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保上东京》

这来保等二人，把礼物打在身边，急来到蔡府门首。旧时干事来了两遍，道路久熟。立在龙德街牌楼底下，探听府中消息。少顷，只见一个青衣人，慌慌打太师府中出来，往东去了。来保认的是杨提督府里亲随杨干办。待要叫住问他一声事情何如，因家主不曾吩咐招惹他，以此不言语，放过了他去了。迟了半日，两个走到府门前望着守门官深深唱了个喏：“动问一声，太师老爷在家不在？”那守门官道：“老爷不在家了，朝中议事未回。你问怎的？”来保又问道：“管家翟爷请出来，小人见见，有事禀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老爷出去了。”来保道：“且住。他不实说与我，一定问我要些东西。”于是袖中取出一两银子递与他。那官吏接了，便问：“你要见老爷，要见学士大爷？老爷便是大管家翟谦禀，大爷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禀，各有所掌。况老爷朝中未回，止有学士大爷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请出高管家来，有甚事引你禀见大爷，也是一般。”这来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杨爷府中，有事禀见。”官吏听了，不敢怠慢，进入府中。良久，只见高安出来。来保慌忙施礼，递上十两银子，说道：“小人是杨爷的亲，同杨干办一路来见老爷讨信。因后边吃饭来迟了一步，不想他先来见了，所以不曾赶上。”高安接了礼物，说道：“杨干办只刚才去了，老爷还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见见大爷罢。”一面把来保领到第二层大厅傍边，另一座仪门进去。坐北朝南三间敞厅，绿油栏杆，朱红牌额，石青填地，金字大书，天子御笔钦赐“学士琴堂”四字。

原来蔡京儿子蔡攸也是宠臣，现为祥和殿学士兼礼部尚书、提点太一宫使。来保在门外伺候。高安先入，说了出来，然后唤来保入见，当厅跪下。厅上垂着朱帘，蔡攸深衣软巾，坐于堂上，问道：“是那里来的？”来保禀道：“小人是杨爷的亲家陈洪的家人，同府中杨干办来禀见老爷讨信。不想杨干办先来见了，小人赶来后见。”因向怀中取出揭帖递上。蔡攸见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叫来保近前说道：“蔡老爷亦因言官论列，连日回避。阁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会问，都是右相李爷秉笔；你杨老爷的事，昨日内里消息出来，圣上宽恩，另有处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问罪。你还往到李爷那里说去。”来保只顾磕头道：“小的不认的李爷府中，望爷怜悯俯就，看家杨老爷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汉桥迤北高坡大门楼处，问声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名讳邦彦的，——你李爷，谁是不知道！也罢，我这里还差个人同你去。”即令祇候官呈过一缄，使了图书，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见李老爷，如此这般替他说。

那高安承应下了，同来保出了府门，叫了来旺，带着礼物，转过龙德街，径到天汉桥李邦彦门首。正值邦彦朝散才来家，穿大红绉纱袍，腰系玉带，送出一位公卿上轿而去。回到厅上，门吏禀报说：“学士蔡大爷差管家来见。”先叫高安进去，说了回话。然后唤来保、来旺进见，跪在厅台下。高安就在傍边递了蔡攸封缄，并礼物揭帖。来保下边就把礼物呈上。邦彦看了说道：“你蔡大爷分上，又是你杨老爷亲，我怎么好受此礼物？况你杨爷，昨日圣心回动，已没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参语甚重，一定问发几个。”即令堂候官取过昨日科中送的那几个名字与他瞧，上写着：“王黼名下书办官董昇，家人王廉，班头黄玉；杨戬名下坏事书办官卢虎，干办杨盛，府椽韩宗仁、赵弘道，班头刘成，亲党陈洪、西门庆、胡四等；皆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揆置本官，倚势害人；贪残无比，积弊如山，小民蹙额，市肆为之骚然！乞敕下法司，将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国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来保等见了，慌的只顾磕头，告道：“小人就是西门庆家人，望老爷开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则个！”高安又替他跪禀一次。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一面收上礼物去。邦彦打发来保等出来，就拿回帖回蔡学士，赏了高安、来保、来旺一封五十两银子。

【赏析】

花开两枝，先表一枝，是小说作者们最常用的艺术叙事手法。尤其是在一些长篇的叙事故事中，由于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交错，更是需要采用这种艺术手法来结构全书，使全篇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增加艺术魅力。

《金瓶梅词话》在叙述完“劾倒杨提督”以后，突然插入“招赘蒋竹山”一节，就是这种“花开两枝，先表一枝”的艺术手法。作者使用这一招，完全是出于全篇艺术结构上的需要。它不像《水浒传》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也可见它已从讲述体的小说结构逐步迈向叙述体的小说结构，已初步具有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风范。

故事又回到了西门庆身上。他在朝廷中的权贵出事以后，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提心吊胆，惟恐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事实也正是如此。从后来的李邦彦，也即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手上的名单看，西门庆和他的亲家等一干人犯十余人，因“揆置本官，倚势害人；贪残无比，积弊如山”而使“小民蹙额，市肆为之骚然”，皆为“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民愤极大。所以欲将他们“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国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特别是最后一句“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对西门庆等人来说，无不心惊肉跳，犹如巨雷轰顶一般。幸好西门庆未见到这份“判决书”，否则我相信他早已吓得屁滚尿流，恨不得地下有个洞，钻下去躲避这场灾难了。

