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请愿运动的分化和镇压

清朝统治者估计到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很难靠一纸上谕平息下去。它一面确定对以后的请愿实行镇压，一面立即着手对立宪派实行分化瓦解。
当时在民政部任左参议的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是个既受朝臣信任又与立宪派有联系的人^[1]。在上谕发表的前一天，资政院总裁溥伦即以朝廷意旨告诉他，要他在民选议员中做分化工作。汪当即找到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议员，如雷奋、罗杰、易宗夔、籍忠寅等密谈，雷奋等答应与之合作。他们在资政院民选议员及常驻北京的请愿团中展开活动，动摇了他们继续请愿的决心，使资政院在得旨后，未能作出任何有力的反应。请愿代表团也遵旨解散了。只有已正式立案的国会请愿同志会仍然存在。
统治者为了欺骗中外舆论，强令北京商民悬灯“欢祝”国会缩期召开；乐于为清廷捧场的外国使馆也悬旗“致贺”。
江、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于11月6日在上海得知京中消息。第二天，江、浙两省谘议局便发电给资政院，祝贺国会缩期召开。这一叛卖性的举动使全国联合的请愿运动陷于瓦解。
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是立宪派中保守的一翼，与上层统治集团有较多的联系。他们认为，既然朝廷已经作出提前三年召集国会的让步，请愿运动就算有了具体结果。如不顾谕旨，继续请愿，就可能弄到与朝廷决裂的地步。而这是他们要竭力避免的。所以在关键时刻，他们首先妥协了。
与张謇等人相反，其他各省立宪派的绝大多数都对清廷上谕表示不满。直隶、奉天、吉林、江西、河南、福建、湖北、陕西、山西、四川、湖南、黑龙江等省的立宪派都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主张。他们有的致电资政院，有的致电请愿团或请愿同志会，有的分电各省，有的更组织大规模集会，继续进行请愿活动。江西省城南昌，在上谕发表后，曾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建立新的请愿联络机构，继续请愿。稍后，湖北省谘议局等联合三十九个团体的代表共二千余人举行大会，要求总督瑞澂代奏，再请朝廷提前开设国会。四川省城成都，有六千人集会，也要求总督赵尔巽代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奉天省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运动，显示出相当悲壮的气氛。奉天省人民深受日、俄等帝国主义侵略之苦，对于救亡图存格外具有紧迫感。他们历次所上的请愿书都以救亡为唯一的理由。当第三次请愿未能达到目的时，奉天的立宪派特别是青年学生异常忧愤，必欲拼死力争。谘议局连次致电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要求进行第四次请愿，但未获具体结果。12月2日，省城有一群学生到谘议局面见副议长袁金铠、张百斛，要求速派第四次请愿代表进京。袁、张略有难色，当即有两个学生割指刺股写血书，以表继续请愿的决心。12月4日，有三千余学生聚集督署请愿，又有人割指血书。12月6日，谘议局出面组织省城八个团体及四十六州县的代表，聚众万余人，列队再往督署请愿。《商务日报》编辑张进治断其左食指，用血书写游行的大旗。当时报纸载称，请愿群众情绪异常悲愤，齐声痛哭，锡良不得不答应代奏。这一天群众集会请愿的场面，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注意。第二天，锡良代奏折上，其中扼要摘引人民请愿书的内容说：“大意则以东省大势……已岌岌不可终日。诚俟至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其情词迫切，出于至诚。万余人伏地悲泣，至有搏颡流血、声嘶力竭不能自已者。”要求朝廷“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并说：“如以臣言为欺饰，请先褫臣职，另简贤能大员，以纾边祸。”^[2]清廷一方面申斥他“不应再奏”,一方面又不得不挽留他“力任其难，毋许藉词诿卸”^[3]。
12月11日，奉天终于派出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各界群众集会送行，又有许多人写血书激励代表。同时有许多学生组织起来，分头下乡做国会请愿的宣传。
当董之威(一作董之盛)等代表路过天津时，天津学生积极响应第四次请愿，出现了“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组织。他们分电各省谘议局、商会、教育会等，倡议学生罢课请愿。有些外省籍学生自动回省活动。12月20日，天津学界联合谘议局、商会、县董会，聚集三千余人开大会，决请直督再次代奏请愿书。当群众队伍往督署行进途中，遇督署调查局总办的马车直冲队伍。学生一时激愤，将其马车打毁。至督署，陈夔龙一再推托不得，只好召见代表，勉强答应代奏。奏上，得旨要该督“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4]。陈夔龙立即派人到处张贴告示，禁止请愿活动。同时密电各省，称直隶学生要联络外省学生罢课请愿，请各省严加防范。有名的顽固派、两江总督张人骏得电后，严加布置，在明孝陵、鸡鸣寺、北极阁、扫叶楼等处加派军警专伺侦探，严防军、学界聚众开会。
