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谭、赵之争

西南各省处在北洋系军阀的控制之外，为了对付北洋军系的扩张与“统一”,西南各省多能联合对外，保存实力，坚持“自主”,互相声援，“联省自治”就是他们对外自保的“护身符”之一。自护法战争之后，西南各省还不时“团结”在“统一”政府(广东护法政府、非常政府、大元帅府)的领导下，对外自成格局，俨然国中有国。但是，西南各省内部从来都不平静，各省与“统一”政府之间，尤其是各省内部派系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并且内争激烈。各省大小军阀拥兵割据，省中有省，以至县中有县，进则觊觎“统一”,担当霸主；退则割地自保，成“土皇帝”;为了自身派系和个人的利益，你争我夺，从无止息，以致政局动荡不已，民众深受其害；战争是家常便饭，动乱成社会常态。这种矛盾冲突夹杂在北洋系军阀南进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北伐之中，更显复杂多变，头绪纷乱，甚而使研究者企望从中理出一条简单明晰的发展脉络与线索亦非易事。
湖南夹于南北之间，从来就是南北争夺的主战场，南北交锋不断，但自吴佩孚率军北撤后，湖南省内的派系矛盾上升，激烈程度超过南北矛盾，成为湖南局势动荡的主要根源。1922年元旦《湖南省宪法》公布后，根据其规定，省长将由议会选举产生，统领军、民两政，为全省最高长官。正在掌权的赵恒惕视省长之位为其当然之座，但其他政治人物也不甘心就此放弃，其中最主要的争夺者是谭延闿。1920年11月，谭延闿因政争失利而被迫离开湖南，蛰居上海，后投身于孙中山阵营，但他在广东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对重返湖南政坛当家作主有浓厚的兴趣，如今省长明文规定由民选产生，谭将之视为机会，而且他在湖南还有不少支持者，自认可与赵一争，因此决定参选，从而掀起了湖南政坛谭、赵之争的波澜。
为了对付谭延闿争夺省长之位的挑战，赵恒惕采取的战略是联合林支宇，对付谭延闿。此次湖南省长选举的候选人，以地区分配，结果中路推出谭延闿，西路推出林支宇，南路推出赵恒惕，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各自组成社团为竞选后盾，谭派为民康社，林派为湘社，赵派为民心社。赵恒惕以助林支宇竞选省议会议长为筹码，利诱林支宇放弃参选省长而支持赵恒惕，使三足鼎立成为两强相争，而赵、林结合的实力显然强于谭延闿。1922年5月，湖南省议会选举结果最后揭晓，赵恒惕、林支宇派当选者有一百○九人，占全部议席的三分之二，形成对谭延闿派的压倒优势^[1]。
谭延闿在省议会选举中失利，对此心有不甘，遂策动拥己之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驻郴州)发表通电，揭露选举“黑幕”,否认选举有效，并鼓动当选议员到郴州举行“非常会议”以抵制省议会。同时，谭延闿还以孙中山正在筹划之北伐向赵恒惕施加压力，并策动己派军人迎合湘人收回仍在直军手中的岳州之要求，放出出兵岳州的风声，企图以此离间赵恒惕与吴佩孚的关系，挑起湘直战争，以削弱赵在湖南的实力。但赵恒惕与吴佩孚早有默契，为避免与直军冲突而使谭收渔人之利，他派人向吴佩孚交涉，称“直军驻在岳州，破坏湖南自治，如不及时撤退，他将无以约束部下”^[2]。此时吴佩孚正在筹划“武力统一”,南方的赵恒惕和陈炯明为其重点拉拢对付孙中山的对象，因此对赵之要求表示优容。6月19日，吴佩孚致电赵恒惕，告其直军准备自岳州撤防，嘱其“会商陈炯明，将中山余部许(崇智)黄(大伟)等军早行消灭，以免若辈阴谋酝酿，扰乱湘粤，阻挠统一也”^[3]。7月11日，吴佩孚与赵恒惕成立协定，规定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不得驻军，而由警察维持地方秩序。27日，直军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由岳州回撤至河南。赵、吴妥协加强了赵恒惕的政治地位，也使谭延闿“借刀杀人”的计谋未成现实。此后，孙中山因与陈炯明分裂而离粤，北伐军事中止，陈嘉祐旅被赵恒惕改编，谭延闿失去军事支撑，省长竞选更无成功希望。9月10日，湖南各县议会进行省长决选，赵恒惕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湖南行宪后的第一任省长。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大元帅，任命谭延闿为军政府内政部长，准备继续北伐。湖南为北伐必经之地，谭延闿也不能忘情于湖南。他曾衔孙中山之命，派人入湘劝说赵恒惕与广东一致行动，取消自治，参加北伐，为赵婉拒。随后，谭延闿即联络陈嘉祐与沅陵镇守使蔡巨猷，策划武力倒赵行动。事为赵恒惕所知，他以蔡巨猷“在辖区增兵截税并与反赵势力通声气”,下令调蔡为湖南陆军讲武堂监督^[4],以削其兵权，同时授意部属联名通电，表示“倘有野心家不顾地方糜烂，只图一己之权利，离间内部袍泽，意图推翻省宪，……誓当禀承层峰，合力驱除”^[5]。谭则请孙中山任蔡为湘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公开摆出与赵武力抗衡的态势，湘西已处在半“独立”的状态。
