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农民运动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了农村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使农村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吸取原料的市场。
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大部分为日用消费品，以1920年为例，消费资料占进口货物中的71.5%。大量日用品倾入农村市场，进一步排斥了家庭手工业，使农民不得不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品，加深了对洋货的依赖。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又采取种种办法，迫使农民放弃原有的生产，种植和出售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原料，使农村商品生产为帝国主义需求所制约。原料生产的增加，必然造成谷物生产的缩减，又给帝国主义制造了倾销剩余农产品的条件，使中国农业生产陷入更加深刻的危机。帝国主义不仅用工业品，而且用农产品，排挤和打击中国农业生产，使农村日益破产，广大农民生活濒于绝境。
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同时，农村封建势力也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极端不合理。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0%—80%,70%的贫农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只得向地主租地，受着地主阶级以地租为主要形式的残酷剥削。无论地租的形式如何，一般都占收获量的50%以上，更高的达到60%—80%,最高的达到90%。农民除了受地租剥削外，还要受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农村借债户，一般占全村农户的50%—70%,农村放债者有地主、商人、军阀、官僚，也有专门的高利贷者。利率很高，年利往往在20%—80%左右，也有超过100%。除此一般情况之外，还有特殊的高利贷剥削。借数不足、预扣利息，滚利作本，按日收利，鸽子地(以土地抵押)、孤老钱(每月按算术级数倍增之)、标谷制(借谷一担，以一年中最高价格折现，以最低价计算还粮食，利息5—7分),青苗利(以田中未成熟之青苗作保)等，其剥削程度，比地租有过之而无不及。苛捐杂税是封建军阀对农民进行掠夺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时期，除了田赋正税有所增长外，附加税的增加往往超过正税的数倍。田赋负担加重还表现在预征上，预征数年的很普遍，有的地方甚至预征到三十多年。由于军阀混战，复征现象相当普遍，原来的军阀征收过了，新军阀又要征收。这些赋税地主阶级利用其特权往往都转嫁到广大中、贫农身上。除了横征暴敛外，广大农民还要受到封建军阀部队的兵差、兵祸的痛苦。加上天灾人祸，农村凋敝，农民破产，饥民成千上万，以草根树皮为食，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从而激化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广大农民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封建军阀的反抗，许多农民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而求生，一旦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会形成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除了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外，一些共产党员开始注意农民运动。1921年下半年，沈定一等便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从事农民运动。1921年9月，成立了农民协会，发表了《宣言》和《章程》。指出：“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凡生产工人及社会主义劳动者，本会都认为极良好的朋友”,“会员每年交纳租息的成数，以收成及会员平均的消费所剩余的作标准”,并提出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①。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抗租减租，反对奸商垄断米价，取消地主苛例的斗争。年底，农民协会发展到萧山、绍兴两县八十多个农村。最后被地主阶级和反动军队镇压下去。
农民运动发展较早，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是彭湃领导的广东省海丰县的农民运动。
彭湃(1896—1929),广东海丰县人，原名天泉，又名汉肓，出身大地主家庭，1917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救国运动，改名为彭湃。1920年回国，1921年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并出版《赤心周刊》,宣传革命理论，被军阀、土豪撤销职务，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彭湃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他看到地主压迫农民的残酷，非常同情农民的痛苦，特别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积极从事农民运动，成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
