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失陷

武汉保卫战应该怎样打法，湖北军政府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年轻的革命党人主张出击北进，而原来新军的一些军官却主张防守。这两种不同意见始终没有得到统一。结果攻既不力，守亦不固。从刘家庙到滠口，有一条窄长的隘路，四面是水，中间有三道铁路桥，京汉线就从桥上穿过。从汉口北上，或从滠口南进，都必须通过这三座桥梁，是军事上必争之地。18、19日的战斗中，革命军虽然两次打过了三道桥，却没有组织兵力乘胜追击，也没有在三道桥修筑巩固的防御工事。何锡蕃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然不敢贸然进攻，因此把防守线设在刘家庙附近^[1]。这样，一到夜间，清军就又过了三道桥。革命党人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要求继续进攻。敢死队副队长徐少斌自告奋勇，何锡藩就命谢元恺为司令，徐少斌为前卫司令，于10月22日率队挺进。徐少斌带领着十七个敢死队员冲过二道桥以北，清军没有还击。但到三道桥时，清军在桥北的机枪突然齐放。徐少斌当即中弹，落水阵亡。革命军又退回到原来阵地。
三道桥地区易守难攻。徐少斌牺牲的第二天，谢元恺率队攻击滠口。到三道桥时，遭到桥北清军机枪扫射。队伍在桥上成纵队形，既不能进，又不能展开，先后死二百余人，伤一百多人，第一营几乎全没。两次进攻失利，特别是徐少斌阵亡，使大家非常痛心。许多人对何锡蕃颇多责怪，认为他胆子太小，没有趁刘家庙的胜利继续进攻，贻误了戎机。指挥官何锡蕃也就引咎辞职。军政府于24日改派张景良任汉口指挥官。
张景良是原新军二十九标的标统，军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参谋部长。几天以前，他曾经装疯卖傻，抱住黎元洪哭闹，公然想劫持黎叛卖革命，当即被革命党人关押起来。这时他忽然伪装积极，表示愿以全家为质，到前线杀敌立功。虽然革命党人李翊东竭力反对，黎元洪还是让他担任了汉口指挥官。
张景良到达前线后，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既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而清军南下的兵力却不断增强，汉口的形势日益严重。
当时清军方面，北洋陆军是久经训练的老兵，装备有机关枪和野战炮，号称劲旅，还有海军强大炮火的配合，行动统一，指挥容易，在兵力上占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士气却是低落的。与此相反，革命军大多是没有训练的新兵，许多人连射击还没有学会，又只有射程短、爆炸力差的山炮，缺乏机关枪。但是革命士兵斗志昂扬，广大人民热烈拥护，特别是各省和湖北各县纷纷起义宣告独立，更是对武汉革命军的极大支持。因此，“虽屡接清军南下之报，一般军民均不畏死，并存轻视意，以为汉人而作汉奸，来此抗顺，如此贱种，即为全国唾弃，故大有灭此朝食之概”^[2]。湖北革命力量就是在全国革命高涨形势的鼓舞下，依靠这种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击着源源南下的优势清军。
10月27日黎明，清军以南下的第四镇混成七协、三协为前队，八协为预备队，自滠口向前进攻。行抵洋油厂西方，与革命军千余人相遇，双方展开战斗。
清军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优势。清军的榴弹炮对革命军威胁很大。驻泊在阳逻的清军舰队，在拂晓时趁革命军炮兵疏于警戒，偷入谌家矶。这时从侧面向革命军防御阵地猛烈开炮，使革命军伤亡五百多人。十一时半，战斗进入炽热阶段。清舰发炮击毁革命军粮台。在鏖战中的革命军战士忽见后方粮台起火，更加慌乱，从刘家庙退到大智门附近。
在上午的战斗中，何锡蕃、张廷辅负伤，炮队队长蔡德茂、敢死队长马荣先后阵亡。熊秉坤三次向张景良请援，张均置之不理。下午，张景良已不知去向。退到大智门的革命军凭借坚固的堡垒和巨炮抵御，清军攻势才中止。
当晚，各协统领和汉口军政分府在华洋宾馆楼上开会。公推胡瑛为临时总司令，胡以不熟悉军事为理由推辞。继推六协统领罗洪升，罗也不就。后黎元洪委派同盟会员、炮协统领姜明经为临时总指挥，姜因听说清军即将进攻，借故离去。
10月28日，清军调第六镇混成十一协炮队增援，以山炮猛力轰击，革命军以谢元恺为四协代理统领，指挥各军防御，双方炮队互击达三小时之久。正午，清兵蜂拥而至，谢元恺命令吹起冲锋号，革命军士兵端起刺刀，从掩体中一跃而出。在汉口观战的居正也带着卫兵呐喊向前。慑于革命军的威力，清军纷纷后退。革命军克复大智门车站，一直追到刘家庙。清军预备队以机枪猛烈射击，谢元恺阵亡。革命军退回至大智门，居正也被流弹击伤。这天参加战斗的还有测绘学堂学生组成的敢死队，一律背枪，手拿大刀，斜挂敢死队红带。出发时，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发现有一个很小的学生，不让他参加，双方争执，至于泪下。有的学生路过家门，只打声招呼：“我来汉口和满人打仗呀！”说完，推开家人，就英勇地冲上了前线。
将士们在壮烈地奋战，却始终不见指挥官张景良的踪迹。汉口军政分府派人在后城马路某旅馆找到了张，发现他竟然在跟清军张彪的正参谋刘锡麒密谈，当即把他们两人逮捕。詹大悲亲自审问，发现张景良早已通敌。詹大悲想把他们的供词报告黎元洪，又怕黎会从宽赦免，就自作决定，把他们枭首示众。
