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4月，潘汉年偕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胡愈之离苏返国，5月到达香港。胡愈之先期离港去上海，潘汉年则在香港给陈果夫写信，请其派人来港接头联系。
胡愈之到达上海后，会见了刚刚由陕北被中共中央派来上海的冯雪峰，向他报告潘汉年已到香港。于是，冯、胡二人一道赴港接潘。冯告诉潘，上海有秘密电台可直接与陕北联系，也有去陕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不久，陈果夫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到港迎潘。潘汉年到南京后，曾养甫与其会面，请他先到陕北会见中共中央负责人，弄清他们对谈判的具体意见后，再来南京与陈果夫谈判。
潘汉年根据冯雪峰提供的秘密交通线前往陕北，7月24日到西安，8月8日到达保安。他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和他接触情况以及他到南京后与曾养甫的谈话内容。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周恩来未出去以前，由潘汉年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南京当局谈判。
潘汉年10月中旬到达上海，带来了中共中央9月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和毛泽东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
11月10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第一次谈判。潘将中共中央起草的两党协定草案交给陈。陈向潘转述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听后气愤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指出“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陈立夫强调必须先解决军队问题，其他一切好办。他对潘汉年说：你我都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介石愿意和他谈判。潘汉年明确答道：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1]。这次会谈的情况和陈立夫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事，潘汉年于11日电告中共中央。12日，毛泽东复电潘汉年，提出“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同时指出如南京的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2]。
11月19日，陈立夫和潘汉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谈判。陈立夫说，蒋介石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他要求潘汉年把上次会谈时他转达的蒋介石意见电告中共中央。陈立夫接着以威胁口吻说：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那时，红军处境“岂不更糟糕”。潘汉年斩钉截铁地说：“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我们今天的谈判也就不需要了。陈立夫表示，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为国家捐除成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协定草案交给陈，并郑重地说：这是我党对民族对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供两党合作参考。当谈到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4项条件时，陈立夫竟矢口否认，说：“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3]至此，谈判陷入僵局，无法继续进行。当晚10时，张冲去看望潘汉年，委蜿透露陈立夫左右为难，希望双方继续努力。他转达陈立夫意见，请潘把蒋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如周恩来能与蒋面谈，条件尚可斟酌。
潘汉年11月21日将与陈立夫第二次会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复电。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到上海见潘汉年，表示谈判不宜中断，建议潘汉年继续留在上海，安全问题他们负责。
11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断然拒绝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以张闻天、毛泽东署名的电报说：“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4]。见到潘汉年11月21日电报后，中共中央12月10日复电潘，明确指出：蒋介石没有抗日救亡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前提，我们“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辱红军的态度”,坚持“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5]。
历时一年的两党秘密接触至此以无结果结束，但它打破了近十年来两党隔绝的状态，为西安事变爆发后两党负责人直接谈判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