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汪曾祺自选集

作者简介 (见“大淖记事”条)。
内容概要

岳阳楼记

岳阳楼值得一看。长江三胜，滕王阁、黄鹤楼都没有了，就剩下这座岳阳楼了。岳阳楼最初是唐开元中中书令张说所建，但在一般中国人印象里，它是滕子京所建的。滕子京之所以出名，是由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很少没有读过《岳阳楼记》的。《岳阳楼记》一开头就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虽然范记写得很清楚，滕子京不过是“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然而，大家不甚注意，总以为这是滕子京建的。岳阳楼和滕子京这个名字分不开了。滕子京一生做过什么事，大家不去理会，只知道他修建了岳阳楼，好像他这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滕子京因为岳阳楼而不朽，而岳阳楼又因为范仲淹的一记而不朽。若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岳阳楼，有那么多人对它向往。《岳阳楼记》通篇写得很好，而尤其为人传诵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可以这样说：岳阳楼是由于这两句名言而名闻天下的。这大概是滕子京始料所不久，亦为范仲淹始料所不及。这位“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范老子的事迹大家也多不甚了了，他流传后世的，除了几首词，最突出的，便是一篇《岳阳楼记》和《记》里的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哺育了很多后代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呜呼，立言的价值之重且大矣，可不慎哉！写这篇《记》的时候，范仲淹不在岳阳，他被贬在邓州，即今延安，而且听说他根本就没有到过岳阳，《记》中对岳阳楼四周景色的描写，完全出诸想象。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他没有到过岳阳，可是比许多久住岳阳的人看到的还要真切。岳阳的景色是想象的，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是久经考虑，出于胸臆的，真实的、深刻的。看来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思想。有了独特的思想，才能调动想象，才能把在别处所得到的印象概念集中起来。范仲淹虽可能没有看到过洞庭湖，但是他看到过很多巨浸大泽。他是吴县人，太湖是一定看过的。我很深疑他对洞庭湖的描写，有些是从太湖印象中借用过来的。现在的岳阳楼早已不是滕子京重修的了。这座楼烧掉了几次。据《巴陵县志》载：岳阳楼在明崇祯十二年毁于火，推官陶宗孔重建。清顺治十四年又毁于火，康熙二十二年由知府李遇时、知县赵士珩捐资重建。康熙二十七年又毁于火，直到乾隆五年由总督班第集资修复。因此范记所云“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已不可见。现在楼上刻在檀木屏上的《岳阳楼记》系张照所书，楼里的大部分楹联是到处写字的“道州何绍基”写的，张、何皆乾隆间人。但是人们还相信这是滕子京修的那座楼，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实在太深入人心了。也很可能，后来两次修复，都还保存了滕楼的旧样。九百多年前的规模格局，至今犹能得其仿佛，斯可贵矣。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过一个像岳阳楼这样的建筑。全楼为四柱、三层、盔顶的纯木结构。主楼三层，高十五米，中间以四根楠木巨柱从地到顶承荷全楼大部分重力，再用十二根宝柱作为内围，外围绕以十二根檐柱，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全楼纯用木料构成，逗缝对榫，没有一钉一铆，一块砖石。楼的结构精巧，但是看起来端庄浑厚，落落大方，没有搔首弄姿的小家气，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上很压得住，很有气魄。岳阳楼本身很美，尤其美的是它所占的地势。“滕王高阁临江渚”,看来和长江是有一段距离的。黄鹤楼在蛇山上，晴川历历，芳草萋萋，宜俯瞰，宜远眺，楼在江之上，江之外，江自江，楼自楼。岳阳楼则好像直接从洞庭湖里长出来的。楼在岳阳楼西门之上，城门口即是洞庭湖。伏在楼外女墙上，好像洞庭湖就在脚底，丢一个石子，就能听见水响。楼与湖是一整体。没有洞庭湖，岳阳楼不成其为岳阳楼；没有岳阳楼，洞庭湖也就不成其为洞庭湖了。站在岳阳楼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湖中帆船来往，渔歌互答，可以扬声与舟中人说话；同时又可远看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湖水，远近咸宜，皆可悦目。“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并非虚语。我们登岳阳楼那天下雨，游人不多。有三四级风，洞庭湖里的浪不大，没有起白花。本地人说不起白花的是“波”,起白花的是“涌”。“波”和 “涌”有这样的区别，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可以增加对于“洞庭波涌连天雪”的一点新的理解。夜读《岳阳楼新词选》。读多了，有千篇一律之感。最有气魄的还是孟浩然那一联，和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化大境界为小景，另辟蹊径。许棠因为《洞庭》一诗，当时号称“许洞庭”,但“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只是工巧而已。滕子京的《临江仙》把“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整句地搬了进来，未免过于省事！ 吕洞宾的绝句：“朝游岳鄂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很有点仙气，但我怀疑这是伪造的(清人陈玉垣《岳阳楼》诗有句云：“堪惜忠魂无处奠，却教羽客踞华楹”,他主张岳阳楼上当奉屈左徒为宗主，把楼上的吕洞宾的塑像请出去，我准备投他一票)。写得最美的，还是屈大夫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两句话，把洞庭湖就写完了！
