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变

《宋书·乐志》 曰： 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然后被于声，于是有采诗之官。周室下衰，官失其职。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至其协声律，播金石，而总谓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节之缓急，文辞之多少，则系乎作者才思之浅深，与其风俗之薄厚。当是时，如司马相如、曹植之徒，所为文章，深厚尔雅，犹有古之遗风焉。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寖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郭茂倩《乐府诗集》 卷六一)

世之言乐府者，知其起于汉魏，盛于晋宋，成于唐，而不知其源实肇于虞舜之时。舜命夔典乐教胄子，而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及《益稷篇》叙舜与皋陶赓歌之词，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则歌诗之作自是而兴。至孔子删《诗》定《书》，取三百六篇，当时燕飨祭祀下管登歌，一皆用之，乐府盖取于此。而议者以谓自汉高祖作《大风歌》，使沛中小儿和而歌之，乃有乐府，是不然。《雉朝飞》者，齐宣王时牧犊子之所作也。《薤露歌》者，田横死而门人作此歌以葬横也。《秋胡行》者，秋胡子妻死，后人哀而作焉； 秋胡子，鲁人也。《杞梁妻》者，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 杞植战死，而其妻哭之哀，植亦齐人也。凡此之类不一，皆见于春秋战国之时，则其来远矣。魏晋宋历唐，而其作益多。后人之作，其不与古乐府题意相协者十八九，此盖不可得而考者，余不复论。独恨其历世既久，事失本真，至其弊也，则变为淫言，流为亵语，大抵以艳丽之词，更相祖述。至使父子兄弟不可同席而闻，无复有补于世教。……然而歌词之丽，如梁简文、陈叔宝辈，皆以风流婉媚之言，而文以闺房脂泽之气，婉而深，情而有味，亦大有可人意者。至唐而诸君子出，乃益可喜。余尝评诸家之作，以谓李太白最高而微短于韵，王建善讽而未能脱俗，孟东野近古而思浅，李长吉语奇而入怪，唯张文昌兼诸家之善，妙绝古今。近出张右史，酷嗜其作，亦颇逼真。余尝见其《输麦行》 自题其尾云：“此篇效张文昌而语差繁”，则知其效籍之意盖甚笃，而乐府亦自是为之反魂矣。(周紫芝 《太仓稊米集》卷五一《古今诸家乐府序》)

汉武帝立乐府官采诗，以四方之音，被之声乐，其来远矣！ 后世沿袭，古意略存，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尚能原闺门袵席之遗，而达之于宗庙朝庭之上，去古虽远犹近。唐世述作者多，繁音日滋，寓意古题、刺美见事者有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者有之。大历以还，古声愈下，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义，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皆名为乐府。虽未必尽被于弦歌，是亦诗人引古以讽之义欤，抑亦唐世流风之变而得其正也欤？ (高棅《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

晋之东，其辞丽，遂变而为南北。南音多艳曲，北俗杂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辞，婉丽详整； 其中，宏伟精奇；其末，纤巧而不振。虽人竭其才，家尚其学，追琢襞积，曾不能希列国之风，而况欲反乎雅颂之正，滋不易矣！ (胡翰《胡仲子集》卷四《古乐府诗类编序》)

《三百篇》 亡，而后有骚赋； 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 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 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 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 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王世贞 《曲藻》)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时，大司乐以黄帝、尧、舜、夏、商六代之乐，报祀天地百神。若宗庙之祭，神既下降，则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盖以六代之乐，皆圣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废也。迨秦焚灭典籍，礼乐崩坏。汉兴，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乐则令唐山夫人造为歌辞。《史记》云：“高祖过沛诗《三侯》 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文、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至班固 《汉书》则曰：“汉兴，乐家有制氏，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制宗庙乐，迎神奏《嘉至》，入庙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终下奏《休成》，天子就酒东厢坐定，奏 《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辞，所载不过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后儒遂以乐府之名起于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宽为乐府令，岂武帝始为新声不用旧辞也？迨东汉明帝，遂分乐为四品： 一曰 《大予乐》，郊庙上陵用之； 二曰《雅颂乐》，辟雍享射用之； 三曰 《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用之； 四曰 《短箫铙歌乐》军中用之。其说虽载方册，而其制亦复不传。魏晋以降，世变日下，所作乐歌，率皆夸靡虚诞，无复先王之意。下至陈隋，则淫哇鄙亵，举无足观矣。自时厥后，唯唐宋享国最久，故其辞亦多纯雅。(吴讷《文章辩体序说》)

