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牡丹甲天下

牡丹，花蕾硕大，色彩明丽，历来有“花王”之称，冠绝一世。古都洛阳土肥水美，极宜牡丹生长，所以洛阳牡丹雄居牡丹王国之首。
关于牡丹如何在洛阳扎根，有一段传说。《事物纪原》云：唐天授二年(691)腊月，武则天要游长安上苑赏花，严命百花提前开放。百花迫于淫威，如期绽放，独有牡丹坚守花信，不肯屈服，遂遭女皇贬谪，落户东都洛阳。《群芳谱》称牡丹“劲骨刚身”,名副其实。自唐至宋，洛阳牡丹的品种日新月异，宋代范仲淹《洛阳牡丹谱》中记载的牡丹品种已达一百一十九个，如姚黄、魏红(即魏紫)、九萼红、汉宫春等等。牡丹品种在洛阳的迅速增多，是和作为陪都的洛阳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密切相关的。
洛阳人好花成癖，花开之日，无论贵贱贫富，争相观赏。“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达官贵人更是以据有名花骄夸于世。蔡绦《铁围山丛谈记》云：宋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游览金明池，正遇西京洛阳进献的一株姚黄，花面直径1.2尺。神宗把此花摘下，簪于发间，掉头回宫，对其他奇花异草看也没看一眼。欧阳修《洛阳牡丹图》云：“洛阳竞夸立名字，买种不复论家资。比新较旧难优劣，争先擅价各一时。”苏辙《独乐园》诗云：“城中二月花事起，肩舆遍入王侯家。浅红深紫相媚好，重楼多叶争矜夸。”当时要观赏名贵品种，需花“十余钱”才能进入花园。要买花，更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据白居易《买花》诗所载，“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唐代已如此，宋代更何以堪。但这一切无疑极大地刺激了牡丹的栽培事业。流风所及，文人学士中也颇有一些爱好牡丹的人，像欧阳修、范仲淹等人无不如此。而宋代理学家邵康节在洛阳住宅中自己培植牡丹，竟育出一株开二十四花的牡丹，为此他赋诗云：“牡丹一株开绝伦，二十四枝娇娥颦。天下唯洛十分春，邵家独得七八分。”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大概也正因为此，宋代周敦颐在其《爱莲说》中称牡丹为“花之富贵者”,自称独爱莲花，以显示自己清高，不与世人同好。
但是，无论称牡丹为“花中之王”也好，抑或称为“花之富贵者”也好，牡丹的国色天香，却是有目共睹的。而洛阳牡丹在欧阳修考察当时山东、浙江、陕西所产牡丹之后，赢得了欧的极高赞誉：“是洛阳者为天下第一也。”自此，“洛阳牡丹甲天下”,遂为妇孺皆知。
但天有不测风云，赏花赋诗本是文人雅事，谁能料到会引起大祸？清代大诗人沈德潜观赏了洛阳牡丹以后，即兴写下《咏紫牡丹》诗一首。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这话无非是说紫色牡丹本不是牡丹花的常见颜色，但紫色牡丹却价值连城。不料，这诗被人密告，说是影射了满清夺取朱明王朝的政权。案发时，沈已死，但仍被剖棺鞭尸。牡丹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