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变

歌行长篇，唐初独骆宾王有《帝京篇》、《畴昔篇》，文极富丽。至盛唐绝少，李、杜间有数首，其词亦不甚敷蔓，大率与常制相类。……迨元和后，元稹、白居易始相尚此制，世号“元白体”，其词欲赡、欲达，去离务近，明露肝胆。乐天每有所作，令老妪能解则录之，故格调扁而不高，然道情叙事，悲欢穷泰，如写出人胸臆中语，亦古歌谣之遗意也，岂涉猎浅才者所能到耶？ (高棅《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

《白石歌》浑朴古健，汉魏歌行之祖也。《易水歌》遒爽飞扬，唐人歌行之祖也。(胡应麟《诗薮》 内编卷三)

歌行兆自 《大风》、《垓下》。《四愁》、《燕歌》而后，六代寥寥，至唐大畅。王、杨四子，婉转流丽； 李、杜二家，逸宕纵横。(同上)

七言古乐府外，歌行可法者，汉《四愁》、魏《燕歌》、晋《白》。 宋齐诸子， 大演五言， 殊寡七字。 至梁乃有长篇。 陈隋浸盛，婉丽相矜，极于唐始，汉魏风骨，殆无复存。李、杜一振古今，七言几于尽废，然东西京古质典刑，邈不可观矣。(同上)

歌行至宋益衰，惟明远颇自振拔，《行路难》 十八章欲汰去浮靡，返于浑朴，而时代所压，不能顿超。后来长短句实多出此，与玄晖五言，俱兆唐人轨辙矣。(同上)

曹氏父子而下，六代人主世有文辞者，梁武、昭明、简文差足继轨。七言歌行，梁武尤胜。《河中之水》、《东飞伯劳》、皆寓古调于纤词，晋后无能及者。简文《鸟栖曲》妙于用短，元帝《燕歌行》巧于用长，并唐体之祖也。(同上)

简文《鸟栖曲》四首，奇丽精工，齐梁短古，当为绝唱。如“郎今欲渡畏风波”，太白 《横江词》全出此。“可怜今夜宿娼家”，子安《临高台》全用此。(同上)

建安以后，五言日盛。晋宋齐间，七言歌行寥寥无几。独《白佇歌》、《行路难》时见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颇尚此体，《燕歌行》、《捣衣曲》诸作实为初唐鼻祖。陈江总持、卢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响时乖，节奏未协，正类当时五言律体。垂拱四子，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七言长体，极于此矣。(同上)

《燕歌》初起魏文， 实祖柏梁体。 《白词》因之， 皆平韵也。至梁元帝“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头月似蛾”，音调始协。萧子显、王子渊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韵转声，七字成句，故读之犹未大畅。至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要惟长篇钜什，叙述为宜，用之短歌，纡缓寡态。于是高、岑、王、李出，而格又一变矣。(同上)

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豫章行》，音响格调，咸自停匀，体气丰神，尤为焕发。(同上)

仲默谓唐初四子虽去古甚远，其音节往往可歌； 子美词虽沉着，调失流转，实诗歌之变体也。此未尽然。歌行之兴，实自上古，《南山》、《易水》，隐约数言，咸足咏叹。至汉魏乐府，篇什始繁，大都浑朴真至，既无转换之体，亦寡流畅之辞，当时以被管弦，未闻不可歌也。杜《兵车》、《丽人》、《王孙》等篇，正祖汉魏，行以唐调耳。(同上)

李、杜歌行，扩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 卢、骆歌行，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同上)

陈、杜歌行不概见。沈、宋厌王、杨之靡缛，稍欲约以典实，而未能也。李、杜一变，而雄逸豪宕，前无古人矣。盛唐高适之浑，岑参之丽，王维之雅，李颀之俊，皆铁中铮铮者。崔颢、储光羲篇什不多，而婉转流媚，亦有可观。常建已开李贺，任华酷似卢仝，盛衰倚伏如此。(同上)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张、李、沈、宋，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高、岑、王、李，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畅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余，步骤不足。昌黎而下，门户竞开，卢仝之拙朴，马异之庸猥，李贺之幽奇，刘叉之狂谲，虽浅深高下，材局悬殊，要皆曲径旁蹊，无取大雅。张籍、王建，稍为真澹，体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绮绘，渐入诗余，古意尽矣。(同上)

李、杜外，短歌可法者，岑参 《蜀葵花》、《登邺城》，李颀《送刘昱》、《古意》，王维《寒食》，崔颢《长安道》，贺兰进明 《行路难》，郎士元 《塞下曲》，李益《促促曲》、《野田行》，王建 《望夫石》、《寄远曲》，张籍 《节妇吟》、《征妇怨》，柳宗元《杨白花》，虽笔力非二公比，皆初学易下手者。但盛唐前，语虽平易，而气象雍容； 中唐后，语渐精工，而气象促迫，不可不知。(同上)

胜国诸家，七言古篇什甚不乏，然自是元人歌行，拟王、杨则流转不足，攀李、杜则神化非俦。至于瑰词绮调，亦往往笔墨间，视宋人觉过之。(同上)

胜国歌行，多学李长吉、温庭筠者，晦刻浓绮，而真景真情，往往失之目前。盛唐则不然，愈近愈远，愈拙愈工，读王、岑、高、李诸作可见。(同上)