按乐府者，乐官肄习之乐章也。盖自 《钧天九奏》、葛天《八阕》，乐之来尚矣。《咸池》 以降，代有作者，故六代之乐，周人兼用之，时世虽更，而玄音不废，乃知周公制礼之功，于是为大也。秦有《寿人》之乐、《五行》之舞，大率准周制而为之。汉兴，乐家有制氏，世世在太乐官，虽曰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然古乐犹有存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其后过沛，自制“风起”之诗，令僮儿歌之，是为 《三侯》之章。而《房中乐》则命唐山夫人造辞，传至于今。孝惠时，以夏侯宽为乐府令。迄于文景，习常肄旧，无所增改。至武帝立乐府，乃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可谓盛矣。然延年以曼声协律，司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 《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时有河间献王奏雅乐而不用，惜哉！哀帝恶其声而罢之，良有以也。东汉明帝分乐为四品： 一曰 《大予乐》，郊庙上陵用之； 二曰 《雅颂乐》，辟雍飨射用之； 三曰 《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用之； 四曰 《短箫铙歌乐》，军中用之。其说虽具，而制亦不传。魏氏所作，音靡节平，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逮及晋世，则有傅玄、张华之徒，晓畅音律，故其所作，多有可观。然荀勗改杜夔之调，声节哀急，见讥阮箴，不足多也。梁陈及隋，新声日繁； 唐宋以来，制作甚富。然较诸古辞，则相去远矣。(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

《三百篇》荐郊庙，被弦管，诗即乐府，乐府即诗，犹兵寓于农，未尝二也。诗亡乐废，屈、宋代兴，《九歌》等篇以侑乐，《九章》 等作以抒情，途辙渐兆。至汉 《郊祀》十九章、《古诗十九首》，不相为用，诗与乐府，门类始分，然厥体未甚远也。如“青青园中葵”，曷异古风？“盈盈楼上女”，靡非乐府。魏文兄弟，崛起建安，拟则前规，多从乐府，唱酬新什，更创五言，节奏既殊，格调敻别，自是有专工古诗者，有偏长乐府者。梁陈而下，乐府、古诗变而律、绝。唐人李、杜、高、岑，名为乐府，实则歌行。张籍、王建，卑贱相矜；长吉、庭筠，怪丽不典。唐末五代，复变诗余。宋人之词，元人之曲，制作纷纷，皆曰乐府，不知古乐其亡久矣。(胡应麟 《诗薮》 内编卷一)

汉乐府多于古诗，六朝相半，盛唐前尚三之一； 中、晚而下至于宋元，律诗日盛，古体且寥寥矣，况乐府哉！ (同上)

乐府之体，古今凡三变： 汉魏古词，一变也； 唐人绝句，一变也； 宋元词曲，一变也。六朝声偶，变唐之渐乎？五季诗余，变宋之渐乎？ (同上)

古人诗即是乐。其后诗自诗，乐府自乐府。又其后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诗即是乐，《三百篇》是也。诗自诗，乐府自乐府，谓如汉人诗，同一五言，而“行行重行行”为诗，“青青河畔草”则为乐府者是也。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者，如六朝而言，诸家拟作乐府铙歌《朱鹭》、《艾如张》，横吹《陇头》、《出塞》 等，只是诗； 而吴声 《子夜》 等曲方入乐，方为乐府者是也。至唐人，始则摘取诗句谱乐，既则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截然与诗两途。而乐府古题，作者以其唱和重复沿袭可厌，于是又改六朝拟题之旧，别创时事新题，杜甫始之，元、白继之。杜如 《哀王孙》、《哀江头》、《兵车》、《丽人》等，白如 《七德舞》、《海漫漫》、《华原磬》、《上阳白发人》、《讽谏》等，元如《田家》、《捉捕》、《紫踯躅》、《山枇杷》诸作，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指，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言者不为罪，而闻者可以戒。嗣后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陆之徒，相继有作，风流益盛。其辞旨之含郁委宛，虽不必尽如杜陵之尽善无疵，然其得诗人诡讽之义则均焉。即未尝谱之于乐，同乎先朝入乐诗曲，然以比之诸填词曲子仅佐颂酒赓色之用者，自复霄壤有殊。郭茂倩云：“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庶几焉。”斯论为得之，惜无人行用之尔。(胡震亨 《唐音癸签》 卷一五)

古诗皆乐也，文士为之辞曰诗，乐工协之于钟吕为乐。自后世文士或不闲乐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于乐者，故诗与乐画境。文士所造乐府，如陈思王、陆士衡，于是谓之“乖调”。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是文人乐府，亦有不谐钟吕，直自为诗者矣。乐府题目，有可以赋咏者，文士为之词，如《铙歌》诸篇是矣。乐府之词，有词体可爱，文士拟之，如《东飞伯劳》、《相逢行》、“青青河畔草”之类，皆乐府之别支也。……杜子美作新题乐府，此是乐府之变。盖汉人歌谣，后乐工采以入乐府，其词多歌当时事，如《上留田》、《霍家奴》、《罗敷行》之类是也。子美自咏唐时事，以俟采诗者，异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后，此体纷纷而作。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 采诗入乐，二也； 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 自制新曲，四也； 拟古，五也； 咏古题，六也； 并杜陵之新题乐府，七也。古乐府无出此七者矣。唐末有长短句，宋有词，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则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吴歌，皆乐府之余也。(冯班《钝吟文稿·古今乐府论》)

