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文化发展的背景

五凉时期，河西文化有其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1) 西汉对河西地区的开拓经营
河西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受到汉代统治者的重视。汉武帝抗击匈奴，河西战场与代北战场遥相呼应，形成对匈奴的两面夹击，而控制河西，对割断羌胡，沟通西域，屏藩三辅，至关重要。于是开发河西成为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汉王朝抗击匈奴、收复河西后，先后在河西地区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又设置金城郡，并采取徙民实边的措施，在河西地区实行屯田。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汉书·昭帝纪》),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又采纳赵充国“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汉书·赵充国传》)的屯田之计，在金城郡屯田。这二次屯田对汉王朝经营河西，稳定局势，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西晋末，天下动乱，民间流行“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依柱观”的歌谣，也反映了河西地区具有强盛的实力。
(2) 河西偏安一隅
西汉末，“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率土遗黎才十二三”(《通典·历代盛衰户口》),东汉末，黄巾大起义与董卓之乱使“海内荒残，人口所存十无一二”,这些大动乱对中原经济破坏严重，但是河西之地却保持了相对的安定。由于窦融保据河西，王莽篡位以来“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河西重镇姑臧(今甘肃武威)号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后汉书·孔奋传》)。东汉后期，虽有中原大乱，也没有波及河西，河西地区秩序较为稳定。西晋末年，中原爆发了“八王之乱”,整个北方战火弥漫，军阀割据称雄，人民迁徙流亡。十六国时期，“五凉”控制下的河西地区却“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原先僻陋的河西地区，自两汉以来，未遭历次战乱的洗劫，局势长期稳定。
中原地区的士家大族也认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于是“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晋书·张轨传》),散亡在凉州者多达万余人。中原士庶大量涌入河西，为河西经济的发展，对保留中原文化并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正是河西局势的安定，为河西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具有了独特的环境优势。
(3) 五凉统治者崇儒重文
建立五凉政权的统治者大都重视文化教育，尊贤爱士。建立前凉的张氏父子保境安民，立学校，以教九郡胄子，置崇文祭酒，行乡射之礼，招贤纳士，讲学授徒，组织译经，传播佛教，为河西文化的日益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前凉灭亡后，河西地区虽然出现了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四方割据的复杂局面，但是这些政权的统治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文化教育。后凉的文化事业虽不景气，但吕光平西域后，将龟兹高增鸠摩罗什携至姑臧。吕氏虽不信佛，但罗什通阴阳术数，所言必验，引起吕氏父子敬重，使罗什名声远扬，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建立南凉的河西鲜卑族秃发氏也网罗、保护和重用河西士人，并将一批有德望、有才干的河西士人任命为重要官吏。而且南凉开办学校，以致后来“南凉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晋书·秃发傉檀载记》)。汉族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更是重视文化教育，思贤若渴，兴办学校，提倡儒学。西凉建立之初，就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晋书·李玄盛传》)。建立北凉的匈奴卢水胡沮渠蒙逊是“胡夷之杰”,父子二人热心文化，鼓励讲学授业，尊礼硕儒，招纳贤才，重视学术交流，遣使赴南朝宋，求取经史子集，并崇尚佛教，译经兴盛，开窟造像，使凉州成为佛教重地。由于五凉统治者崇儒重文，采取种种措施，使河西文化在西汉以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河西成为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
(4) 汉代文化是河西文化的积淀
河西地区自汉武帝建立四郡以来，许多汉族人民不断移居到这里，河西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吸收西域、中亚文化，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早在汉代，河西地区就出现了不少名垂史册的人物，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着书立说。东汉敦煌侯瑾着有《汉皇德记》三十卷，《侯瑾集》二卷。东汉名臣张奂是敦煌渊泉(今甘肃安西县)人，张奂着《尚书记难》二十余万言，张奂之子张芝、张昶并善草书，为后世称道。解放后，武威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礼仪》简牍、医药简牍等珍贵文物，这一切均表明汉代的河西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十六国时期的五凉文化除保留了一部分中原文化之外，主要还是在汉代河西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汉代的河西文化源于中原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西域和中亚的外来文化，还有当地的土着文化，这三部分文化经过融合发展，形成了河西文化(梁新民《五凉文化渊源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