天津学生不顾朝廷禁令，继续进行请愿活动。12月22日，各校学生联合行动，决定停课请愿，并要求各学堂监督予以赞助。各监督惧“祸”,纷纷要求辞职。陈夔龙得知大怒，立即召集会议，派总兵张怀芝率队以武力驱散学生。有些绅士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抢先跑到现场将学生劝散。次日，清廷又谕令陈夔龙“严饬各员”,对请愿运动“开导弹压，如有不服劝谕，纠众违抗……查拏严办”^[5]。清朝统治者看到再三严令，仍无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24日，悍然下令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那天，代表正在前往军机大臣徐世昌(曾任过东三省总督)官邸，准备请徐赞助请愿。中途被军警阻止，将他们带到警厅，宣布当日刚刚发下的上谕，迫令代表们立即回寓收拾行李，准备出京。有几名代表坐到地下不动，他们不饮不食，僵持到第二天清晨，军警把他们像罪犯一样强押上车，解送回籍。押解东三省代表离京的消息传出后，极大地刺激了立宪派。这时，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已十分孤立，明知人心怨愤，却仍一意孤行。在把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之后，又召见学部尚书唐景崇、民政部尚书善耆，要他们立即部署严密防范和镇压学生请愿运动。唐景崇遂即下令各地学堂监督、管理员等，要他们负责剀切晓谕：“如有教员从中煽惑，或有不逞之学生抗拒不服，应即分别开除斥退。”^[6]步军统领衙门则在京城加派军警巡逻街市，分赴各学堂侦察，“如有不稳之学生，即请校长指名交出，带归衙门”^[7]。1911年1月2日，清廷发布镇压学生请愿的命令，其中说到各地学生“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要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而且宣称：如再有学生“滋生事端，定惟该督抚是问”^[8]。
陈夔龙是清末紧紧追随朝廷意旨的少数几个顽固督臣之一。他在镇压天津学生请愿运动的同时，还派兵包围过保定师范学堂，禁止学生出入，搜查来往信件，造成了相当紧张而又恐怖的气氛。得到1月2日的谕旨后，他更进一步策划镇压行动，决定严办请愿活动的组织者。天津学界领袖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在历次请愿运动中都很积极，在第三次请愿失败后，更不避风险，组织学生罢课请愿。陈夔龙等官僚极端嫉视。1月2日谕旨发布后，天津即出现匿名揭帖，影射攻击温世霖。不数日，陈夔龙即将温世霖逮捕，捏造了所谓“结会敛钱”、“妄图煽动”等罪名，上奏朝廷要求将其发戍新疆^[9]。清廷迅即准其所请，于1月9日明谕发布全国。陈夔龙的卑鄙和清廷的乖张，引起全国舆论的愤怒。《时报》指出，这是“揭出假立宪面具之一铁证”^[10]。至此，请愿运动完全失败了。
请愿运动的失败固然与清朝反动政府的分化瓦解和严厉镇压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立宪派本身的怯懦。以张謇为代表的一部分保守的立宪派，一开始就抱定“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方针，不肯对反动统治集团作更有力的斗争。所以，当清廷将开国会的期限稍为提前，而同时准备对请愿实行镇压的时候，他们就先自妥协了，造成了立宪派的分裂和削弱。其他各省较为激进的立宪派，虽然对清政府的反动性有一定的认识，对其反动政策表示相当的愤慨，也曾比较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提出过一些较激进的斗争口号，但他们在本质上也是脆弱的。一当需要把他们的斗争口号付诸实行的时候，他们瞻顾徘徊，畏首畏尾，表现非常怯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然而却不愿也不敢充分发动群众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他们对群众运动总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发生激烈行动，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因如此，他们只能在各省发动群众性的请愿活动，而在“辇毂之下”的北京，却始终未能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游行请愿。
国会请愿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独立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显示出立宪派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但是这种主动性最终还是被其软弱性所窒息了。他们本来知道“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所以才发动请愿运动。但多次请愿失败之后，他们还是不敢去强迫政府，而最后终于在政府强迫的暴力面前退却了。这是改良主义路线必然导致的可悲结局。
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社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立宪派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带有争民主的性质。立宪派对腐朽的清朝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攻击，从政治上打击了统治集团，使其更加陷于孤立。国会请愿运动是在御侮救亡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以开国会为救亡手段，诚然是幻想。但许多立宪派分子特别是受他们影响的群众，确是抱着救国的真诚愿望参加运动的。正是这种爱国性，吸引了广大的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
国会请愿运动也是立宪派上层分子用来抵制革命的手段。他们极力宣传，只要开国会就能救亡图强，散布对统治者的幻想，并且诋毁革命，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这样，国会请愿运动吸引的群众越多，对革命活动所造成的困难也就越大。因此它本身不是革命的运动。但清朝统治者最后以暴力镇压请愿运动，从反面教育了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而且把一部分立宪派也逼上了赞助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