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有了初步发展。其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可以从下面的两个统计图表中看出，
下面统计表中的数字和设立厂矿趋势图表明，1895年—1911年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十分明显的。1895年设厂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则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比1895年增长了330.9%。1895年—1911年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总的趋势是：1895年—1898年是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是在甲午战争后，创设新式企业有利可图以及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激励下出现的。1900年以后由于外资和外货的压迫，设厂出现低落现象。到1905年左右，由于日俄战争的关系，某些工业(如面粉工业)得到了一些发展的机会；特别是由于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在1904年—1908年间，又出现一个新的更大的高潮。但时间不长，又开始退落。

1895年—1911年历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及其指数^①[1]

历年设立的厂矿趋势图^①

由上可见，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在这段时期内，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伏不定的，波浪式前进的。但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的。
以上统计表中所反映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既包括民族资本企业，也包括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下面我们再把民族资本企业(即商办企业)和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分开，并和甲午战争前的情况相比较，由此来看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情况。见下表：

历年设厂数和资本额表^①[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首先，甲午战争后，各类企业设厂数和资本额都增加了。甲午战争前共设厂七十二家，资本额为二千零九十万七千元。甲午战争后，新设厂四百九十一家，资本额为一亿零八百五十五万六千元。
其次，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无论在设厂数或资本额方面，增加都比较快，而且占据了优势地位。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共设厂矿五十三家，资本额共四百七十万四千元，占资本总额的22%。甲午战争后，新设厂矿四百十六家，资本额为八千二百七十七万七千元，占资本总额的77%。
在上表中，我们是把官商合办的企业和官办企业合在一起计算的，官商合办企业实际上包括了三种形式：即官办招商集股、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三种形式的企业，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与官办企业等同。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商办性质。根据这种情况，将1895年—1911年所设厂矿企业的构成，列表如下：

历年所设厂矿企业统计^①[3]
1895年—1911年

从上表中可见，官办企业只有三十七家，官办招商集股、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与纯商办企业合计则为四百五十四家。资本额：官办企业为一千零七万八千元，占资本总额9.2%,商办及其他三种企业则为九千八百四十七万八千元，占90.8%,可见商办及带有商办性质的企业已占绝对优势。
此外，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可以从个别资本家的资本积累中得到一些反映。以买办出身的祝大椿为例，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他所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八个^[4],资本共达二百八十七万五千元，投资范围包括缫丝、纺纱、碾米、面粉、造纸、水电等部门。工厂有六个在上海，苏州、无锡各一个，雇佣工人共达四千余人。
再如，士绅出身的张謇，在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时，所办企业更多，资本积累更快。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早年中秀才，后出外谋生，在淮军统领吴长庆幕府办理公文。1885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中法战争后，鉴于“国势日蹙”,产生“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5]。1894年赴京会试，中进士，又殿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后，张目睹国事日非，虽科举成名，但不愿为官，认为应兴办教育与振兴实业，“为士今日，固宜如此”^[6]。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张謇兴办实业，得力于封建政府的支持，取得经营垄断特权，再加上其他优越条件，因此企业发展很快。从1899年开办第一个企业——南通大生纱厂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十余年间，陆续创办和参加投资的工、农、垦牧、航运等企业，共二十七个单位(其中自己创办的十八个，参加投资的九个)^[7]。资本额达九百多万元，企业资本积累十分迅速。以他创办的大生纱厂为例，最初资本六十九万九千元，到1911年资本积累为二百七十九万一千元，纱锭数由二万零三百五十锭，增加为六万六千七百锭；公积金累计六十三万五千元，账面盈利累计为三百五十三万三千元，这两项相当于大生纱厂最初创办时资本六十九万九千元的600%。张謇所办的其他企业，大部分都是在大生纱厂丰厚利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自己就说过，“周转之资，诚以大生厂公积款为母”^[8]。
此外，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官办企业在向商办企业方面转化。如1896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委员开办的中路久通矿务公司(即西村锑矿，在湖南益阳),试办数年，由梁端甫承顶，改为商办；1897年开办的木李坪锑矿(官办，湖南安化),后由华昌公司接办；1908年吉林盘石嘴铜矿，1910年由商人唐鉴章承办；1909年开办的湖北针钉厂，1911年因亏折，由侨商梁柄农承办等。
下面我们再从工业部门的分类考察一下这一时期(1895年—1911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
在四百一十六家商办企业中，纺织部门(包括轧花、纺织、织染、缫丝、呢绒、织麻等)占一百五十五家，资本额为二千七百三十三万六千元；其次是面粉工业三十九家，资本额七百零三万一千元；再次是榨油、火柴、卷烟等部门。重工业很少。燃料采掘、金属开采冶炼和金属加工三个部门一共只有三十九家，资本额九百六十三万六千元。这种情况说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这一时期中，虽然得到了发展，但发展的主要是一些轻工业，所以经济力量仍然是很薄弱的^[9]。
另外，从设厂地区看，这一时期的商办企业，主要集中在江浙、两广和两湖三个地区。江浙地区共新设厂一百四十八家；两广地区七十一家；两湖地区三十二家，三地区共设厂二百五十一家。占商办企业总数四百十六家的一半以上^[10]。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发生的经济基础。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活动，其中心之所以在江浙、两广和两湖地区，就是与这三个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