晋宋时所奏乐府，多是汉时歌谣，其名有《放歌行》、《艳歌行》之属，又有单题某歌、某行，则歌行者，乐府之名也。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断句，七言歌行之滥觞也。沿至于梁元帝，有《燕歌行集》，其书不传，今可见者，犹有三数篇。于时南北诗集，卢思道有 《从军行》，江总持有 《杂曲文》，皆纯七言，似唐人歌行之体矣。徐、庾诸赋，其体亦大略相近。诗赋七言，自此盛也。迨及唐初，卢、骆、王、杨大篇诗赋，其文视陈隋有加矣。迤于天宝，其体渐变。然王摩诘诸作，或通篇丽偶，犹古体也。李太白崛起，奄古文而有之，根于《离骚》，杂以魏三祖乐府，近法鲍明远，梁陈流丽，亦时时间出，谲辞云构，奇文郁起，后世作者，无以加矣。歌行变格，自此定也。子美独构新格，自制题目，元、白辈祖述之，后人遂为新例，陈隋初唐诸家，渐澌灭矣。今之歌行，凡有四例： 咏古题，一也； 自造新题，二也； 赋一物、咏一事，三也； 用古题而别出新意，四也。太白、子美二家之外，后人蔑以加矣。(冯班《钝吟文稿·论歌行与叶祖德》)

七言歌行盛于梁末，至天宝而变。杜子美题新乐府，前无古人，自开一体。李太白则自 《小雅》、楚词至于三祖乐府、汉人歌谣、鲍明远之遒逸、徐庾之绮丽，并而有之，奇变忽悦，以为创格，凡一句一字皆有依据，以为仿效古人，则又过于古人，真千古绝唱也。大略歌行之法，变于李、杜，亦成于李、杜，后人无能出其范围矣。飞卿学太白，有其一体，视之长吉，奇峭不如，而波澜稍宽。……后人学太白有二病： 一恐伤于诡谲，如孙光宪议长吉，以为无理，是也； 二者伤于粗险，唐人多有此病。若自温入，则流丽平典，都无此矣。(殷元勋、宋邦绥 《才调集补注》卷二录冯班评语)

北朝卢思道《从军行》，全类唐人歌行矣。唐开元中，王摩诘之七古，尚有全篇偶句者。高常侍尽改古格。太白远宪《诗》《骚》，近法鲍明远，而恢廓变化过之，云蒸霞蔚，千载以来莫能逮矣； 辞多风刺，《小雅》《离骚》之流也。老杜创为新题，直指时事，一言一句，皆关世道，遂为歌行之祖，非直变体而已。(吴乔 《围炉诗话》 卷二)

七言始于汉歌行，盛于梁。梁元帝为 《燕歌行》，群下和之，自是作者迭出，唐初诸家皆效之，陈拾遗创五言古诗，变齐梁之格，未及七言也。开元中，其体渐变，然王右丞尚有通篇用偶句者。旋乾转坤，断以李、杜为歌行之祖。李、杜出，而后之作者不复以骈俪为能事矣。(钱良择 《唐音审体》)

唐人歌行以李、杜为正声极则。二公之外，昌.黎已属变格，长吉更是别调，然皆本变雅、楚骚，自成一家言，可为后人法。若卢仝、马异之徒，以狂怪为能事，裂冠毁冕，非复人间面目。晚唐作者率多浮艳，实开宋元浅易之风。(同上书卷八)

古之诗，今之会典奏议之类； 今之诗歌，古之乐也。四言如琴，五言如笙箫，歌行七言如羌笛琵琶，烦弦杂管，故太白以为靡。然人不能无哀乐，哀乐不能无偏激感宕，故自五言兴而即有七言，皆乐府琴曲，希以赠答； 至唐而大盛，凡四言五言所施，皆有以七言代之者，而体制殊焉。初唐犹沿六朝，多游观闺情之作，未久而用以赠答送别分题，或拈一物一事为兴，篇末乃致其意，高、岑、王维诸篇其式也。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极称之，而更扩之，然犹不入议论。韩愈入议论矣，若无才思，不足运动，又往往凑韵，取妍钓奇，其品益卑，骎骎乎苏、黄矣。元、白歌行，全是弹词； 微之颇能开合，乐天不如也。今有一壮夫，击缶喧呼，口言忠孝； 有一盲女，调弦曼声，搬演传奇。人将喜喧叫而屏弦索耶？抑姑退壮夫而进盲女也？韩、白之分，亦犹此矣。张籍、王建，因元、白之讽谏之意，而述民风。卢仝、李贺，去韩之粗犷，而加恢诡。郑嵎、陆龟蒙等为之，而木讷纤俗。李商隐之流，又嫌晦涩，其中如叙事摅情诸篇，不免辞费，犹不及元、白自然也。李东川歌行十数篇，实兼诸家之长，而无其短。参之以高、岑、王、李之泽，通之以杜、元之意，则几之矣。元次山亦自一派，亦小而雅。(王闿运《为陈完夫论七言歌行》)

七言歌行转韵，亦始自鲍明远，但其句法皆古，如老杜《丹青行》、《美陂行》及李白 《扶风歌》等篇，皆以为法。至齐梁始渐似调律，虽当时但工声偶，无所谓律，而竟为后人所本，《琵琶行》、《长恨歌》诸篇又皆其遗也。(丁仪《诗学渊源》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