然而，西门庆不愧是一个熟谙封建社会“潜规则”游戏的高手。他对朝中的政治了如指掌，摸得透透的，在预感到个人即将陷入的灭顶之灾后，以油滑+聪明的鹰犬本性已嗅到了这场灾祸，本能促使他要去灭火，把笼罩在头上的灾祸消弭，力保自己再次安度难关。他采取的措施是：让来保去东京办事！

“办事”在小说中出现，此语汇已和现代意义无异。他们所“办”的是何“事”呢？想来读者也已知晓，那就是：给朝廷中的大官们送礼。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行贿”。行贿以消灾，是封建官场的“潜规则”，西门庆自然心知肚明。这类政治游戏对他来说早已轻车熟路。只是为了消灾，这一次可要破财了。破财算什么？反正可以想法从别人那里再掠夺回来。只要“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就是倾家荡产了，只要保住了性命，我西门庆依然是好汉一条，东山再起，指日可待。派遣来保去东京办事，就是西门庆的救赎之策。

来保是何人？何以堪当此大任？小说没有很明确的交代。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有时，适当地营造一些模糊，也可收到意外的艺术效果。读者当然不难想象，他与西门庆的关系是“哥们”，铁得不能再铁了，否则西门庆怎可把如此重大、机密、关乎个人生死攸关的大事交给他去“办”呢？这一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却想，也许在西门庆看来，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派来保去东京办事，只是众多例行公事中的一次，完全用不到再三叮咛，反复择人——或许这只是我的庸人之见，但从这类描写的不经意处，我们也许可从小说中读出许多韵味来。

如果说西门庆是封建统治者豢养的鹰犬，那来保只是鹰犬的鹰犬而已。要说来保是何人，这就是他的定位。这条鹰犬带着来旺，一路晓行夜宿，来到了东京。凭着昔日的经验，来到了“久熟”的蔡府门前，可这回却吃了闭门羹。那个旧日熟悉的亲随杨干办，竟以“不言语”把他们晾在一边，而守门官居然在他们“迟了半日”的情况下，依然用冷面孔“迎接”他们。真是官大压死人，不要说求见蔡老爷了，连来保求见蔡府的翟管家也办不到，看来连宰相门前的两头石狮子也会欺侮人的了。只有等来保从“袖中取出一两银子递与他”，这位守门官才“不敢怠慢”，答应“进入府中”，请出管家高安。这时的来保很识相，也很机敏。小说描写他“慌忙施礼，递上十两银子”，才被允许引入内厅见到了蔡京的儿子蔡攸。这蔡攸也是在来保递上礼单，只见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以后，才对他说了实话，并叫高管家陪着来保同去见李邦彦。这次的礼物当然是少不了的。然而，李邦彦在门吏禀报后，只是“先叫高安进去”，而让来保他们在门外等着。等到问明情况，高安递上礼单，来保送上礼物后才取出那张“判决书”来，在上面把“西门庆”的名字大笔一挥，改成了莫须有的“贾庆”。

在这则小说的结尾，有三点极可注意：一是来保送的礼物。具体的数额作者始终没有说明，然而我们从李邦彦最后送五十两银子给高安和来保他们作为酬谢时，可知这次西门庆送礼的数额是巨大的。尽管作者仍然采取艺术上的模糊手法，给人留下悬疑，但这种引而不发的描写，是很聪明的，也极有艺术效果。记得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份礼单，把晋见的财物一一表明，以见贪官们的巨大贪欲，固然很有意义，然而如兰陵笑笑生的采用模糊笔法，自也不失为一种好手段。由此也可见艺术创作是不存在固定之模式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达到终极的艺术目的，各种艺术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一味地模仿和守成，乃是创作的大敌。二是李邦彦的形象塑造。这是个封建统治者中除皇帝以外的高层人物了。他在对待行贿者的礼物时，先是假惺惺的表示：“我怎么好受此礼物？”然而在“看了”礼单后，答应办事，并对礼物悉数照收。最后取出其中的五十两银子给高安和来保他们作为酬谢时，我认为这并非表示他的慷慨和大方，倒反而显出他的贪婪和狡诈。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他以此小恩小惠来封住行贿者的嘴，以免有朝一日在朝廷的尔虞我诈中失势后有可能因此而翻船。因为五十两银子，相对于西门庆所送的厚礼和已摄取的巨额财产来说，实在也算不了什么，犯不着为此而烦恼。再说，今日给他们一点小小的甜头，说不定还会调动起他们在以后再次为主子们行贿的积极性，放长线，钓大鱼，何乐而不为呢？三是封建司法制度的黑暗。一件重大的司法案件，在收到涉案人的贿礼后，居然可以把高度机密的“判决书”告知行贿者，并且擅改人犯姓名，利用字体的同形关系，把“西门庆”错作“贾庆”。如此一来，西门庆倒是逃过了一劫。如若社会上确有“贾庆”其人——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岂不就要草菅人命酿成冤案？话本小说《错斩崔宁》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这种危害。

这则小说是明代版的“贪腐受贿”图。这个制度下的统治者，上至当朝右相李邦彦、朝廷宠臣蔡攸，下迄地方豪吏西门庆以及他们的帮凶、管家等等，都在享受着人民的血汗，并且得到各种各样的庇护，继续着他们的飞黄腾达。黑暗、腐朽、没落等词，早已不足以准确表达封建社会的现实。而所有这一切的重重黑幕，作者写来，不徐不疾，用语平实，十分通俗。其实，正如恩格斯所说，封建社会早已烂透了，一切都烂透了。《金瓶梅词话》用文字所揭露的只是其中“烂透了”的冰山之一角而已。用平实笔，写大政治，正是《金瓶梅词话》的一种鲜明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