海丰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十分困苦。在辛亥革命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在清朝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的压迫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②。但在这一时期，贫苦农民已经有反抗的要求，三合会秘密结社之盛行，几乎遍及全县。1885年曾发生过洪亚重领导的数千人农民暴动，后被清政府镇压下去。辛亥革命时，陈炯明利用三合会的势力而取得了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等重要职务，掌握了广东的实权。所有海丰的陈氏家族，也随着陈炯明占据了一部分政权和军权，以巩固个人的地位。他们不但在别的地方刮地皮，在家乡也一样。所以海丰农民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的压迫。他们不但不能脱了地主阶级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官僚的锁链，并且增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护弁及手枪的恐吓。过去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票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使农民苦不堪言。海丰县有人口四十万人，约七万户，其中农户约五万六千户，其中自耕农约占20%,半自耕农约占25%,佃农约55%。由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连年战争，军费负担，苛捐杂税的负担加重，使许多自耕农入不敷出，不得不变卖土地以应付生活，结果逐渐沦为佃户。不少贫苦农民甚至被迫嫁妻卖儿以抵租债，实在无法生活时，便逃往城市出卖劳动力当“苦力”,甚至也有铤而走险上山为“匪”。彭湃发现海丰农民中蕴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于是他下决心从事农民运动，想尽各种办法接近农民、组织农民。彭湃的家庭是海丰县的大地主，每年收租千余石，受剥削的农民不下五百余人。因此当他下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工作时，遭到全家人的反对，同族人同村人也讨厌他，但他置之不理，并且放弃在《陆安日报》上进行笔战，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农民运动工作。在开始时，他身着学生洋服和白通帽，一派官贵子弟，农民以为是下乡收捐或收账的，对他敬而远之，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后来他经过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于文雅了”,农民听不懂，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改为通俗话。另外自己的面貌和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深受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就怀疑是他的敌人。因此总是不喜欢和接近他。于是他乃改穿较为质朴的服装，用通俗的语言，到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口去宣传。开始时，愿与他谈话的农民每天约有十余人，听他演讲的有三四十人。有些绅士为了反对他，便造谣说他有神经病，企图阻止农民去听他演讲。但他坚持不懈。有一天，彭湃专讲农民如能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实行减租，那时地主是一定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什么“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铁租无减”、“加租”、“吊地”种种压迫都可以免除净尽。突然一个农民说：请你们“名合”(彭家一店号)“不来逼我们旧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这时另一青年农民却说：你这话却错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去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好像看棋一样，谁的度数行得好，谁就胜利，倘自己毫无度数，整天求人让步，也是失败的。今日不是打算你个人的问题，是打算多数人的问题。彭湃听了很高兴，就问他的姓名，名叫张妈安，并约他晚上详谈。当晚他们在闲馆细谈，张说：我们听见你演讲以后，每每与乡村里头未睡醒的人驳论，他们总是怕您说谎，我们有几个很相信你说话。彭湃便请他约朋友来谈话，一共来了六个人。彭湃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便谈起农民运动问题。彭湃说：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是不理我，总是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何办法？林沛说：第一是农民不得空闲；第二是先生的话太深，有时我也不晓；第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去。最好是晚间七八点钟的时间，农村才得空闲，我们可在这时候去，你所说的话要浅些，或由我们带路。林沛还说“你到乡村去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彭湃听了很高兴，李老四说：我们几个先成立一个农会，将来有人来加入，那就不用说，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彭湃立即表示赞成。第二天，彭湃由张妈安、林沛两位农友带路到赤山约附近农村去宣传，听众越来越多。经过一个多月，加入农会的已有三十多人。农会便在乡村为农民办实事，如调解农民争端，反对地主加租易佃，反对城市土霸勒索等等，使乡村的政治势力逐步由土豪绅士之手转移到农会。
1922年9月，加入农会的农民已有五百多人，其中赤山二十八乡为最多，于是成立了赤山约农会，并推举黄凤麟为会长。会后，加入农会的人更多，由赤山约而平崮约、银镇约、青湖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于是彭湃等便积极筹备成立海丰县农会。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正式成立，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农会设有财政、庶务、教育、卫生、宣传、交际、农业、仲裁等部，注重解决农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如教育部创办农民学校，专教农民会记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和农具的名字，会办农会等，深受农民欢迎，不到一个月，就办了十余所农民学校。仲裁部负责解决民事纠纷，类似农村的政权机关。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当时海丰县县长翁桂清(陈炯明的亲信),他不赞成农会，也不敢解散和禁止农会，彭湃等便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和反对土豪劣绅把持市场管理权的斗争。
