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灏 纸床

作者简介 江灏，女，1958年9月生于山东青岛市。1965年起在青岛读小学、中学。1975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6年在山东招远县应征入伍。1979年提干，1981年从济南军区145医院考入济南军区军医学校。1983年毕业后返原单位先后任护士、军医等职。1984年写了一篇名《微笑》的稿子，两个月后，被标为散文发表在济南军区《前卫报》副刊上。1985年5月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女大十八变》。1987年，散文《女护士》获全军建军六十周年征文奖。同年调入济南军区后勤部十分部宣传科任专职新闻干事。在完成大量的新闻、摄影稿件的同时，采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阳间、阳间》,先后发表在《报告文学》1987年7期和《花城》1988年5期。并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书。1988年又转写小说。中篇小说《纸床》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并获得《小说月报》第三届优秀作品百花奖。1988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同年转业到青岛出版局《公共关系导报》任编辑、记者。在工作和攻读学位的同时，又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我是谁》(青年文学1990年1期)《谢谢你常记得我》(天津文学1991年1期)《暮色》(时代文学1991年2期)。
作品概要 大年三十，向小米得知她女儿的白血球已经上升到28万还没有停止的意思。向小米知道女儿的白血病已不可能治愈了，她伤心的泪水不禁潸然而下。这天，正好下着大雪，虽然学校分了六斤馒头和四斤带鱼作为过年的年货，但她根本没有心思过这个年，她一心要解决的是要给女儿找到能放一张床的位置。因为她的住房太狭小了，只有七平方米。女儿现在已经16岁了，仍然和父母住在一张床上，成熟的女儿一直想单独有一张床，可是一直没能实现。就连女儿病危的时候，她仍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妈妈，我不要营养药，我只要一张床”。向小米很内疚，现在她无论如何也要给女儿解决这张床。她节衣缩食，用60元钱买了一坨对虾，同时写了一份要求分房的申请，冒着大雪要给主管分房的赵副局长送去。向小米和阿虎结婚的时候就是七平方米的住房。新婚床是一个单人床加一块木板搭成的，相当于正式双人床的四分之三。向小米虽然是模范教师，但她从小学教师升到中学任教的时候，仍然没有解决房子问题，学校仅仅告诉她研究研究。当时向小米一心扑在教学上，也没有精力去解决住房问题，夫妻二人和孩子就一直住在那张所谓的床上。为了让向小米睡得好一些，丈夫常常睡的很晚，还常常向左弯曲着身体，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的全部重量，结果落下了胳膊麻木的毛病。为了报考师范学院，丈夫不得不到学校里复习功课，甚至在那里住宿，向小米按照平面几何的想象安排房内的布局，仍无法腾出一块地面为女儿安一张床。女儿逐渐长大了，向小米担心女儿会发现大人之间的秘密，索性不与丈夫过夫妻生活。有一次，她和丈夫在地上偷情般地作了一次，结果还是被女儿发现了。丈夫觉得简直是无地自容，为此，丈夫得了人为的阳萎。生活的贫困，住房环境的恶劣，使女儿的发育很不正常。女儿得了白血病，医药费和营养费又加剧了生活的困难，但向小米决心倾家荡产也要治好女儿的病。可是房子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女儿最起码的要求——一张床——成了她巨大的心理负担。听说学校里买了5套房子，可向小米觉得自己是一个模范教师，不便先伸手要房。听说某某工厂正在盖职工住宅，那里也需要搞文学的，向小米的丈夫宁可丢掉自己的专业，借了100块钱买了一斤海参，找到那个工厂的厂长，要求到这个工厂工作。可这个厂长格外识货，隔着透明的包装纸，看到那一包海参不过是60个头的，便使劲地甩到门外。解决住房问题再次成为泡影。女儿的生理发育越来越受到疾病的影响。已经步入少女的女儿仍然没有月经，乳房也是平平的，有的发育良好的女孩子常拿她开玩笑，女儿感到很悲伤。女儿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有一张床。女儿有那么多的幻想，想象在自己的床上摆上小狗和小猫，在自己的床上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女儿这点儿小小的幻想，向小米夫妇仍无法实现。为此，夫妇间的矛盾也激化了。听说教育局又买了一部分房子，有名有姓的都有希望，但仍然没有向小米，丈夫向她吼叫了，“你是模范教师，应该去校长那儿问问，不能再放过这个机会了。”恰好这时校长有赖于向小米的帮助，说教育局的领导要观摹一部分教师的课，请向小米讲的好一些。向小米觉得自己很被校长看重，她希望校长能主动地谈谈房子问题，可校长却另有问题。原来，向小米有个学生外号叫疙瘩豆，智商低，学习差，可他的父亲却是个庸俗不堪的暴发户，企图用他的金钱承包向小米的知识，让向小米当他儿子的家庭教师，被向小米严辞拒绝了。而校长竟然认为她答应了这件事，批评她当家庭教师赚外块。向小米再也难以忍受这种不公的待遇，终于在女儿的病床前写了这份要求分房的申请，再提上这坨对虾，怀着一种屈辱感走进赵副局长家。不料，赵副局长家宾客盈门，都是要求分房的，所送的礼品数不胜数，能装300斤货物的冰柜都装不下。她这一小坨对虾根本就拿不出手。而赵副局长对她要求分房却很反感，说有人反映她当家庭教师赚外块的事，让她注意影响，并告诫她，模范教师不能带头争待遇。她感到委屈，终于发作了，她自己都感到吃惊，一贯斯文的她简直一个泼妇的形象，她把赵副局长的门摔得山响，头也不回地下了楼梯。她甚至后悔不如让那个暴发户承包下她的知识，挣了钱用高价租房，那样也会有女儿的一张床。转而她又为有这种卑劣的念头而羞愧起来。