篇小说虽然在情节上没有一点儿联系，但都是以人情世态为题材，其主题也是一致的，通过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描写，褒扬高尚的道德，批判邪恶的行为，提出理想的人的行为规范。
《七松园弄假成真》歌颂了书生对理想佳人的追求，肯定了待人极为真诚的义士。书生阮江兰，对于择偶一事极为认真，认为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若是娶一位不称意的，却要终日相对，终生相守，岂不是搞得一辈子不愉快。因此，他决意要找一位理想的佳人。为此，他历尽艰难困苦而终不后悔。小说虽然没有说他是追求爱情，但他这种动机与行为仍值得肯定。他对于婚姻的认识在今天人看来，当然是浅薄的，择偶的标准多是从“色” 上考虑。但把他放在他生活的那一个时代来考察，他又算得上是那一个时代的进步人物。他要摆脱“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礼教教条的羁绊，实现自主婚姻；他不认为妓女低人一等，而是高度尊重她们中情专情厚者，并毫不犹豫地要娶其为妻，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腐臭的道学气；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那一份执意追求理想婚姻的精神，在古代社会的男性中更是少见。他听说越地产名姝，便到山阴去寻访，结果误入妇女的诗会，遭到一群粗俗妇女的羞辱，被灌醉了不算，还被画了个大花脸丢弃到街上。受到这样的羞辱，是不是停止了对理想佳人的追求了呢？没有！苎萝村没有接代的夷光，便到扬州青楼内寻觅可意的佳人。遇到了绝色名妓畹娘后，虽遭到蠢公子的毒打和愚弄，但没有放下系在畹娘身上的情怀。畹娘被退还妓院后，病情沉重，无人料理，他没有嫌弃畹娘的病体，而是自荐侍奉汤药，日夜伺候。后来老鸨见他囊空如洗，便欲斩断他们的情丝。在此情况下，他没有丧气回乡，而是到处寻访畹娘的下落。作者虽然不时揶揄他身上的书呆子气，但对他的这种顽强地追求理想婚姻的精神是充分肯定的，并以他的纯洁与执着反照了世上许多自恃有几个金钱便欺侮女性，浪荡行世的公子哥儿们。在作者的心目中，阮江兰无疑是男子在婚姻问题上的样板。
这篇小说还塑造了一个义士张少伯的形象。张少伯是阮江兰的朋友，当他听到阮在扬州的窘况后，变卖田产，赎娶畹娘。然佯称是为自己娶的，以此来激励阮上进的意志。果然，阮见世情如此浇薄，便发奋读书。三年之后，县府录为一等。张少伯托人转致十两路费。阮至应天府乡试，又中了解元。金榜题名时，张送来了寄养在他家的畹娘，让他们成其美好姻缘。小说作者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末落的时代，其时淳朴的古风早已不存，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往日的温情，有的只是尔虞我诈。作者感愤于此，便刻画了义士张少伯的形象。张少伯为了让朋友实现理想婚姻的愿望，毅然变卖赖以生活并可以传家立业的田产，为了激励朋友上进的意志，竟承受着许多因他人误解而带来的委屈甚至是人格的污辱。这样的人在当时是绝少见的，作者有意塑造此理想化的形象，只不过是借此形象的光亮照出那人欲横流世界的污浊，让那些整日想吃人肉喝人血的衣冠禽兽在这形象前感到无地自容。
如果说《七松园弄假成真》是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写出了一两个亮色人物，表现了作者理想的道德观，那么，《百和坊将无作有》则纯是用写实的笔法，临摹了社会丑恶的现象，暴露了屑小之徒的利禄心肠，从而对利欲熏心的人品给予严厉的批判。小说的主人公叫欧滁山，进学的试场上屡战屡败，便走一条获利的捷径，到已经作官的朋友那里去打秋风。他以不识羞的厚脸，惯撒泼的鸟嘴，弄虚头的辣手，狐假虎威，扰害朋友的辖下。这还不算，他竟然想做一番娶富孀以招财的生意。正当他用尽心机，娶了富孀而洋洋得意时，谁知富孀竟是假的，不但没有获利分毫，反而把他的几百两积蓄贴了进去。最后自悔失算，抑郁而亡。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小说主要批判对象是欧滁山，假富孀虽然也是骗人，并且骗术更为高明，但不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作者写假富孀的目的，是使对欧滁山的批判更有力度，嘲讽更为辛辣，让这所谓的名士、文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其一败涂地的结局自然地成为世人借鉴的镜子。作者在批判士人利欲熏心的人品同时，表达了一种高尚的士人道德观，即士人生活在世上，“该在骨头上磨炼出人品，心肝上呕吐出文章，胼胝上挣扎出财帛”。
