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战争的由来

江浙战争是1924年秋发生在江苏实力派、直系军头齐燮元和浙江实力派、皖系余党卢永祥之间的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战争的结局不仅造成了江浙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皖系失去了最后的地盘，而且也使直系内部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孙传芳势力的兴起，成为直系集团后期最主要的支撑。因此，江浙战争在北洋时期的军阀战争中自有其重要意义，非一般地方军阀之争可比。
江浙战争的对立双方是齐燮元和卢永祥。齐燮元出身于北洋新军第六镇，一路升迁至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与吴佩孚和萧耀南同为直系中巡阅使级别的实力派大将，而且坐镇江南富庶之地，领有数省地盘，与直系中央的关系稍有疏离。卢永祥比齐燮元年长十八岁，在北洋军系中辈分甚老，清末已经当上了协统，“在北洋军人中，年龄历史，均居前辈地位，应与冯(国璋)、段(祺瑞)齐名，只因民二征蒙受挫，怏怏而归，遂致落后”^[1]。1919年，卢永祥出任浙江督军，在浙江多年经营，根基深厚。在皖系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失败后，卢永祥成为皖系仅存的保有地盘和军队的实力派大将。
齐燮元和卢永祥分别任职于江苏和浙江，地域相邻，经济相依，利害冲突自不可避免，“江浙军阀因地盘之冲突，双方秣马厉兵，已非一日”^[2],而引起他们之间矛盾激化的主要问题在于淞沪地区的归属。
淞沪地区一般指上海及其外围县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对外交往最重要的中心，从而也是重要的税源地，向为军阀所垂涎。就地理和行政管辖关系而言，淞沪地区归属于直系控制的江苏，但是，淞沪地区的实际主政者——淞沪护军使，却从袁世凯死后即为皖系军人把持(卢永祥即曾任淞沪护军使),他们自然听命于皖系中央，而对直系控制的苏省当局则不以为然，淞沪地区从而成为皖直在地方争夺的焦点之一。1919年8月，卢永祥接病逝的杨善德出任浙江督军，直系本想让第六师师长齐燮元接卢永祥职，但皖系却坚持由本系的第四师第八旅旅长何丰林接卢为淞沪护军使。为此，双方一直冲突不断，并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期间几至兵戎相见。只是因为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外国公使团对在上海打仗屡有警告，直、皖双方才被迫收手，达成和平协议，维持了淞沪地区的现状。
直皖战后，卢永祥在浙江提倡“自治”,与孙中山和奉系联手，成立“三角同盟”,力图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齐燮元在江苏实力渐增，势力坐大，对淞沪地盘抱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之心，与卢永祥形成矛盾冲突关系。反直“三角同盟”形成后，上海在卢永祥的荫庇下，成为反直活动的重要基地，各方势力都在此活动，更招致直系的不满。1923年6月，黎元洪被逼出走，曹锟贿选之声甚嚣尘上，卢永祥通电坚决反对，并出资运动反直议员移驻上海，另开国会，从而引发与直系的尖锐矛盾。齐燮元遂联络直督王承斌、闽督孙传芳、皖督马联甲、赣督蔡成勋等，图谋发起对浙战争，彻底解决与卢永祥的矛盾。江浙绅商闻之纷起反对，担心战火破坏江南富庶之地的经济社会生活，他们组成“苏浙和平协会”,奔走斡旋，反对战争。英、美、法、日公使也联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表示淞沪地方外人有重大利益，“若发生战争，此项利益势不免受无限之损失”;中国政府对此“有不能诿卸之责任”;“如中政府或该省长官，保全此项利益有不周之处，所有一切损失，中政府应担负完全责任”;否则，“当采用一切适宜方法，自行保护侨居上海及附近地方外人生命财产及其商务”^[3]。