这个三十晚上，女儿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为了让女儿过好最后一个年，丈夫把女儿接到家里，夫妻俩在屋里搞了个天翻地覆，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到桌子上，非要给女儿折腾出一张床来，夫妻俩想把原来他们睡了20年的床一分为二，把一个完整的床给女儿，可女儿不忍心让父母为她的一张床操心，借口要用桌子而劝止了父母。这个桌子也仅有一个抽屉是属于女儿的，女儿在这个抽屉里拿出了一叠叠的奖状，最后拿出一个小纸包，躲在门后拆开来。原来是一件粉红色的小乳罩，她拿着小乳罩在胸前比划一阵，又悄悄放回抽屉。午夜后，女儿终于支撑不住倒在床上，倒在和爸爸妈妈共有的那张床上，眼睛注视着床下的父母睡去了，永远地睡去了……女儿火化以后，向小米拿出那份要求分房的申请，慢慢地、仔细地叠了起来，叠成了一架纸床，放在女儿骨灰盒的下面，女儿到了阴间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张床。
作品鉴赏 这是一篇凄苦悲凉的人生挽歌。从作品的第一句话开头，直到最后一句结尾，一位尚未成熟的少女步履艰难地走完了阴沉忧郁的生命之途，一直没能找到自己在人世间立足的位置，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仍然“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读来令人潸然泪下。小说中少女的人生之途并非由少女本身，而是由少女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为其走完的，这是这篇小说的独具匠心之处。如果浅尝辄止，也许会认为这是少女的母亲——模范教师向小米的悲剧。不错，这是她的悲剧。她一家三口住在只有七平方米的小屋里，为了回避渐渐长大的女儿耳目，具有古典美德的她甚至不得不扼杀人的最原始的欲望，以至造成丈夫人为的“阳萎”。女儿在郁闷的环境里，发育不全，以至患上白血病。她对父母唯一的要求就是有一张堪于独处的床。为了这一张床的位置，她夫妻二人东奔西走，求告无门。她的丈夫不得不放弃刚学到的专业而去“跳槽”,可又无钱买礼物当敲门砖。丈夫狠心借了100元钱买了一斤海参给接受单位的厂长送去，那厂长因为是“60个头的”而“使劲地摔出了门外”。她本人是模范教师，校长慷慨答应分房优先，却又必须经过局里“最后定盘子”,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以往的事实证明，公事公办成功的可能性极少，“现在的事都兴先打基础”,她知道，“基础与钞票同等价值”,于是，她又用了63元买回一坨对虾，怀着屈辱感走进赵副局长的家，才发现赵家宾客盈门，都是送礼要求分房的，赵家一个新的大冰柜足以冻300斤货物，赵妻仍觉不够，那位副局长不得不答应妻子“再想别的办法”,她的那一坨小对虾在琳瑯满目的礼物面前根本拿不出手去。而赵副局长根本无意分房给她，因为有位电工也想要房子，“不给房子就停电”。何况有人写信到局里，反映她给自己的学生当家庭教师，赚外块。赵副局长告诫她“要注意影响，模范教师不能带头争待遇”。这位副局长的官僚主义态度，使她终于心灰意冷。这位最听话、最斯文、最善良、最有爱心、最讲职业道德的女教师终于发怒了，“简直一个泼妇的形象”,她甚至后悔不如让那位庸俗不堪的 “倒爷”“承包了她的知识，挣了钱，高价租房也有了女儿的一张床”。转瞬，她又为自己产生这样卑劣的念头而羞愧……如果说这是悲剧，这确实是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特色的悲剧。在这方面，作者无疑获得了耐人寻味的成功。但这位女教师的悲剧是以其女儿的悲剧为依托的。如果说，教师的悲剧仅仅反映了社会的某个层面，那么，孩子的悲剧就具有更普遍的社会性。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使幼小的心灵和肌体都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作品在结尾的时候，少女的母亲用要求分房的申请书叠成一架纸床，放在了女儿骨灰盒的下面，这不但催人泪下，也给读者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思索。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吗？为什么还有如此这般的悲惨人生？作品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来说，也不是一篇小说所能回答的。作品只是以读者所比较熟悉的一个生活侧面，给严密的社会肌体割开一个小小的口子，剥离出有限的几根神经，让读者去梳理。读者在字里行间自会认识到，这个悲剧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肌体的坏死，而恰恰意味着整个社会肌体在发育过程中有待于输入新的养分。不可讳言，我们的社会经济还相当落后，正像一个贫穷而缺氧的人，没有资金去吮吸纯氧，必须长期地大口地吞咽已经污染的空气，在补充了氧气的同时也不可免地伤害了身体。党和政府在改变我国落后的经济面貌方面已经和正在作着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前所未有的成就，但面貌的彻底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尤其是社会分配的不合理，不但造成贫富失衡状态，也造成价值观念的蜕变和人际关系和恶化。这或许是造成这个悲剧的最现实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吧。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作者的意图或许是以这个少女和其母亲的悲剧，引起社会各阶层的警觉，这无疑带有警世作用，是无可非议的。但整个作品戚戚惨惨悲悲切切一路写来，几乎无一孔亮光，满足于读者以泪洗面，甚至与作品中的女教师一样心灰意冷，这不能不说是作品消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