接连两日的恶战，使革命军伤亡了数千名战士，丧失了谢元恺、蔡德懋、马荣、李忠孝等许多优秀的指挥官。革命军退入市区，前线指挥无人，清军重兵入境，形势十分危急。正在这个时候，黄兴偕宋教仁等从上海到达武汉。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黄兴一直是孙中山在中国南部各地起义的组织者。保路运动兴起之后，他还曾准备去云南发动。直到10月2日，他在香港读到了谭人凤、朱敏仁的信件，才改变了主意。他写了一封信给远在加拿大的冯自由，内称：“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3]他要冯筹款援助，并转电孙中山，表示在接到冯的复电后将赶赴长江上游或赴南洋筹款。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五天，武昌起义爆发了。同月24日，黄兴到达上海。次日，和宋教仁、刘揆一、徐宗汉等改服换装，混杂在红十字救护队中，乘轮西上。28日午后到达武昌，和黎元洪会晤，力主坚守汉口、汉阳，等待各省响应。他毅然应承了指挥汉口军事的重任。
29日，军政府挑选了一千多名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青年学生随黄兴渡江。黎元洪还叫人做了两面一丈二尺的大旗，上书斗大“黄”字，由领队手执前进。黄兴到达汉口后，设司令部于满春茶园，命杨玺章、蔡济民等检点军队，仅得六千余人。
黄兴到汉的消息一传开，给正在苦战中的革命军以很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但这时，清军也已因袁世凯的出山而加强了力量。鉴于袁世凯拖延不出，20日，奕劻派徐世昌亲赴彰德和衰世凯密谈，袁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同日，袁世凯保荐王士珍襄办军务，要求清政府饬令冯国璋赶赴彰德，筹商布置。23日，袁世凯奏请清政府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27日，清政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这样，袁世凯攫取权力的要求便如愿以偿。29日，冯国璋到达汉口，接统第一军。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这时，清军兵力已达一万多人，而且配备了许多机枪和大炮，力量对比上大大地超过了革命军。在30日的战斗中，革命军第二协曾在歆生路一带取得了部分胜利，夺回先前失去的山炮四尊，子弹数十箱。但熊秉坤的第五协则因死伤过多，士兵不敢前进。黄兴挺身向前督战，也没有效果。不得已，下令退至满春茶园。追随熊秉坤的只剩下三四个马弁。这一天，清军开始放火烧城^[4]。
31日，革命军继续在市区中阻击敌人。敢死队等到敌人接近时，就骤起冲锋，奋勇杀敌。冯国璋看到革命军这样勇猛，继续下令纵火，火头达十多处。汉口最繁华的市街烟雾蔽天，成了一片火海。在大火中，革命军继续英勇抵抗。冯国璋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说：“匪炮向街市猛击，徒步匪人顽强抵抗，汉镇火愈猛，相持竟日。”“十一日黎明，西北风暴作，汉镇火愈烈，我军接续攻扫，节节巷战，每攻一段，冒火蹈险，又为匪暗击，艰苦不可言状。”^[5]他丧心病狂地宣称：“为了驱逐顽强的敌人”,“不惜将中国市区全部焚毁”^[6]。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湖北革命军的壮士们，就在烈火中坚持了三天三夜可歌可泣的战斗。
11月1日上午，汉口军政分府撤退。詹大悲、何海鸣等长期和孙武存在矛盾，不愿回武昌，便离汉口东下，企图去争取安徽革命党人吴春阳的支援。
同日，汉口失陷，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的大火一直延烧到11月4日，市区五分之一被毁。清军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清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在奏折中说：“十三日(11月3日)接南省各团体电称，汉口并附近一带地方，官军恣意残杀，惨及妇孺，焚烧街市，绵亘十余里，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人心愤激，达于极点。”^[7]清王朝在众怒下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要赔偿损失。

汉口战争形势图

当汉口危急的时候，胡瑛利用他和文学社的关系，召开秘密会议，声称汉口不守，应另谋出路。受胡瑛指使，负责守卫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竟在10月30日夜同王宪章等带领部队向湖南方面撤离。黎元洪致电湖南，以临阵脱逃罪将宋锡全逮捕处死，传首武昌；王宪章被关在牢里，经蒋翊武等力保获释。
詹大悲的东下和宋锡全、王宪章的南逃都加深了共进会和文学社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