乐府之名，其来尚矣。世谓始于汉武，非也。按《史记》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为 《房中之歌》，《西京杂记》 又谓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归曲》，则乐府始于汉初。武帝时，增《天马》、《赤蛟》、《白麟》 等十九章，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集五经之士，相与次第其声，通知其意，而乐府始盛。其云始武帝者，托始焉尔。东汉之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为乐府，悲壮奥崛，颇有汉之遗风。降及江左，古意寖微，而清商继作，于是楚调、吴声、西曲、南弄，杂然兴焉。逮于有唐，李、杜、韩、柳、元、白、张、王、李贺、孟郊之辈，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若考开元、天宝已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耳。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尤难指数。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

乐府之名，始于汉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郊祀》类《颂》，《铙歌》、《鼓吹》类《雅》，琴曲、杂诗类《国风》。故乐府者，继《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唯韩之《琴操》，最为高古。李之《远别离》、《蜀道难》、《乌夜啼》，杜之《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降而元、白、张、王，变极矣。元次山，皮袭美补古乐章，志则高矣，顾其离合，未可知也。唐人绝句，如“渭城朝雨”、“黄河远上”诸作，多被乐府，止得《风》之一体耳。元杨廉夫，明李宾之各成一家，又变之变也。(郎廷槐《师友诗传录》述王士禛语)

汉魏乐府、高古浑奥，不可拟议。唐人乐府不一。初唐人拟《梅花落》、《关山月》等古题，大概五律耳。盛唐如杜子美之《新婚》、《无家》诸别，《潼关》、《石壕》诸吏，李太白之《远别离》、《蜀道难》，则乐府之变也。中唐如韩退之《琴操》，直溯两周；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若元杨维桢、明李东阳各为新乐府，古意寖远，乃皆不相蹈袭。至于唐人王昌龄、王之涣，下逮张祜诸绝句，《杨柳枝》、《水调》、《伊州》、《石州》等辞，皆可歌也。(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述王士禛语)

汉惠帝时，夏侯宽为乐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诏司马相如等赋诗合乐，因有乐府之名。自汉以迄唐五代，凡乐皆诗也。……唐世乐皆用诗，然已稍变其格，如今体二韵四韵诗，皆叶宫商，此前代所未有也。至于拟古之作，其文往往与古辞异同，意当时诗人即未必能歌，而皆谙音节，故但用其题，谐其声，而不必效其式。五代以后，乐不用诗，乐府音节，举世失传，其名仅存，其声盖不可考。自宋迄今，诗人所为乐府，但以章句体裁仿佛古人，未敢信其可被管弦也。有明之世，李茶陵以咏史诗为乐府，文极奇而体则谬。李于鳞以割截字句为拟乐府，几于有辞而无义。钟伯敬谓乐府某篇似诗，诗某句似乐府，判然分而为二，自误误人，使后学茫然莫知所向，良可慨也。(钱良择《唐音审体》)

古乐府自《雅》《颂》而后，惟《安世房中》诸歌，雄深古质，犹有《商颂》遗音。六朝以来，渐趋纤丽。唐兴，修定雅乐，作者间出。虽雄厚不逮古人，而端庄和易，亦自远胜齐梁也。(李因培《唐诗观澜集》卷一)

汉孝武创为乐府，命官掌之，于是始有 《郊祀》、《房中》、《铙歌》、《横吹》诸曲，燕享军兴兼用。一时兴怀感触，上好下甚，凡街陌讴谣，节奏铿锵，皆中宫羽焉。……六代依仿，皆有乐府，……或就题赋形，或断题取义，或与题渺不相涉而各出臆解，或另造新题而点缀今事，种种不一，然犹未变其调也。至唐虞世南《从军行》、高适《飞龙曲》，五言排也。杨烱《梅花落》、卢照邻《陇头水》，五言律也。沈佺期《卢家少妇》、王摩诘“居延城外”，七言律也。如此者不可悉数。是乐府也，直诗之而已，岂非诗与乐府分而仍合之验与？高廷礼《品汇》，于乐府不另标目，概附之古今体诗，岂无见哉！要之，汉唐迄今，几二千年，乐府与诗，其分也以声而分，其合也以义而合，分合盛衰之际，正变源委具在，非深心此道者，鲜可与微言也。(叶矫然 《龙性堂诗话》初集)

汉立乐府，盖以乐从诗，文成而声协焉。唐立俗部乐，古音渐失。宋词元曲，递变新声，遂先定声谱，以文从之。于是诗人有古乐府之称，竞相拟作，以意揣度，而其所以歌咏节拍，弗能酌见而确指之。郭茂倩作《乐府解题》，亦不能考订其声律。少陵纪事诗自立乐府之名，元、白、张、王继其后，虽音响不可知，而《国风》、《小雅》之旨存焉。(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 《沈生拟古乐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