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兰·汉斯伯雷 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

作者简介 洛兰·汉斯伯雷是美国第一个在百老汇演出并获得巨大成功的黑人女剧作家，1930年生于芝加哥，父亲是富裕的地产经济人。她上过几所大专院校，学过舞台设计和绘画。1950年搬到纽约，从1952年开始写剧本。1957年，她丈夫的一个朋友答应与人合资演出她的第一部作品 《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该剧先在新港、费城等地上演，颇受观众欢迎，1959年又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十分成功，获纽约剧评协会颁发的当年最佳戏剧奖，并受到舆论界的好评。1964年她的另一剧本《锡德尼·勃鲁斯坦窗口的标语》在纽约上演，虽然成功，却不象《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那样引起轰动。该剧写生活在纽约格林威治村里的男男女女，主人公锡德尼被一个政治活动家说服，在家中窗口挂了一条标语，支持改良主义政客奥哈拉竞选，结果反而被奥哈拉出卖，使他的幻想破灭。但这时离他而去的妻子又回到他身旁，他表示要在绝望中奋斗下去。锡德尼的窗子有象征意义： 窗外，是今天美国社会的腐朽生活——政治上的尔虞我诈、种族歧视、才能的商品化、贩毒吸毒、卖淫、同性恋等等；窗内，是一对年轻黑人夫妇为了巩固爱情在争取相互了解。作者1965年患癌症天折后，百老汇又上演她描写非洲解放运动的剧本《白人》 (1970),她的始终未搬上舞台的剧本《饮水葫芦》 (1972)和《花有什么用处》 (1972)也由百老汇剧院出版。
内容概要 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今天之间的某一段时期；地点是美国芝加哥南区。在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里，父亲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丧身，母亲可取得一万美元的保险金，但已成年的儿子华特与女儿班妮莎也都对这笔钱如何应用十分关心。华特已30多岁，是个汽车司机，一心想做投机生意发财，现在认为机会终于来到，想用这笔保险金与朋友合资开酒店，逐步实现他的黄金梦。母亲是个老派的黑人，笃信上帝，看不惯儿子的为人，不愿意将钱交给儿子去冒险，还感叹地说：“从前有一个时候自由是生命，现在变成钱了。我年轻的时候，大家担心的是被人私刑处死，想逃到北方来，想法子活下去，还要保住一点硬骨头……看来世界变了。”她倒是很想把这笔钱捐献给教会，不过家里实在太穷，她自己和儿媳妇都在帮人干厨房活和洗衣服，媳妇眼看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女儿班妮莎正在读大学，需要一笔教育费，而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住房： 房子破旧不堪，但他们多年来付的租金已足以买几所住房。何况怀孕的儿媳因住房挤，家庭经济拮据，想要去打胎，这更促使母亲下了决心，以3500元作定金，买下一所房子。除了华特以外，全家都为这件事高兴，只是新家坐落在克莱邦公园区，那是一个纯粹的白人区，从未住过黑人，因此大家不免又有些担忧，生怕惹来麻烦。母亲解释说她是想花最少的钱买一所最好的房子，而黑人住区的房子要贵一倍，质量还不好。至于说过去没有黑人住过，母亲信心十足地反驳说：“我看从现在起就要有了。”华特看到母亲把钱买了房子，感到自己发财的希望行将破灭，一连三天没去上班，向朋友借了辆汽车在城里乱逛，天天晚上去夜总会喝酒。母亲看了过意不去，就把剩下的6500元交给华特，要他把钱存入银行，3000元给女儿班妮莎作教育费，3500元给华特，任他支配。但华特背着家人把6500元全交给他的一个朋友去合伙开酒店，梦想发财。从此他仿佛变了一个人，有说有笑，与妻子的关系也开始好转。过了一个多星期，搬家的日子到了，全家人正忙着包扎打点，忽然门铃响了，来客是个自称林纳的白人，说他是克莱邦公园区房产促进协会的代表，听说杨格太太在他们区里买了一所房产，特地登门造访，前来洽谈。他转弯抹角地讲了一大套，最后才表明来意：“我相信你们一定听说过，在本市不少地方由于有黑人想搬进去住，结果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所以他现在愿意坐下来谈谈，看看能否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还强词夺理说，这不是什么种族歧视问题，谁都有权利希望他的居住区保持什么样子，他们那个居住区里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居民们有共同的背景，那么大家就会相处得更融洽，对于集体的生活会有更加共同的兴趣。总之，他们不欢迎一家黑人搬进白人区，而情愿出一笔比原价高的钱来收买这所房子。华特代替母亲接待这位访客，听完他的话后就忿怒地指着门叫他滚出去，白人留下一张名片，还用威胁的口吻说：“我们那儿有些人……当他们觉得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的情绪可能会变得非常激烈的。”但全家人并未因这件不愉快的事影响即将迁入新居的喜悦心情。大家正说说笑笑等待搬运工人到来的时候，华特的一个朋友气急败坏地跑来通知华特说，他们的合伙人之一带着开酒店的全部资金逃跑了。这对华特是个巨大的打击，母亲直到这时才知儿子骗了他，未把钱存入银行，现在连她女儿的教育费也落空了。华特在绝望中抓起白人的名片，打电话约那个白人来，想跟他作一笔交易。他还歇斯底里地跟家人说，生活就是这样的，一头是抢人的，一头是被抢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正义的事业——只有抢，谁抢得最多就最有出息。