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区水利

上古时代，宁夏地区还是一片茫茫荒原，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方。经过历史变迁，历代劳动人民在这块土地上洒下辛勤的汗水，他们使不毛之地长出了庄稼，让原先朔风吹雪的塞上草原，变得稻花随处飘香，果树布满山岗。如今的宁夏山川不是江南，却似江南。她别具一格的风姿，特有的钟灵神秀，使五湖四海的人们心驰神往。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人民兴修水利，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的创举。所谓“天下黄河富宁夏”,“塞上江南”等等自古流传下来的美誉，就是引黄灌区所产生的直接效应。
宁夏人民对黄河水利的开发利用在很早的古代就开始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秦廷就设立了“北地郡”,在今宁夏和内蒙古一带设置四十四县，征发内地军民戍边，引黄河之水，进行“屯垦”。到了汉代，汉廷更加重视在宁夏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的事宜。据《后汉书》卷八十七载，西汉顺帝永建四年(129),汉顺帝采纳臣属的意见，派管水利的大臣郭璜到北地、上定和安定三郡，组织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民众返回乡里，修渠耕田。今宁夏的银川、灵武等地皆归北地郡管辖。“郭璜督促徒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这里的“浚渠”意思是指将淤塞的渠道挖深、疏通，而不是新开渠道。由此可证明，宁夏平原上的灌渠早在西汉时就已经存在了。据考证，汉代在宁夏开凿的引黄河水的灌溉渠道有数条，如汉伯渠、光禄渠、美丽渠、七星渠等。到了唐代，宁夏人民又开凿了一些大型渠道，更将原先的一些古老渠道又加长、加宽，开渠引水由低到高，灌溉面积也由少到多。在安史之乱以前，以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带)为中心的宁夏平原农业生产兴盛，粮草充足，成为唐朝西北地区经济发达的边镇之一。安史之乱中，唐太子李亨由长安逃出，来到灵武，其原因就是当时的“灵武兵食完富”,可以作为平定内乱的根据地(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元朝时期，元廷派郭守敬在至元元年(1264)来宁夏任河渠副使，专门“提举诸路河渠”。郭守敬到职之后，首先考察了地势水情和一些“废坏淤浅”的古渠，制定了修整渠道的方略。他组织人力在渠道引水处筑堰提高水位，将原有渠道挖深，并建立水闸，以保证渠水流量充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郭守敬指挥军民修整和疏通了汉伯、唐徕、秦家等古渠道和七十条支侧渠道，灌溉土地面积总量达九万余顷。当时宁夏人民为了纪念郭守敬的功绩，还为他建立了一座生祠。
到了清代，宁夏平原的引黄渠道进一步得到扩建。清代雍正四年(1726),清廷遣兵部侍郎通智来到宁夏。通智亲自勘测规划了新建渠道的事宜，组织数万民工，历时三年修成一条新的惠农渠，解决了平罗、石嘴山一带傍河低地的农田灌溉困难。另据《大清一统志》记载，清代年间直接利用的引黄灌渠在宁夏平原已经纵横交错了，总计大小干渠二十三条，全长一千多公里，能灌溉农田二百一十万亩之多。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宁夏水利事业又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自力更生建成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是宁夏人民解放后发展的最大的一项黄河水利事业。这座现代化的水利系统工程于1958年动工兴建，1967年全部建设完工。该工程的拦河大坝抬高了黄河水位，使青铜峡以下引黄灌区扩大灌溉面积达上百万亩。在拦河大坝上安装着总能量为60.2万千瓦的水力发电机组，年发电量20亿度左右。大坝以上出现了能蓄水六亿立方米的人工湖，即使黄河出现历史上的最大洪水，也能被有效地调节和下泻。
另外，宁夏人民还大力修整已有的引黄灌溉渠道，开凿新的引水渠。到80年代末期，宁夏平原已经有干渠十五条，总长一千一百公里，支渠四十条，长八百三十六公里，年引水量七十亿立方米，灌溉面积已经达到三百八十万亩。在新修的渠道中，有一条是混凝土全断面砌护的大型东干渠，它全长五十四公里，引水能力每秒五十四立方米，可灌地五十四万亩。改革开放以来，宁夏人民还创造了更大的奇迹，修建了造福后代的固海扬水工程，把黄河水引上342米高的干旱台地。那片横卧于固原、海原、同心的干旱台地，千百年来雨水稀少，地下水缺乏，且含盐氟量很高，当地群众生活较为困难。固海扬水工程共设十一级泵站，应用一百零一台水泵，通过直径1.6米、长度上万米的大型预应力混凝土管道，把黄河水以20m³/秒的流量提到固原一带的干旱台地上，灌溉五十万亩农田。这条于1986年竣工的提水工程现在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在河水所过之处，干裂的土地得到滋润，原先的荒原一片翠绿。河渠两岸回族聚居的村庄里，欢声笑语处处可闻；庄外池塘里鸭子浮水，银鱼跳跃；周围树木成林，牛羊遍地，五谷丰登，一派“塞上江南”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