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编

[原文](节选)

前卷一

将

兵，危事也； 战，死道也。胜负可听於自然耶？夫斗胜负於死生之㘯者， 谓之战；知其必胜而后战者， 谓之谋。伐谋者孙子谓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为次下。
孙子注曰：必死可杀，勇而无谋期必於死斗者，则可以设奇伏诱而杀之。如，梁成轻进，为刘牢之所杀是也：必生可虏，临阵畏怯期必於生全者，则可以袭而虏之。如，晋与楚战，赵婴齐具舟於河欲败而先济，此等岂不可袭而虏之乎；忿速可侮，性之刚忿急速者，则可以陵侮而致之来以败之。如，楚将子玉刚忿，晋人执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从晋师遂为所败是也；廉洁可辱，性之廉洁者可设计诟辱之，辱之必致其怒而轻出，则当因而击之。若吴起节廉而中公叔仲之计是也；爱民可烦，性之仁慈爱人者，惟恐杀伤士众，可出奇烦而扰之也。若蜀先主恋民而几为曹操追及是也。

士

北征录曰： 高祖以范增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鸡鸣狗盗之徒而保其躯，韩信驱市人而破赵王，霸募市中人而败王郎，是皆招军取士不拘於一门，兼收并蓄不苟于一节故。随所寓以用人，随所用以成事，使在彼无弃材，在我无遗用也。
李筌曰：有深沉谋虑出人意表者，名日智囊之士；有辞纵理横飞箱捭阖，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名日辩说之士；有得敌国君臣门闾请竭之术者，名曰间谍之士；有知山泉水井次舍道路迂直者，名曰乡导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变谲诡者，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贯重铠戈矛剑钺便於利用，陆搏犀凶水摄元龟，挑身捕虏擎旗摭鼓者，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马左右超忽，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无形迹者，名曰矫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负三百六十斤行五十步者，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运三式多言天道，谲说阴阳者，名曰伎术之士。

令

发号施令，预先决定，不可临时反复，进退不定，使三军惑乱，进战无功。

前卷二

战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 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后卷一

诡 道

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尚诈。
[鉴赏]
《武编》,明代唐顺之撰。唐顺之，生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江苏武进人。嘉庆八年进士，曾率兵泛海捍御倭寇。因抗倭有功，官至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府。荆川一生著述甚富，“其大者为四编：曰左、曰右、曰文、曰稗。……又有《武编》也”(《武编·序》)。《武编》在唐顺之生前并未刻行，著名学者焦竑得其手稿，于万历末年与后金战兴之际，交付武林出版家徐象云刻印。焦竑得到的已非完整手稿，故书中时有缺页。
该书属于军事类书性著作。正如《武编·序》所说，它“贯穿《七书》、包络《通典》、出入《百将传》、《纪效新书》等，集通古今该细大军旅之事，亦云‘备’矣。”全书分前、后两集，共12卷。前集6卷，对将、士、制、练、令等54个有关军事理论及战略战术问题，引征古代兵法及前人的理论进行阐述；后集6卷，将明代以前的战争事例分为料敌、抚士、信、勇、严、赏等胪列论述。书前有“吴用先叙”、“姚文蔚序”、“郭一鹗弁首”及“郎文唤题词”。
前集，可称之为该书的理论篇。引征古代兵法和前人的理论展开阐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第一卷从将、士、制、练、令始，及至料、觇、间、明、疑、诡止，分成十一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将”列集首，是因为将帅“操两国之死生，司三军之性命。吾之安危，系社稷之存亡；吾之忧乐，系生灵之休戚。”战争是生与死的搏斗，“兵，危事也；战，死道也”,作为将帅应当“重命恤死”,因此“自今宜令戒饬将帅，无轻生而深入，无易敌而挑战，以沉厚不挠为法，以玩忽轻举为戒。”而作者的论述并未就此却步，对军队处在“兵势不敌堕於重围，庙算莫施陷於重地”的情况下，提出“当是之时，将束手以就擒耶？将忘命以死战耶吁”的问题，以“郭倬不死於符离而死於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囹圄”为例，得出“是皆不死其所当死，终或死其所不当死，抑又可为将帅幸生之戒”的新观点，这与前人“兵家固有贵死贱生之说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将帅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兵家固有好死恶生之说矣，然论士卒而不论将帅也”的传统意识提出了挑战。可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观点要算是“官兵一致”的雏型。《武编》后集，可称之为该书的战例篇。撰者唐顺之在胪列古代战例时，同样没有忘记阐发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
以上可见，《武编》不仅能作为我们今天引征查检的军事百科全书，而且具有一定的军事学术研究价值。