作品鉴赏 汪曾祺的散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最核心的，是他的作品有深厚的感情，而这感情从不流露在文字的表面。他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他认为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他说他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他觉得他读过的某些散文带点感伤主义。因此，他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他的散文不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的闪烁着智慧的论著，也不像蒙田那样的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他的散文继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自珍的痕迹。汪曾祺认为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他说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然而，感情只是包涵在他的作品里，而不是直接表露在他的文字表层。《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篇包涵着对于自己老师的深厚感情的文字，其中所记叙的沈先生的事迹是很感人的，或者说所记叙的事迹之所以感人，是因为这些事迹里渗透了作者的感情。例如作品写沈先生对学生的关怀，上“创作课”总是夹着一大摞书来带给学生去参考，上“小学史”课就夹了好些纸卷，而这些纸卷是沈先生用毛笔为学生抄来的史料。例如作品写沈先生热情为学生向报刊推荐稿件，“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这些叙述中都包涵着很深的感情，但作者并不直接表露什么。汪曾祺对于沈先生后来从事文物研究的原因的描述是独到而深刻的，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作者虽然克制着感情的流露，却在感情上对于沈先生有很深的理解。他描述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有广博的知识，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劳动者的创造性，他对于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作者因此戏称沈先生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作者所要写的是沈先生与考古学的感情联系，这给他的散文带来很大的魅力。汪曾祺说他对于人类生活怀有朴素的信念，他认为人类与中国都是有希望的，他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但是，他的作品不是悲剧，他说他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说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在描述沈从文先生性格的时候，汪曾祺把一种非功利的人生描述得令人神往，这种人生的特点是：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永远不消沉，无机心，少俗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恐怕很能描述汪曾祺作品所追求的境界。汪曾祺的作品，乍一看知识性很强，进一步看很有可读性，很有魅力。《岳阳楼记》除了少许篇幅描写岳阳楼的盛景之外，可以说都是知识性的，介绍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著名散文《岳阳楼记》,介绍这个楼的修建历史等。接下来说当时范仲淹却不在岳阳，而被贬官在邓州，甚至于听说范仲淹根本就没有到过岳阳。于是，这篇散文自然引出想象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的议论。散文是那样引人入胜和富于魅力。可是，这个魅力来自何处呢？看来这里深层的动因只能是作者对于人世间事情的浓厚兴趣，痴迷的热爱，对于生活本身的执著，对于司空见惯的事物投以天真的孩子般的眼光。然而，尽管这样，一篇好的作品也不是随时可以产生的。作者的女儿曾经问他：“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他答“写不出来了”,因为一个人写一篇作品，是外在内在各种原因造成的，是有一定的机缘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汪曾祺的创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他的创作数量并不很大，然而可以说每一篇都有独特价值与探求，结构上也端庄浑厚，落落大方，没有搔首弄姿的小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