直系内部对于卢永祥的态度并不一致。极力主张攻浙者主要是齐燮元，目的是夺得淞沪乃至江浙地盘，壮大自己的实力，“先取两浙，自建大功，而又成于吴氏(吴佩孚)取奉之前，以为驾吴而上之计”,成为东南各省的盟主，并可进而觊觎中央副总统位置。当时，吴佩孚和卢永祥都有出任副总统的传言，而齐燮元“对人表示，则副选一事为卢为吴，皆认为不宜，隐隐中有舍我其谁之意”。而吴佩孚对此实不以为然，反倒担心齐燮元的力量坐大后，成为自己的对手，所以，“齐欲去卢，吴则联卢，使齐攻浙之谋不得逞”^[4]。“不得吴之同意，不独齐不敢擅动干戈，即曹亦不能遽下命令”^[5]。因为直系内部意见不一，齐燮元不敢贸然行事，而且他对战争的准备也不周全，在各方斡旋下，遂与卢永祥达成妥协。1923年8月20日，江浙两省军民长官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张载阳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等签署《江浙和平公约》,规定“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在两省辖境毗连之处，如有军队换防之事，足以致人民之惊疑者，两省军事长官须避免之。其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对于外侨力任保护。凡租界内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一律避免之”^[6]。随后，江浙当局又在10月8日和12月6日与安徽、江西省当局签署了同样内容的公约，满天的战争风云总算暂时消退了。
虽然江浙两省暂时握手言和，但齐、卢双方的矛盾依旧，“齐、卢早积不相能，其所以未开战者，因双方预备未周”^[7]。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樑遇刺身亡，由谁接任再起纷争，齐燮元和何丰林都认为这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各自委派了接任者。为了解决淞沪之争，齐燮元还密电北京政府，要求调动何丰林的职务，并保举陈调元为淞沪护军使。但曹锟和吴佩孚都不主张此时对浙用兵，认为“现大局趋势，实以赶行收束西南各省为必要，对浙似应先之以和缓感情，继之以和平解决”;“不可衅自我开，遽生枝节”^[8]。事情遂以何丰林胜出而告段落。
齐燮元几次谋浙都未成，对吴佩孚满腹怨气。齐燮元转而在直系内部勾连保派，向曹锟陈词攻浙如何有利，既可得浙江大笔钱款，并且表示吴佩孚不同意其计划，实未悉真相，此时正可乘势解决浙江问题，以防其与奉粤结合。1924年1月，“苏齐请白宫(曹锟)下令讨卢，何曹电洛吴征求意见，吴复电不主用兵，曹颇为难”^[9]。3月，“洛坚执江浙不能开衅，齐力主中央下令讨浙，吴不能决，允回京请示”^[10]。在齐燮元的大力游说之下，保派极力向曹锟陈情，还向吴佩孚疏通，以攻浙成功后浙督及省长保荐洛派人物作为吴佩孚支持攻浙的交换条件。考虑到和曹锟、齐燮元及直系内部的关系，吴佩孚的态度已有松动，又因为自己“和皖”的主张未得皖系回应而失望，遂对攻浙事不再反对，取听之任之之态。直系内部的对浙方针渐趋一致，江浙之间的战云密布。