至于怎么抢，那无关紧要。他现在就要迫使白人拿出“咱们一辈子也没见过的那么多的钱”作为他们不搬入白人区的交换条件。母亲、妹妹和妻子都反对他这样做。母亲说：“我们家里五代人不是奴隶就是佃户，可是谁也没拿过一分不义之财。我们还没穷到那个地步。我们的心从来没有死过。”妹妹班妮莎是全家真正有理想的人物，在大学学医，想当一名医生，对种族歧视和同化主义都特别反感，她倾心的对象是尼日利亚的留学生阿撒盖，因为他有一整套关于非洲独立的理论和梦想，深信自己的祖国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班妮莎还决定毕业之后随他回非洲去。她从心底里瞧不起她哥哥的所作所为，现在听到他要向白人屈服，就对他冷嘲热讽，说他不配当她的哥哥。但母亲不许班妮莎这么说，反而劝她要爱华特，因为他受够了苦，因为他是被人整成这个样子的。母亲还说，爱一个人应该在他最抬不起头的时候，在他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华特听了她们母女俩的对话很受感动，使他产生一股新的精神力量。那个白人应约来时，母亲指着孙儿对儿子说：“你要让这孩子懂得你干了什么，给他好好上一课，让他看看我们这五代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华特沉默一会儿后，挺起腰杆对白人说：“我约你来是要告诉你我们是自尊心很强的人。我们不想跟别人过不去，我们会努力做和和气气的邻居，可我们决定搬进我们的新家去。”白人眼看事情已无法挽救，就恫吓说：“但愿你们这些人明白你们所干的事，”说完灰溜溜地走了。搬运工开始搬运家具，杨格一家人换上最好的衣服，信心十足地搬入新家。
作品鉴赏 由于长期以来美国社会上存在着种族歧视，美国黑人文学几百年来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黑人戏剧更是如此。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所谓“哈莱姆文艺复兴”,黑人诗人和小说家战胜重重困难，开始征服隔离他们的种族山，但戏剧比其他文艺形式更不易发展，因为里面牵涉到培养演员、建造剧场、招徕观众等问题，有许多困难在种族歧视的社会里是很难克服的。直到本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通过斗争，逐步改善了自己的处境，黑人戏剧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初步的繁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剧名取自美国黑人桂冠诗人兰斯顿·休士的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会有什么下场？ /它会不会干瘪枯萎，/象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这个剧本主要写白人的价值观对黑人社会的影响。杨格一家人各有各的梦想，母亲笃信宗教，女儿想当医生治病救人，儿子想发横财，这些梦想无不打有美国白人社会价值观的印记，但最后在民族自尊心的激励下，他们各自的梦想虽未能实现，却并不象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那样干瘪枯萎，而是信心十足地生活下去。汉斯伯雷作为黑人作家，她的政治立场是很坚定的。60年代黑人抗暴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1963年5月24日召集一些黑人知识分子讨论黑人问题，她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黑人是个“受伤害的民族，他们的处境并不象官方所粉饰的那样好”。1964年6月15日在纽约举办的《黑人革命和白人反扑》的辩论会上，她主张黑人有武装自卫的权利。当一个白人开明人士质问她所要求的究竟是种族合一还是推翻社会结构时，她毫不含糊地回答：“要使种族合一成为可能，推翻整个社会结构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在她的戏剧里，她并不象过去的进步黑人作家那样单纯地继承“抗议文学”的传统专写白人迫害黑人的罪恶行径，而是着眼于揭发白人的意识形态渗透到黑人头脑里后白人价值观对黑人民族的影响，从心理的角度描写普通黑人在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里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和应尽的新的责任。从汉斯伯雷的《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开始，美国黑人戏剧中出现一种新的倾向，就是把描写重点转向黑人家庭生活与黑人民族的内部矛盾上，黑人剧作家开始从单纯地抗议种族歧视与社会上的不公道转为以高超的艺术反映丰富多彩的黑人生活。在艺术上，本剧也有很高的造诣。林赛·帕特森在《黑人戏剧》 (1971)的序言中强调《太阳下的一颗葡萄干》是百老汇演出的所有戏剧中结构最完美的一出，认为它含义丰富，其中的一重意义是寻找和接受非洲传统。1959年5月号《主流》杂志的一篇剧评中除给剧本的思想内容以高度的评价外，肯定汉斯伯雷是“第一个能使自己的作品在百老汇上演的黑人女剧作家。这是历史。该剧由黑人导演。这也是历史。剧中登场人物除一个白人当配角外，全是黑人，由黑人演员扮演，这也是历史。”美国的一些大报如《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晚报》 、《纽约新闻》等在本剧公演后也纷纷发表评论赞扬，称它“有人情味”,“写真实的人”,“艺术上是成功的”。……确实，本剧在艺术上颇有独到之处： 结构完美，人物真实可信，对话隽永，富于幽默感，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