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叶的开始衰落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统一了中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康熙年代被称为“盛世”。但是，这种“盛世”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
中国封建社会每一朝代建立之初，统治者所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政策，都只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虽然这些政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即使在所谓“盛世”,农民的生活较战乱时期略为改善，但仍然是很痛苦的。这一点，连康熙本人也多少道出了一些真实情况：“小民生计，最多苦辛。今人动称耕九余三，谈何容易？农家终岁勤动，幸遇有秋，而谷价又贱，欲办八口衣食与来岁耕种之资，犹恐不足，安得宽然有一余。一遇歉岁，不免颠连困苦矣。惟富饶业户，陈陈相因，贱买贵卖，每获厚利。”^[1]
康熙晚年，在其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很大危机。围绕着皇位的继承问题，他的二十三个儿子，特别是次子、长子、四子、八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所谓皇太子(次子)党、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彼此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连年不息。康熙曾不得不公开承认，朝廷内外诸臣及皇亲贵戚，各树朋党，把持朝政，“自大学士以下，各职掌官员以上，全不恪勤乃职，惟知……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对于其皇子，康熙也亲自下令一并指参，他在给吏部、都察院的“上谕”中说：“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2]
1722年，康熙死去，其第四子胤禛(雍正)夺得政权。雍正上台以后，立即把他的皇位争夺者加上种种罪名，予以消灭，就是他们的子孙、亲戚以及追随者，亦通通受到禁锢、充军、革职等各种惩罚。这场残酷的斗争持续了很久。
雍正在位十三年死去，由其第四子弘历(乾隆)继承皇位。乾隆在位六十年，后人把他治理下的年代和康熙年代并称为“康乾盛世”,某些史学家也称乾隆年代为“鼎盛时期”。其实，乾隆年代是不能同康熙年代相提并论的，它已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清代前四朝的土地占有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清初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即康熙的中期),是地主兼并土地趋势暂时缓和的阶段。而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促进土地集中的因素又恢复了作用，从而掀起了新的土地兼并浪潮，使得农民辛勤开垦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使得中小地主的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里。
乾隆年间，全国各地占有良田千顷以至万顷的地主，比比皆是。清皇族昭槤在《啸亭杂录》里记载：“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纯皇帝(乾隆)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
最大的官僚往往即是最大的地主。乾隆末年，当了二十年宰相的和珅，竟占有土地八千余顷，其两名家人也各占有土地六百余顷^[3]。乾隆死后，和珅被抄家，有人对其家产约略估计，可抵清政府十年的收入^[4]。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苦农民用自己的工具长期附着在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上进行艰苦的劳动，而要将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广大农民除受残酷的地租剥削外，还兼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此外，农民还要向清政府缴纳各种贡税和从事各种名目的无偿劳役。加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贫苦农民无以为生，只有铤而走险。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州王伦以清水教名义，聚众数千人，连陷堂邑、阳谷等县。连清朝官吏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吏讳灾不报，反加征激变，非尽邪教。”^[5]
乾隆在位六十年，当他传位于第十五个儿子颙琰(嘉庆)的时候^[6],各地的群众起义已经是接连不断了。
1796年(嘉庆元年),四川、湖北地区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近十年之久，有数百万群众参加，波及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1813年(嘉庆十八年),北方又爆发了天理教(白莲教的支派)的起义，起义首领为河南省滑县的李文成(木匠)和顺天府大兴的林清(药铺学徒)。李文成起义军曾攻占滑县城。林清则率众二百人潜入北京城内，分别由东西华门攻入皇宫，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展开了激烈战斗。至今，隆宗门匾额上，还保存着起义军当年射中的箭头。这次斗争虽被扑灭下去，但它给予清王朝的震动是巨大的，以至嘉庆不得不下诏“罪己”,惊呼此次事件为“亘古以来未有之奇变”。在天理教起义的同年，又有陕西三才峡伐木工人的起义。次年，河南的捻军起义也开始了。除内地各省外，清王朝在边疆的统治也不是那么稳固了。甘肃、新疆地区的回民起义，旋起旋落。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开始的新疆回民起义，延续达十年之久。
各地的起义，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秋冬之交，嘉庆曾多次召见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其中有些对话，很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恐慌状态。现节录几段如下^[7]:
嘉庆：我想到曲阜去，山东的民情到底安静不？……你那里有邪教么？你好生与我严拿邪教！
孔：臣世受国恩，应报效。此等事不是臣衙门所管，容臣回去寄信山东抚臣程国仁严拿。
嘉庆：好生教地方与我严拿邪教。你回去好生读书，林庙树木吩咐该官巡查，不可教人盗伐一枝一叶。你好生保护，祭祀都要虔诚行礼。
(又一次谈话)
嘉庆：我赏你的书籍等，早已发在军机处，你领了去么？
孔：臣领了去了。
嘉庆：曲阜的庙里圣像是牌位？是像？
孔：是像。
嘉庆：庙内有黄伞么？
孔：蒙圣祖(康熙)赐过一把，高宗(乾隆)赐过一把。
嘉庆：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是个大缺点。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算。你看河水这样大，山东民情亦不好。一路行宫也都破坏了。到底怎么好？弄的真没法，了不得！
从以上的对话，可以看出，嘉庆到曲阜去乞灵于孔子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可是他在位二十五年却始终未能去成。所以没去成，原因有两个，一是天灾，即大水；二是“人祸”,即农民起义，就是嘉庆所说的“邪教”。封建皇帝有着无上的尊严，但这时的嘉庆却向下属诉苦，露出了一副可怜相。
就在上述对话的第二年(嘉庆二十五年),嘉庆便死去了。继位的皇次子旻宁(道光),虽然因镇压起义、守卫宫门有功，曾被嘉庆誉为“有胆有识、忠孝兼备”,但这时他的日子也是很不好过的。道光年间，土地集中比以前更加严重，大官僚琦善占有土地竟达二百五十六万多亩^[8],比乾隆时和珅的土地还多三倍。由于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致使财政收入减少。1837年(道光十七年),户部说：“查明积年欠解银数，除盐务悬引未完及帑利等款分别展缓者外，拖欠有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之多。”拖欠愈多，说明造反者的范围愈来愈广。
龚自珍(1792—1841),这位当过二十年京官(礼部主事)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当时清朝的统治是“履霜之𪨗，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9]。他甚至预感到人民的反抗运动已经临近，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朝不保夕的地步了。他说：“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0]
龚自珍是有志于改革的，但是面对着清王朝衰落的总形势，他也不得不发出“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的浩叹。
综观清王朝从1644年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将近二百年的统治，如果说前一百年还能称为“盛世”的话，而到后一百年的开始，当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就已感到这个“盛世”是：“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又过了七八十年，在龚自珍的笔下，这个“盛世”就完全成了一个“四海皆秋气”的“衰世”,“内囊”已将兜底翻了出来。
屋漏又遭连阴雨。清朝统治阶级除面临着严重的“内乱”之外，还遇到了空前的“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