江浙战争发生在江浙两省之间，其导火线却源于并不与江浙两省直接相关的孙传芳入闽和福建局势的变化。
1923年4月，孙传芳出任福建军务督理，但闽省军队派系混杂，互不相属，直系的闽北护军使周荫人据延平，皖系的兴泉永护军使王永泉据泉州，第十混成旅旅长臧致平据厦门，李厚基旧部王献臣据汀州，还有其他各支部队分据省内各地，皖系军队残余还有不小的力量，王永泉以福建军务帮办的身份握有闽省实权。孙传芳虽为闽督，然其坐困省城福州一隅，发展空间有限，亟谋另外的出路。他先是“处心积虑，不能忘赣”^[11],但赣督蔡成勋对之存有警惕，且为同系，难以下手。孙传芳继而注意到浙江，一则其为皖系控制，便于在直系内部动员力量，一致对外；二则浙江为富庶之地，对孙传芳也有不小的吸引力。为此，他致电曹锟，提出“浙省反抗中央，已非一日，近更购械增兵，结合奉粤，待时而动，情迹昭然，失此不图，为患滋大”,并主动请缨，“躬率所部，自闽北进讨，以四省之兵力，共同迫卢，则其内讧立起，不出旬日，浙事自可戡定，使长江流域呵成一气”。曹锟令吴佩孚“酌核盼复”。吴态度谨慎，回以“为闽省计，应以先肃清厦门为是，遽议图浙，事实上亦非甚易，且东南大局，中外瞩目，由我开衅，是犯天下大不韪，而引起全国震动也”^[12]。不过，吴佩孚向视福建为进攻广东之跳板，此时他仍然企图实现“武力统一”之谋，便暗中支持孙传芳、周荫人合力驱逐王永泉，统一福建，使福建成为直系稳固的南进基地。
在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后，孙传芳着手准备在福建生事。1924年2月27日，孙传芳忽然将其督理职交王永泉代理，自己离开福州去延平，并令驻福州的部下卢香亭、李生春旅同时开动。一时间，孙传芳的动向颇引人关注。孙传芳离开福州，王永泉以为孙是图谋向外发展，不料留守福州的周荫人却突然发难，3月5日派兵将王永泉新购的枪械扣留^[13],并将护械的王部官兵缴械。孙军卢、李两旅也于行军途中得令回师福州。在直军的突然攻击下，王永泉措手不及，3月7日逃往泉州。周荫人则以王永泉“操纵闽局，罪大恶极，命将其新械扣留，以消隐患”,而他自己则“迫于公谊，既无法两全，只得挥泪会师，以期绥定闽疆，维护大局”^[14]。王永泉见大势已去，无意再行抵抗，12日将所部交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杨化昭统领，自己离开泉州转道厦门前往上海。随后，曹锟在3月17日下令免去王永泉本兼各职，4月8日任命周荫人为福建军务帮办。
王永泉虽然下野，与王关系密切的臧致平、杨化昭部还有实力，因此而为孙传芳、周荫人所嫉，成为他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4月中旬，臧、杨部队与孙、周部队在同安等地交战十余日，因实力不济，节节败退，弃守厦门、漳州等地，5月间经闽西退入江西。福建的其他派系部队在孙传芳、周荫人的军事压力下，亦基本就范，闽局初定。
臧致平、杨化昭部退入江西后，因江西为直系控制，不能久留，遂与同属皖系的浙督卢永祥互通声气，继续向浙江进军。直系担心臧、杨所部与卢永祥结合，壮大皖系力量，吴佩孚有令赣督蔡成勋，调兵对臧、杨所部围追堵截，但蔡成勋虽不愿臧、杨所部扰乱江西，也不愿闽军借此入境，有碍自己的地位，故对臧、杨所部“并无阻截”,却以防止臧、杨所部“回窜”为由，要求闽军和赣军分在闽赣边界布防，各守其境，被孙传芳指为“似有疏敌防我之意”,“意在阻止我军出境”^[15]。由于蔡成勋对臧、杨所部未穷追猛打，臧、杨所部突破赣军围堵，在6月初进入浙江境内，被改编为边防军，臧致平任总参议，杨化昭任司令，驻防闽浙边界。