7月25日，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离粤赴湘。8月7日，谭延闿在衡阳就孙中山所委之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所部湘西镇守使蔡巨猷、宝庆镇守使吴剑学、衡阳镇守使谢国光及陈嘉祐等均改称军长，预备北进讨赵；同时设立议员招待所和省宪修正事务所，准备在讨赵成功后接掌湖南政治。赵恒惕亦不甘示弱，他以维护省宪“自治”为号召，通电责难“一二失意流寓之党徒，拥首倡制宪之人，为根本破坏省宪之举。……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以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6]。湖南省议会亦于8月11日发出通电，“对外声明，谭延闿以首倡自治之人竟有称兵毁宪之举，除咨请省政府以实力制止外，请各省主持公论；对内请各界奋起护宪”^[7]。旋将所部改称“湖南护宪军”,8月11日以省长兼任“护宪军”总指挥，令贺耀组、唐生智旅由益阳、常德攻沅陵，叶开鑫旅由长沙、湘潭攻衡阳，拉开了伐谭架势。
赵恒惕的举措得到了直系的支持，因为直系“以大势观之，赣西如得完全，自非援助炎午(赵恒惕)不可。盖赵存则赣西可固，赵去则湘赣绝无相安之理”。所以，当赵恒惕向直军要求接济军械时，直军同意由湖北萧耀南处“提借”部分军火，使“湘军军实充足，得以拒谭，而炎午地位，因之巩固”^[8]。而当湖南战局暂时不利于赵时，吴佩孚又决定出动部署在湘鄂边境的陈嘉谟第五十混成旅和胡念先的第二混成旅入湘重占岳州，以为赵助。如曹锟的参谋长陆锦所言，“赵炎午能否恢复，虽不可知，然必须设法利用，为吾们效用”^[9]。
谭延闿决定发动讨赵，“自度之结果，以为在湘熟人较多，毅然回湘，必可不战而解决，不料竟至发生战争，惊动全湘”^[10]。赵恒惕亦表现强硬，声称：“恒惕个人，以为只要不失政府威信，个人进退，不成问题。现在既已破坏宪法，恒惕系由宪法产生，当然与宪法相始终，必将此事办了，再言进退，若悍然不顾而去，实为三千万人民之罪人。”^[11] 就谭赵双方的军事实力及部署而言，谭方可用的兵力主要为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猷所部，赵方则主要有叶开鑫、贺耀组、唐生智三旅，两军实力大体相当。宋鹤庚与鲁涤平部则宣告中立。双方攻防的重点在长沙。
8月23日，赵恒惕下总攻击令，赵军接连获胜。31日进占衡阳，谭延闿率部后撤。同日，因表示“中立”之湘军二师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倒向谭方，引谭军自湘潭夜袭长沙，毫无防备的赵恒惕于仓促之间落荒而逃，出城奔醴陵，前线赵军亦自衡山一线后撤，准备回师长沙。9月13日，赵军贺、唐、叶旅分兵攻长，谭军寡不敌众，退向湘潭，赵恒惕重返长沙主政。14日，湘军二师师长鲁涤平发表通电，提议谭、赵两方息兵止战，在长沙召开和平会议。22日续电请双方在其驻地湘潭开会，并建议谭任湖南省长，赵任湘军总司令，修正省宪法。谭赵双方因需要争取时间、准备再战，同意鲁涤平之请，派出代表进行和议。谈判持续了二十多天，双方因对省宪存废问题相持不下，没有达成妥协。其间鲁涤平因其妹夫、南县县长李希尚被赵军所杀而投向谭方。10月中旬和谈破裂，战事又起。赵恒惕因有直军支持(直军一部进驻岳州、常德为赵后盾),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反攻谭军，11月7日再占衡阳，完全解除谭军对长沙的围困与威胁。同时，沈鸿英领吴佩孚令，率部自赣边进击郴州，威胁谭军后方与广东联络的孔道，谭延闿不能不下令回师救郴，赵军声势大震。正当此时，陈炯明部正在广东与孙中山属下之部队交战，孙中山急调谭延闿回师援粤，11月13日谭部回师广东，谭、赵之战结束，赵恒惕控制了除湘西之外的湖南全境。
谭军撤退后，吴佩孚本希望赵恒惕率军跟进追击，将己方势力伸入广东，但赵恒惕不愿直军势力太过深入，影响其“自治”地位，婉拒了吴佩孚的意思。然而，“湘省自谭赵战后，赵氏得洛吴之助，逐去强敌，实际上久已附北，所未取消者，仅自治招牌耳”^[12]。赵恒惕为维持其统治的代价，就是接受直军一部驻湘(岳阳和常德)的事实，从而也使其大力“倡导”的“自治”成为“招牌”。湖南虽然表面上还归属于南方阵营，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已成为直系的附庸。直军不仅重新进驻湖南岳州、常德等地，而且在岳州设立两湖警备司令部，客观上对湖南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1924年初，吴佩孚派人到长沙，要求赵恒惕取消省宪，实行北归。赵恒惕一直打的是“自治”旗号，如果同意吴佩孚的要求，其统治合法性自然丧失，但他慑于吴佩孚近在咫尺的武力，又不敢公然对抗，便虚与委蛇，再三拖延，只是动议修改省宪，以此应付吴佩孚的压迫，同时则利用湖南民气，由省议会出面发表声明“护宪”,并由社会各界发起“护宪运动”。在湖南各界的抗争下，吴佩孚也不希望将赵恒惕推向广东方面，遂与赵恒惕达成妥协，由赵负责修改湖南省宪与国宪抵触的部分(已见前述),湖南的“自治”大体得以继续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