海丰县城内有一恶霸地主朱墨，平素交官接府，颇有势力。他欲给公平区黄泥塘乡余坤等六个佃户加租。余坤等所耕之地系“粪质田”(即先租，向地主批耕时先有银给地主为质，如没有欠租，地主不能收回耕地，也不能加租),地主故意加租，太无道理，便罢之不理。朱墨大怒，派奴役到余坤家大闹，余坤向农会报告，并提出彼既欲加租，不如辞还，农会支持其行动。朱墨便以“佃灭主业”向法庭起诉。法庭推事派法警携传票传余坤等质讯，并任意勒索银钱。农会则帮他们打官司，结果余坤等胜诉，引起恶霸地主的恐慌，他们成立了粮业维持会与农会作对。他们以法官受农会运动，不顾业主血本为名，集体向法官质问，并扬言如不把农民锁起来，将予以相当对付，在他们的胁迫下，法官张泽浦唯唯诺诺，即派人到农会传余坤等堂讯。余坤等六人到法庭，法官即上堂讯，地主来旁听者七八十人，张推事被其所威吓，对余坤等六人，并未如何讯问，就叫法警把余坤等六人收监，并加以镣铐，地主大欢而去。农会闻讯，以该分庭法官，胆敢玩视法律，擅自押人，违法已极，以执法者违法，民众当不认其为执法之官，非诉以武力不可。乃召集附近各会员，召开会议，决定向法庭请愿。当夜下动员令，派出四十个农友，分担东西南北四部，通知各乡农友于次日上午集合。第二天，有六七千人参加，彭湃说：“农友无罪，被法庭枉押，法官违法，我们应认定此事不是余坤个人的事，须认为我们农民一阶级的事。余坤如失败，十余万农友皆失败，余坤胜利，就是十余万农友的胜利，生死关头，愿各奋勇前往请愿，湃先死与俱。”③当请愿队伍到达法庭门口，县公署派武装把守门口，企图阻止农友进去，农友不顾一切冲了进去，到达法庭会客厅时，农会就选派二十名代表与推事谈判，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将枉押农民放出；第二，燃炮鼓乐送被枉押农民出去；第三，推事应向农民道歉。起初推事多方推诿，后不得已放人，农民高呼“农民万岁”、“打倒地主”之声，震动全城。
海丰总农会经过这次的请愿和示威，农民已经认清农会是代表农民本身利益的机关，同时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更加深。农会的声势，也播扬到附近各县，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实有应付不暇之势。紫金、五华、惠阳、陆丰等县的农民加入农会的逐日加多，乃由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会联合会，各县设县联合会。不到两个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去。后来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各县设县农会。
海丰农民运动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先导，也可以说是广东有组织之农民运动的开始时期。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确定了三大政策，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彭湃利用担任国民党农民部秘书之便，把海丰农民运动推向全省，广东农民运动进入发展时期。1924年7月至1925年年底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先后举办了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着重培训广东省农民运动的骨干，毕业后，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名义派往全省各地，有力推动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至1925年5月，全省有农民组织的县，共有二十二县，有组织的农民达到二十一万人以上。1925年5月1日，举行广东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17名，通过农工联合、加入国民党、经济问题议决案，农民协会今后进行方针议决案，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议决案，并发表拥护革命政府宣言，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等。在这一时期，广东农民竭力协助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和第一次东征。广宁、花县农民，因要求减租，与地主发生冲突。广州市郊农民，因争市长选举权，举行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反动势力亦加强对农民运动的迫害，农村中的冲突事件日益增多，广宁、花县、东莞、宝安、顺德、番禺等县尤为激烈。广宁农运干部被地主杀害的达十二人，顺德被反动军队杀害的二十多人。这时农民本身有依赖政府和军队的心理，未能注意自身力量的发展。在组织上，未能使全省各级农民协会发生密切关系，不能充分做宣传工作，对小地主、小商人、工人、学生未能很好联系，成为孤军奋斗。
全省农民协会成立之后，农民运动有了中心机关，发展更为迅速。 自1925年5月至1926年5月，一年之内，有组织的农民，已由二十一万增加到六十二万以上，约可占全人口的十六分之六；有农民组织的县，由二十一县增加到六十一县，占全省县数的三分之二。全省农民之组织更为团结，参加革命之能力更加增强。一年中，广东农民在驱逐反革命派刘杨；援助“五卅”惨案大示威；援助省港大罢工；协助政府，肃清反动叛徒，解散不法军队；参加第二次东征，参加南伐，统一广东；参加北上外交代表团等方面均积极踊跃。中山、广宁、海陆丰、惠阳、五华、宝安、顺德、高要、普宁等县，直接或间接作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协助革命政府，镇压反动势力，防御土匪，处处表现农民与革命政府合作之精神。全省农民协会，除了率领农民参加政治斗争之外，还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反抗民固苛抽，反抗高利贷，维持社会治安，抗捐，反抗土豪劣绅，禁赌，筑路，办农民学校等。
1926年5月1日，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开了十五天，对于如何利用以往之经验，如何严谨农民之组织，如何改正运动之策略与步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废除地主对农民苛例决议案》、《取缔高利贷决议案》、《废除苛捐杂税决议案》、《农民合作运动决议案》、《工农大联合决议案》等三十个决议案。通过和发表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会后，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全省农民协会之组织又增加了537个，有组织的农民增加了三万七千人(共计达七十万人)。由于国民革命开始北伐，帝国主义与反动派勾结土匪、民团，向农民自卫军和农会进攻，农村流血惨案时有发生。“农会是土匪”、“解散农会”、“农会干涉司法行政”等口号喊声特别高，各县县长亦多偏袒，农民运动陷入较困难的境地，这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封建势力发生冲突的必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