臧致平、杨化昭部与浙江卢永祥部合流，不仅使久欲对浙动武的齐燮元找到动武的借口，即卢永祥收容臧、杨所部违反了《江浙和平公约》中防止客军入境的规定，而且使吴佩孚也大为不满，本来他还想说动卢永祥让步，遣散臧、杨所部，但卢永祥却答称：“臧、杨在闽，分属国军，闽、赣以十万之众，未能剪除，浙为自身安全计，为大局和平计，更无遣散之必要。”^[16]卢的态度更惹恼了吴佩孚，他认为“此两部军队不除，终必为皖、赣祸，令闽、皖、赣三省围击，勒尽缴械”^[17]。福建方面，王永泉出走后，周荫人接任军务帮办，与闽督孙传芳产生了新的矛盾。为了化解孙传芳和周荫人的矛盾，5月13日曹锟任命周荫人为闽督，改任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令其屯兵闽南，准备入粤，支持林虎、洪兆麟等部攻击孙中山，“激励奋发，迅图进行，为林、洪一张声势，则粤事自易奏功”^[18]。但孙传芳知道此举成败难言，并不热心，而在福建又不安于位，遂对攻浙十分热衷，以谋取浙江地盘。这样，齐燮元、孙传芳、周荫人在攻浙问题上达成一致，齐燮元意在淞沪，孙传芳意在浙江，周荫人可以避免与孙传芳争夺福建的地位。如时人所论：“孙传芳以闽督予周之后，无聊已极，亟思得一地盘，却好臧、杨情事发生，于是，于吴、齐两大之间，极力怂恿。而齐与卢恶感素深，已非一朝一夕，又难得闽孙首先犯难，愿为前驱，推波助澜，不谋而合。在洛吴早冀申涨势力于长江下游，无如东南和平，无机可乘。今有可乘之机，故对齐不惜以重兵为后援之举，使其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此次内容虽复杂，要之不外纵横捭阖，互有私心而已。”^[19]
自1924年中起始，江浙地区形势紧张，战云密布，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战争。当时齐燮元属下的苏军计有五个师六个混成旅，近四万人，另有皖督马联甲出兵三个旅，赣督蔡成勋出兵一个师，孙传芳出兵六个混成旅，约有2.5万余人。吴佩孚又调豫军、鲁军一部至江苏填防，鄂军一部候调，以补齐燮元兵力之不足^[20]。海军长江舰队和闽海舰队亦站在直方。卢永祥属下的浙军计有四个师二个旅及臧致平、杨化昭的边防军、何丰林的沪军等，约计6.6万人。就双方兵力的数量而言，江浙大体相当，“苏军有优点二，一则后援多，二则财政裕。闽、皖、赣既与齐取同一态度，而洛吴复为攻浙主动，则齐后援之多，自不待解说。至于财政方面，齐素有准备，江苏民政实际上即隶属于军政。频年以来，增加及吸取之军费实不在少。……至于军队方面，亦不无优点之可言，近来苏省军队多已更调，老弱均被淘汰净尽，……至齐之弱点只有一事，即少得南方舆论之同情”。反观浙江方面，地处直系各省的包围之中，与其盟友北方的奉系、南方的孙中山都远隔重重，“一则孤立无后援，二则财力不充。浙地理一面濒海，三面受人包围，军力粮饷须恃诸本省。粤省虽素有来往，然而自顾不暇；奉天虽利害相同，顾远水不就近火。本省精锐之师，在战争启初之时，固未必即弱于人，然若战事延长，则持久究非力所能逮。……至于其优点，则以浙省处包围形势之下，及上海向表示同情于南派，舆论较宁易得同情。军士战斗锐气或可较他方为强”^[21]。就实际论，江、浙两方各有短长，然就大势论，浙方在战略上似处于劣势。战前江浙两方都在调兵遣将，力图以己之长克敌之短。7月间，齐燮元电吴佩孚，讨论对浙问题，吴佩孚告，“分路同时动作，皖亦应附，可计日而决也”^[22]。8月下旬，“苏浙形势日亟，吴使飞电促孙馨远迅速出兵，免有被各个击破之虞。抚万函电交驰，仓皇矣”^[23]。皖系人物徐树铮、吴光新等以卢永祥胜败关系皖系实力存亡，“屡次密议，决定竭力援助浙卢”。他们在上海召集曲同丰、马良等皖系旧将会议，决定“各自暗中召集旧部，编练新军两师以备援助浙江”^[24]。战争的机器既已开动，则一发而不可止，中国最富庶发达的淞沪地区即将被笼罩在战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