前两篇小说都是写读书人的生活与人品的，第三篇小说《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则把镜头对准了做官的人，故事的背景也已从内地移到了我国南部边疆。小说的主要人物虽然是一商人，内容也多写他到安南购买猩猩绒的传奇故事，但不管是从结构上，还是从作者流露出的思想来看，作者写作此小说的目的无疑是展示做官人肮脏的灵魂。故事写我国与安南交界地的一个胡安抚，生性贪酷，“不指望为百姓兴一毫利，除一毫害，每日只想剥尽地皮自肥。”儿子因调戏商人妇受了一场惊吓，他不是去管教儿子，而是以此作文章，狠毒地敲诈商人，强逼商人去安南购买非常稀有的猩猩绒，几逼得商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在作者认为，作官的职责应是兴利除弊，为民作主，让百姓安居乐业，因而此种敲剥百姓、夺人财富的不道德做法于作者来说，是极为厌恶和愤恨的，作者一方面把这些丑类龌龊的内心世界淋漓地暴露出来，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一方面巧构情节，让天理来保护无辜，同时惩罚贪佞。商人不得已到了安南，想不到经历了一番曲折，竟柳暗花明，不但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猩猩绒，而且没有花费分文，换取猩猩绒的竟是安抚公子调戏他妻子时掷上楼去的一只玉马。他带去的银子另做了一笔大生意，此后倒成了富家。而安抚的公子因恶习不改，在家招祸身亡。作者借助于公正的天理来惩治邪恶并保护无辜，自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但安排这样的情节，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对这类官员强烈的憎恨和对这些丑类完全否定的态度。
最后一篇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描绘的对象是一个农村的财主，作者对此土财主的态度全然不同于以上三篇小说对人物全贬或全褒的态度，而是有贬有褒，表现了对讽刺对象客观特征的高度尊重。虽然这一土财主身上有许多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作者不以自己的主观好恶去抹杀对象其它的客观内容。小说贬责土财主的是他过分的吝啬，而褒扬的是他凭才智劳动致富发家。土财主叫穆太公，吝啬的程度确实是惊人的，走远门出恭的便物竟用荷叶包好带回；到亲家翁家去寻儿子，不肯留下吃饭，怕下次也得同样招待亲家翁。小说作者毫不留情地让他出乖现丑，并把他的种种不能与人言的心态全部暴露了出来，如他辞得亲家的留饭后甜滋滋地想道：“还是我有主意，今日茶水总不沾著，后日便怠慢了亲家，难道好说我不还席？”这一段心理描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处处怕吃亏的土老财的嘴脸。小说在描写他的悭吝行为时，都是以嘲弄的口吻，明显地流露出作者鄙视的态度。但是作者的嘲讽严格地把握着分寸，因其自私而不损人，所以没有采用严厉的批判态度。而对于他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家致富，则给予充分的肯定。穆太公致富的招数在他那生活的环境里，煞是新颖。他见农村里没有厕所，便物都浪费了，便砌成一座象样的厕所，粉得象雪洞一般，并挂上字画，比乡下人的卧室还高雅些，于是，吸引四方老幼都来出恭。他然后再把积得的肥料卖给庄户人家。从此，家业便渐渐地殷实起来。作者对这种凭籍才智和劳动挣来财富的行为不但肯定，简直生出了钦佩之情。在这方面，作者的倾向性是非常鲜明的。当地头蛇谷树皮无理取闹，要截断穆太公这一致富的道路时，作者毫不留情地安排情节扫除这块拦路石，让谷树皮魂归地府； 当城里的赌徒们要敲诈穆太公时，作者则让他们咎由自取，落得个可耻的下场。作者就是这样，通过对穆太公的褒与贬，提出了理想人格的另外一些内容。
这四篇小说在艺术上各有长处。《七松园弄假成真》成功地运用了草蛇灰线之法，在对张少伯赎娶畹娘的描写中，作者略去了他真实的动机，让读者产生误会，至故事末了，才陡地揭示出真相，读者先是一惊，静思之后，方感到张少伯的行为完全符合他性格发展的逻辑，因而由佩服情节安排得巧妙而产生出莫大的快感。《百和坊将无作有》以细腻的笔触逼真地描绘了一幅极富有特色的社会风俗画，那骗人的机关、骗子的心态，读者读后，一如在眼前，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作法上尤为巧妙的是，在描写假富孀时，处处表现出她的“假”来，但读者未读完故事前，竟看不出她的半点“假”,直到故事揭底后，才恍然悟到，作者在整个描写中，已处处埋下富孀为假的伏笔了。《走安南玉马换猩绒》给人艺术享受的是大量奇特的场景描写，中国境内的放炮贸易；安南的高人偷银、仕女裸浴，一个一个的场景描写，使读者如入仙山，美不胜收。《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妙在语言的朴实与幽默。语言都是家常话儿，但因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粗话雅说，使得妙语连珠，给予读者极大的精神愉悦。
当然，比起小说名著来，该小说集在艺术上还显得稚嫩，有些人物缺乏鲜明的个性不说，还违反了性格发展的逻辑，作者仅是把他们当作所要表达的思想符号，有时怕这些符号不为读者理解，干脆进入小说中亲自宣讲一番。有的小说情节不够流畅，明显地露出了作者笨拙的斧凿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